《人世间》里，骆士宾之死，意味着小说里的最核心的情节线索，划上了句号。

抽离掉《人世间》里的社会环境、时代氛围及人际关系的描写，其实整个小说的主体故事链条，就是秉昆、骆士宾、涂志强、水自流这四个男人与郑娟这一个女人之间的纠葛。

这种犬牙交错的关系，如果在一个通俗小说里，可以说是一个俗不可耐的设置。

很少有严肃文学把这样的复杂的男女关系，作为小说里的情节动力。

梁晓声的高明之处，就是用了一个通俗小说或者叫庸俗小说的套路与框架，来勾连起整个小说的“纲”。

有了郑娟为核心的情节之“纲”，才能把《人世间》的整个小说的庞大社会揭示给“纲举目张”地提拎出来，提举起来。

所以有了这个拍案惊奇的传奇情节，《人世间》在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充分利用了这个核心故事情节的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跌宕起伏的各种媚俗、庸俗、低俗的属性，把《人世间》的前半段的故事，打造得环环相扣，步步紧逼，煞有介事。

但是，要知道，由骆士宾所导致的混沌与混乱，并不能贯穿整个小说的全部篇章。

所以，要在必要的时点，把骆士宾给处理死掉了。

所以，在《人世间》原著的中部的最后一章中，描写秉昆与骆士宾围绕争夺楠楠的归宿，进行了一番拳脚较量。

这个时间段是在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

梁晓声把这个搏斗的时间点放在这样的时间段，也大有深意。

这样可以回避掉这一年的敏感时段的人物处境的描写。

发生骆士宾坠落事件之后，小说就直接跳过了整个九十年代，梁晓声也在这一过程中，跳过了那一个艰难时段的描写。

所以，骆士宾坠楼，从小说的内在结构来看，必须把这一个人物置于死地，才能终结小说里的前半段的拍案惊奇故事的虚假色彩，另一方面从小说的创作动机来看，梁晓声也需要借助于秉昆关进监狱，回避掉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直到延伸到整个九十年代的敏感时段的文学描写。

无论是从思想层面，还是从小说的技术层面来看，骆士宾与秉昆在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的你死我活的搏斗，都有着梁晓声的深思熟虑的安排。

改成电视剧之后，编剧把这一段交锋的时间，后延到1993年。

而且电视剧也擅自改变了骆士宾与秉昆动手的前因。在原著中，秉昆与骆士宾之间的冲突箭在弦上，没有转圜的余地。

因为原著里，描写到骆士宾已经抢走了楠楠，触碰了秉昆的底线，他面临着失去儿子的巨大危机，所以，他才不顾一切地追着骆士宾，企图拼死一搏，要回自己的儿子。

秉昆根据水自流提供的信息，来到了一座“七十年代建的二层小楼”。

秉昆在这里的二楼上发现了骆士宾。

这座小楼正在进行改造，危机四伏。

秉昆与骆士宾见面之后，就追问楠楠去了哪儿。

一语不合，两个人扭打起来。

秉昆在自己的情感面临着生死存亡之际，热血上涌，“双手抓住骆士宾的左右肩，几乎把他平地提了起来，一甩，骆士宾的身体靠在了护栏上。”

这道护栏刚刚刷过红漆，受到他们身体的共同挤压，突然倒了，两个人都从二楼掉了下去。

这一后果，就是骆士宾摔成重伤，一年后不治身亡。

可以说，这一个坠楼事件，也让小说前半部分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情节，以快刀斩乱麻的节奏，按下了休止符。

所以说，这个坠楼事件，如有天助，甄别着是与非、正与邪、善与恶，把代表着资本丑陋与丑恶的骆士宾判决了道德层面上的死刑。

这种通过偶发的暴力事件，来宣告一个邪恶力量的死亡，只能在小说里活得很滋润，而现实却很骨感。

梁晓声只能在他的封闭的小说圈里完成对邪恶力量的正义的宣判。正如中国传统文化里张扬的理念一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不虚，报应不爽。

不管怎么说，坠楼事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与手腕，它是一个偶发的事故，但却蕴含着正义的内质。试想一下，如果在坠楼过程中，是秉昆重伤不治，骆士宾安然无恙，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坠楼事件这种设定，只是小说家无奈的选择。当正义无法渗透到每一个生活的层面，那么，“黑暗中的公正”便成为解决困扰的首选。

坠楼事件，正如同一个“黑暗中的公正”的力量一样，它是借助于地球的吸引力，完成了对一个道德命题的终结选择。

在《人世间》里，坠楼事件发生后，一切的道德审判，都宣告终结。《人世间》的故事，也在此停止了纠缠与纠结。之后《人世间》里的故事，都是生活的轨迹在自行地运行。

这样看来，坠楼事件，实在是梁晓声的救命稻草，也是小说里核心故事乱麻的终点。

而在另一个场合下，坠楼事件，还能开启一个故事的动力起点。

就这么神奇。同样的情节设置，一个是如同《人世间》里这般的切割过去，开创未来，而在另一个情境下，却能开启一个新的心灵沟通篇章。

这个以坠楼为起点的小说构造，可以例举梁晓声的剧本体小说《知青》。

这部小说也曾经改编成电视剧播映过，但受众显然没有《人世间》这么追捧的基数庞大。

这主要原因，是《知青》里的情节，很多都是梁晓声之前的知青小说的拼盘。

如在《知青》里，就直接移用了之前他早期在知青小说时期所写的《非礼节性访问》、《鹿心血》的内容。

这也是梁晓声的小说里充斥着雷同的情节与描写的原因。如《年轮》中，就是之前他所写的《父亲》、《母亲》等短篇小说甚至包括长篇小说《雪城》某些段落的聚合版。

《知青》可以说也是一部知青生活的编年史，基本也是属于流水账的情节交代，如果没有一个贯穿全书的矛盾的缔结与纾解，那么，整个小说便提拎不起来，成为一盘散沙的状态。

因此，为了凝固起《知青》中的情节元素，梁晓声同样使用了“坠楼模式”，从而使整部小说，有了一个主要的情节链条。

《知青》里的“坠楼模式”与《人世间》的同一模式，结构上是相同的，但是用处不同。《人世间》里将“坠楼模式”放在终结位置处，了结前面的所有纠缠、纠结与纠葛。《知青》中的“坠楼模式”，放置在开端，制造了梁子，整个小说的后面的情节发展，是这个疙瘩的逐步解开，化干戈为玉帛。

《知青》采用的“坠楼模式”如下：

小说里的哈尔滨知青孙敬文、齐勇家靠在一起，鸡犬之声相闻，矛盾也由此生发。

有一天，齐勇的弟弟与孙敬文的哥哥，屋顶上为争夺一只外来的鸽子，发生了争吵。

争吵升级，小说里写道：“齐勇的弟弟朝孙敬文的哥哥脸上打了一拳，而孙敬文的哥哥双手将齐勇的弟弟往护栏一推……”

接下来，与《人世间》里的情节走向基本就是一致了。

《知青》里写道：“哪知那二层老楼露天阳台的木头护栏早已朽坏。齐勇的弟弟一个没站稳，撞断阳台护栏，从阳台上跌了下去……”

《人世间》里是这样写的：“那道刚刚刷过红漆的护栏，受到他们身体的共同挤压，突然倒了，两人都从二楼掉了下去。”

《人世间》里导致骆士宾重伤，成了植物人，一年之后去世。

在《知青》里，齐勇的弟弟当场死去，孙敬文的哥哥被判刑做牢。

孙敬文与姐姐孙曼玲

这两个类似的“坠楼模式”都有着相似的内在肌理与动机：

1、双方的仇恨从心理层面，升级到行动层面，发生了肢体冲突。

2、肢体冲突是暴力行动，是一种怒火的发泄形式，并没有置地方于死地的动机，所以，不构成死罪。

3、最终造成的死亡，是由于地球吸引力与护栏不牢靠的缘故。

所以说，“坠楼模式”带来的效果是，完成了内心里的仇恨升级，但是，又没有罪恶。论“谁之罪”的话，罪在地球吸引力与护栏太脆弱。

这样，这种“坠楼模式”不具备杀人动机，任何一方，都不至于受到极刑。所以，《人世间》里秉昆除掉了争夺儿子的对手，而自己判了几年刑，还是物超所值，最终走出监狱，复归现实生活，一身清白，没有任何刑事犯的阴影与罪责，继续自己的平凡的人生。“坠楼模式”的好处就在这里。

更大的好处，在《知青》中凸显无疑。齐勇与孙敬文之间似乎有了不共戴天的仇恨，但是，“坠楼模式”里没有杀人动机，所以，齐勇与孙敬文后来一起下放到黑龙江建设兵团，从开始的乌眼鸡般的对立，到日后化解矛盾，建立了友谊。

齐勇

《知青》中没有止步这种恩怨的释去，更深入一步，描写了孙敬文的姐姐还与齐勇坠入了爱河，过去的仇怨之家，一反常态地建立起了亲家的关系。

这样，“坠楼模式”在《知青》里对人物的矛盾关系促成了一个逆转的巨变，让原来平淡无奇的生活走向具备了欧亨利式的浮动与起伏。

由此，可以看出，梁晓声用“坠楼模式”一女两嫁，一菜二用，分别在《知青》与《人世间》中，用于情节的铺垫与终结两个不同的位置，打造了小说的情节主脉线，但都是借助于“坠楼模式”里蕴含着的天然的脱罪好处，完成了情节的顺风顺水，天造地设。

这里，或许就体现出小说看似波澜不惊，却可以在“于无声处”折射出编创者的匠心独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