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社会关系的物化腐蚀着关怀的道德理想。本文讨论了关怀与机会平等、权力的关系，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理解关怀的公共意义。
关怀不仅仅是年老体弱者需要关心的问题，每个人都需要关怀。——琼·特朗托（Joan Tronto）
关怀与机会平等
女权主义者多年来一直认为，关怀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乔迪·海曼（Jody Heymann）的论点是对这场辩论的一个有益的补充。然而，仅仅期望关怀的价值符合公正和平等的自由主义原则是有局限性的。
海曼认为，机会平等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分担照顾家庭的时间。如果能够更合理地安排关怀时间，那么孩子将有更多的机会专注于学业，年迈的家属能够获得足够的关注，同时也能提高父母的工作生产力，从而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好。
但这种说法存在一个基本的缺陷：只要关怀实践在竞争激烈、“赢家通吃”的社会框架中仍然是一种从属活动和价值，那么在家庭中提供优质关怀就无法为个人实现机会平等。看到了这一缺陷，我们需要从个人层面到社会层面思考替代方案。
通常除了涉及亲密关系和个人关心的情况，我们很少会用术语来描述“关怀”。因此，我们往往将这种价值转化为现有的家庭关怀模式。当我们关心他人时，我们并不会考虑到社会层面，而是更关注我们亲密朋友及其具体和特殊的需求。
关怀首先由家庭来满足，因为越是与被关怀者有直接的接触，越是能了解其需求，从而给予其恰当的关怀。比如，在充满竞争的社会里，父母要培养好自己的孩子就意味着要确保他们在与其他孩子竞争时具备优势。具体而言，尽管父母可能抽象地认可机会平等的原则，但在为孩子争取特权和优势的过程中，“关怀”最能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日常行为中。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普及公共教育等价值在影响孩子未来可能性方面的作用就会失去说服力。这个例子表明，当将关怀嵌入到另一个价值观框架中时，它不一定会朝着进步的方向。
关怀与权力
让我们从个人层面转向社会层面，来深入探讨关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承认关怀是有价值的，但是判断一个群体在社会中的权力之一就是看他们是否能迫使其他人为他们工作。因此，关怀义务的分配方式反映了社会权力的分配。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传统社会，也塑造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后工业不同时期阶段关怀工作的转变。
随着生产性工作的日益公共化，关怀的私有化也反映了不同群体相对社会权力的分配，使得部分群体的贡献得到更高的评价和认可。然而，社会上相对更有权势的人在看到他们的关怀需求在对他们有利的条件下得到满足时，他们往往会牺牲那些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人的关怀需求来获取更大的利益。
不仅如此，更有权力的人还可以将关怀义务转嫁给其他人：男性对女性，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自由人对奴隶。因为关怀工作本身往往要求很高且缺乏灵活性，而且并非所有工作都富有成效。然而，关怀不应只是某一个性别的事情，一个公正的社会不应要求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进一步牺牲自身利益去关怀他人，由于整个社会都会从关怀者的工作中受益，关怀者的代价应由所有受益者来承担。
关怀者也许能认识到关怀的内在价值，但它不太适合重视创新和财富积累的社会。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对于关怀需求的理想化，就能看出海曼所描述的一些关怀工作的不平等现象。这种情况产生了一种假设，即“职业人士”只关心他们自己，只想要为自己的家庭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并且只关心那些依赖于他人或体弱多病的人。
但实际上，自给自足养家糊口的模式是一种欺骗。即使成年人可能不需要专业照顾者的帮助，他们仍然会使用大量家政服务来维持他们忙碌的生活。
在美国社会，越是精英人士，就越是依赖他人来满足自己的基本关怀需求，包括提供所需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比如那些拥有灵活工作时间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在学校表现出色的原因可能就是为孩子提供了附加的“关怀”服务。
这样一来，私人家庭的“关怀”意识形态掩盖了贫富差距的根源，让这个问题更加棘手。而且这种劳动力是社会中报酬最差、组织最不健全的。因此，海曼称这种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也是一种关怀差距。
关怀的价值：Care for all
关怀对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代际社会的再生产是必要的，值得公众的考虑和支持。毫无疑问，乔迪·海曼所证明的是，我们社会中不太富裕的人拥有更少的资源，无法满足他们的关怀需求。除此之外，他们还面临着其他问题和生活负担。长远来看，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认识到每个人都需要关怀，而不仅仅是年轻人、老年人和体弱多病的人。
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The Father）剧照
现代社会人们拼命赚钱的原因之一是为家庭提供更多他们认为是必需品的东西。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关怀者是需要社会培育的。如果我们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使人们不再需要相互竞争以确保基本需求得到充分满足，那么变革才能真正发生，增加人们未来去做出关怀实践的潜在可能性。
往更积极的方面想，当社会不再把关怀看作是一种私人利益，而是一种更广泛的公共价值时，关怀的理想才能照进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