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就在他强撑病体立于船头与众人告别之际，新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将军望着凛冽寒风中倍显孤单的老帅，不禁怆然感叹。

“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呵！”

从那之后，一代战神刘伯承过上了在京赋闲的生活，数十年兵戎生涯正式落下帷幕。

在新中国开国元帅中，世人常以为第一位在和平年代受到错误批判与罢官的人是彭德怀，直到中央档案馆在2006年6月对部分中央高层领导档案进行解密后才发现，先于彭德怀受到不公待遇的居然是刘伯承。

要说当年这位在解放后一心发展我国军事教育事业的老帅，挂印罢官到底为何？笔者将在本文一一道来。

1950年，党中央准备任命刘伯承出任我军总参谋长被他婉拒，与此同时，在他的申请下，党中央同意他筹建军事院校的请求，也算圆了刘伯承多年的夙愿。

同年11月30日，移交西南工作后，他奉命来到南京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并出任院长一职。

1956年1月，南京军事学院迎来建校5周年校庆，学院也由草创之初的4个系发展为12个系，毛主席在陈毅、罗瑞卿等中央领导陪同下进行视察并给出高度评价。

此后不久，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世界轰动，毛主席也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

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要求全党上下要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对待马列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接到通知后，刘伯承不由地感到担心和不安，先后3次从北京致信南京，向学院党委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

“我们学校5年多来，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反主观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不要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我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之所以刘伯承会有如此反应，原因就在于建国初期我国实行的全盘苏化理念，尤其是军事学院建设方面，不但聘请了苏联军事顾问，就连日常课程以及训练安排都几乎是一比一照搬苏联。

10月，就在他返校主持召开学院座谈会后，一些不理解学院严苛考试制度的学员开始越级上告，在写给党中央的控诉信中直接声称刘伯承摧残那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

对此，中央军委自然是极为重视的，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取得毛主席同意后，于1957年2月派出12人工作组进驻军事学院。

在12人工作组中，张震和贾若愚为一组展开调查走访，两人明确取得共识，军事学院的日常工作并不存在教条主义，可调查组最终递交中央军委的报告却震惊了所有人。

报告重点提及军事学院日常教学工作中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尤其在教学内容选择方面，与我军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还有很多学员已经明显感到反教条主义的刻不容缓，可院党委对此仍旧处于观望状态。

可想而知，如此定调之下，刘伯承作为军事学院重要领导人的难辞其咎，彭德怀也因此一锤定音。

“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

不光如此，毛主席当年也对此事进行了严肃批评，对此，刘伯承爱将杨勇趁着去北京开会，特地来到毛主席面前据理力争。

“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因此，学院借鉴苏联经验是多了些！”

此外，杨勇还列举了刘伯承在办校期间始终坚持“以我为主”教育方针的诸多举措，对此，毛主席并没有反驳什么。

此后的日子里，刘伯承依旧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身体情况也变得不尽人意，直到1957年8月，他致信毛主席和彭德怀，呈请免去自己军事学院的本职工作。

面对刘伯承的罢官请求，中央军委很快批准，又任命廖汉生接任院长、钟期光接任政委，可这场风波到此远远没有结束。

1958年5月，林彪身居高位后将反对军队工作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高潮，刘伯承再度成为众矢之的。

可悲的是，正是这场斗争给新中国成立后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莫须有罪名将人打成“反党集团”的风气开了坏头，而刘伯承以及萧克等开国将领们也成了首当其冲的存在，就连彭德怀也在此后遭到了致命打击。

1958年7月10日，想要保护无辜同志的刘伯承拖着病体在中南海怀仁堂做了公开检讨，可他的好心好意却未能遏制住这场愈演愈烈的反教条主义斗争，老帅已然竭尽全力。

如此，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那一幕，直到1986年病逝，党中央才为刘伯承受到的不公待遇彻底平反，而这也才是一代战神刘伯承的真实罢官始末。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为过往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同志进行彻底平反，至此，一个时代的悲剧终于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