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诞生之初，为了稳固新生政权，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旗帜插遍全国，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解放台湾的任务被我军视为首要战略目标。然而，国家的国防布局在那个时期呈现出南重北轻的特点，广袤的东北地区，作为历史悠久的解放区，且紧邻苏联，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战略上的坚固后盾。在这片土地上，仅驻扎着第42军，他们肩负着屯垦建设的重任，而兵力配置则显得相对薄弱。
当朝鲜战争的烽火骤然燃起，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深邃的洞察力和未雨绸缪的智慧，果断决定推迟解放台湾的计划，以防不测。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对未来局势的精准预判，更彰显了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战略重心随之从东南沿海转向了东北大地，一场旨在加强东北边防力量的筹划与部署迅速展开，这无疑是一次极具前瞻性的战略预置。
周恩来总理，这位伟大的战略家，从一开始就对朝鲜战局的走向保持了高度的警觉和深刻的洞察力。他高屋建瓴地指出，朝鲜战争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而非速战速决的战斗。据雷英夫，当时周恩来军事秘书的回忆，1950年7月初，周恩来便预言：“除非美军的力量被削弱到无法支撑，否则朝鲜战争不会轻易落幕。这将是一场持久而复杂的斗争，其持续时间可能是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具体要看各方情况的发展变化。总之，一两个月或一两个战役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我们必须做好应对复杂局面的准备。”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周恩来总理以强烈的责任感、非凡的创造力和不竭的精力，协调各方，适时增强边防力量，勇敢地承担起了这项既艰巨又至关重要的战备任务。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评价周恩来：“你那里是轴心”，这一称谓无疑是对周恩来在这一历史时期所扮演角色的生动描绘和最高赞誉。
鉴于此，周恩来总理，作为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于1950年7月7日和10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了国防会议。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及副主任肖华、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及副政委谭政、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铁道兵司令员滕代远、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作战部部长李涛、军训部部长肖克等一众高级将领悉数出席。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形势的分析以及成立东北边防军的指示，并提出了关于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源补充等一系列问题的初步设想。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始终参与了作战方针的制定。从大的作战计划、作战方针到小的作战部署，无一不凝聚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心血与智慧。中央决定出兵朝鲜后，周恩来立即着手筹划如何有效地打击美军侵略者。9月20日，他根据美军在朝鲜的作战特点以及朝鲜的地形气候等战场条件，制定了入朝作战的基本方针：坚持自力更生的持久作战原则，在战役战斗中集中兵力与火力，形成绝对优势，围歼被分割的少数敌人，逐步削弱敌人实力，为长期作战奠定基础。
同时，将打防御战作为主要的作战方针。然而，随着战局的发展，当美军在朝鲜全力向北推进，并妄图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改变了原先的作战计划。他们认为志愿军应迅速出击，抢占有利地形和战略要点，以掌握战争主动权。并决定采取在运动中各个歼灭进攻之敌的方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志愿军在战争初期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让敌人感到了恐慌。敌人一方面以原子弹进行恫吓，一方面又以停战为诱饵，企图争取喘息之机。然而，毛泽东和周恩来深知，虽然取得了两次战役的胜利，但消灭的敌人数量还不足以让美国人真正愿意坐到谈判桌上。因此，他们决定继续保持攻势。经过连续五次战役后，周恩来根据国际形势和战场局势的分析，认为志愿军入朝作战已完成了战略反攻的任务。战争将进入对峙状态，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也需要相应调整。他提出，志愿军在战略上应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不久之后，这一方针得到了毛泽东的采纳。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每一次重大战役或战斗都离不开毛泽东和周恩来正确的决策和指导。
1950年10月的上半个月，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多次政治局会议，对出兵援朝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反复的权衡，最终形成了共识。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要求其“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同日，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前往苏联，与斯大林就空军支援和武器装备提供进行洽谈。经过周恩来与斯大林的多次会谈和协商，最终苏联方面同意在中国出兵时提供军事装备，并派遣空军到中国帮助防空和训练，但明确规定不得越出中国国境。10月18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出席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预定计划入朝作战，并深入研究了入朝后的部署和作战方针。
中国人民志愿军踏入朝鲜战场，迎战的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帝国主义强国——美国，其军队装备了高度现代化的武器，机动性能卓越，且牢牢掌控着制海权与制空权。在这样强大的对手面前，如何才能与之在战场上抗衡？这场战争究竟能否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些问题时刻牵动着周恩来的心。他密切关注着战局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频繁前往总参谋部作战室，与参谋们一同研讨朝鲜前线的战况。几乎每日，他都会抽出时间，详细审视那张标注了敌我双方战势的地图，甚至对志愿军某部所驻守的山头、村庄、河流的名字都了如指掌。志愿军司令部也与周恩来保持着每日的直接联系，由他全面了解和分析战况后，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进行汇报，并对下一步的军事部署提出详尽的建议。
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以及在全国人民的鼎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展现出了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屡创佳绩，给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五战五胜，成功地将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狂妄梦想。
然而，尽管志愿军英勇善战，取得了多次胜利，但朝鲜战场的形势依然严峻。美军利用其海空优势，不断破坏我军的后方补给线，铁路、公路均遭受严重破坏，补给工作变得异常艰难。此外，美军还逐渐摸清了我军善于夜战、难以支持长期战斗的特点。在战斗中，他们不给我军以长期休整的机会，而是利用其优势火力从正面进行反击。再者，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物资极度匮乏，加上运输线的破坏，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变得尤为艰巨。
面对这重重困难和挑战，周恩来勇敢地挑起了重担。他根据朝鲜战争可能会长期化的判断，多次召集军委会议，提出了“轮番作战”的方针。1951年3月以后，国内部队作为志愿军的后备力量，轮番入朝参战，使得志愿军部队得以得到及时的休整。后勤保障工作对于志愿军来说至关重要，周恩来自始至终都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直接领导着后勤工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由于美军对铁路、公路的狂轰滥炸，许多运往朝鲜的军用物资无法及时到达，甚至在运输途中就被炸毁。为了确保物资的顺利运输，周恩来发出了响亮的号召：“我们要组织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他亲自组织了大批工人和军队抢修和保卫交通枢纽，从全国各地广泛动员和抽调司机、工人，确保交通线的畅通无阻。因此，那些被炸毁的铁路、公路往往能在当天就得到修复，有力地保障了援朝物资的顺利抵达。
在朝鲜战争中，我军的粮食和御寒衣物经常供应不足，周恩来对此深感忧虑。他时常询问志愿军冬衣的生产和调配情况，并动员全国各地人民为志愿军炒制炒面，这是一种用小麦和杂粮混合制成的方便食品。周恩来还亲自参加了中央机关和政务院部门的炒面制作行动。由于他周到细致、废寝忘食的工作，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从未中断，为志愿军的长期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周恩来的关怀和忘我操劳的精神也极大地鼓舞和感动了前线将士，他们更加充满信心、更加英勇地为保家卫国、争取和平而与凶恶的美帝国主义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美军凭借其空中优势，对朝鲜的一些城镇、工厂、车站、桥梁等重要目标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他们还以少架多批的战斗轰炸机，依山傍道，昼夜不停地进行超低空搜索扫射。志愿军的后勤运输主要依靠汽车，而敌人却把破坏我战区后方交通作为重要手段，使我军运输陷入了极度的困境。针对这种严重状况，周恩来再次提出了那个响亮的口号：“组织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
他亲自组织铁道部、铁道兵、东北铁路管理局等各方面的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和交通枢纽。他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设立“防空哨”，并下令从地方抽调大批汽车司机和修理工人补充到志愿军中。随着人民空军的逐步壮大，又加强了空军的空中掩护。为了确保建成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周恩来日夜操劳，耗尽了心血。彭德怀曾多次感慨地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应归功于周总理的后勤。”聂荣臻也高度评价道：“周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作出了宝贵贡献。”
此外，周恩来对部队如何实行轮番作战以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如何粉碎敌人的“绞杀战”和“细菌战”以及如何促进和谈与停战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1954年，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的近200人的代表团，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旨在解决朝鲜和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周恩来从方针政策到具体事务都作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在长达3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紧张地工作着。在整个会议期间，他就朝鲜问题作了6次发言，展现出了高超的灵活性和斗争的艺术性。
时任周恩来军事秘书、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的雷英夫曾这样评价他：“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副统帅兼参谋长。他既有远大的战略目光，又有周密的组织能力；既能协助毛主席运筹帷幄、深谋远虑，一掷千钧地定下战略决心，又能将主席的意图和决策，化作严谨细致的技术措施、环环相扣的具体步骤，贯彻到千军万马的行动上，落实为千里之外的决胜事实。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掌舵和周恩来的辅佐，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这无疑是对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卓越贡献的公正而准确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