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资产保护是家族信托的重要功能之一。不论是离岸信托，还是我国境内信托，均承认信托的资产保护功能。

具有信托相关立法的国家和地区均明确规定，除涉及恶意转移、洗钱行为等特殊情况外，高净值人士将财产转移到合法有效设立的信托后，相应财产不得被强制执行。

离岸信托地普遍承认信托的资产保护功能，同时在规则层面也倾向于保护委托人和受益人的利益，为债权人挑战信托设置了较为苛刻的条件。我国同样承认信托的资产保护功能，《信托法》第十七条为其提供了法律基础。

《信托法》

第十七条 除因下列情形之一外，对信托财产不得强制执行：

（一）设立信托前债权人已对该信托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并依法行使该权利的；

（二）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所产生债务，债权人要求清偿该债务的；

（三）信托财产本身应担负的税款；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对于违反前款规定而强制执行信托财产，委托人、受托人或者受益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

信托资产保护功能的原理

信托资产保护功能的底层基础在于，信托设立后的财产转移以及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持有和管理。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虚构案例来对信托的资产保护功能展开学习。

企业家诸葛亮在资金状况良好时设立了家族信托，委托人为诸葛亮，受托人为 A 信托公司，受益人为诸葛亮的家族成员，信托财产为 2000万元现金。几年后，由于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诸葛亮向朋友周瑜借款1500万元，此时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债权人。

借款到期后，周瑜要求诸葛亮还钱，而诸葛亮由于将企业办砸了，身无分文，实在没钱还给周瑜。周瑜很生气，转念一想，想起“诸葛老贼”在 A信托公司设立了一个信托，便决定去找信托公司要钱。但 A信托公司拒绝了周瑜的要求，原因在于周瑜和诸葛亮的借款关系具有相对性，是诸葛亮而非 A信托公司向周瑜借的钱，因此A信托公司无法用信托财产为委托人诸葛亮偿还借款。

一气之下，周瑜向法院起诉，要求诸葛亮偿还借款。法院判决周瑜胜诉，但诸葛亮的名下确实已经没有资产，车子和房子已经被法院拍卖，拍卖所得的资金再加上诸葛亮的存款也不足以偿还借款，而信托财产在诸葛亮借钱之前早已转移到 A信托公司的名下，不属于可执行财产的范围。因此，即使周瑜明确要求法院执行信托财产，法院也会依据《信托法》的相关规定拒绝周瑜的诉求。

在此情况下，周瑜无法从合法设立的家族信托中拿到资产。相比之下，虽然诸葛亮的事业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但他为家族成员设立的信托可以免受影响，信托资产能够为家族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如果当年诸葛亮没有设立信托，而是把 2000万元存到银行，那么在法院强制执行诸葛亮名下的财产时，这2000 万元的资金就属于可执行财产，法院会将相应资金转给周瑜。然而信托关系并非“存款关系”，信托项下的资产与高净值人士在银行中的存款有着本质的区别。银行存款本质上仍然在高净值人士的名下，但是信托设立并生效后，信托财产则从委托人的名下转移到了受托人的名下，不再属于委托人的个人财产。

由于信托财产在法律上属于受托人（信托公司），而受托人（信托公司）与委托人（诸葛亮）的债权人（周瑜）并无借贷关系，所以，债权人（周瑜）无法直接找受托人（信托公司）要求其用信托财产替委托人（诸葛亮）偿债。此时，若债权人（周瑜）前往法院起诉，要求法院执行信托财产，因信托的特殊法律架构及“信托财产不得被强制执行”的法律规定，法院通常无法支持债权人（周瑜）的诉求。

当然，并非所有的信托都能产生资产保护的效果。首先，信托的资产保护功能并不能满足所有的资产保护目的，只有合法的资产保护目的，才能被满足。其次，并非所有的信托都能充分发挥资产保护功能，只有经过合理设计的信托，才具备较强的资产保护功能。

因此，想要充分发挥信托的资产保护功能，有效地将财产装入信托“保险箱”中，需要注意两个关键点：一是明确资产保护的合法目的，二是进行特殊的法律设计以增强信托的资产保护功能。

明确资产保护的合法目的

非法的资产保护目的

由于一些机构的错误宣传以及部分人的错误理解，很多人认为离岸信托能够成为违法所得的“保护伞”、恶意避债的“发动机”。

实际上，不论是离岸信托，还是我国境内信托，信托的资产保护功能都不能满足所有的资产保护目的。恶意避债、保护非法财产等非法目的无法通过离岸信托得以实现。

合法的资产保护目的

当然，境内外家族信托均支持隔离未来的经营风险等合法的资产保护目的。

隔离未来的经营风险是许多高净值人士的合理需求。高净值人士通过艰苦奋斗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完全可以选择保守经营或提前退休去享受生活，但大部分高净值人士并不希望止步不前或退出经营，甚至有些高净值人士还会在创业精神的驱使下投身新兴行业。

然而，经营就意味着风险。市场环境变幻莫测，如新冠疫情等不可抗力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即使是保守经营，债务风险也有发生的可能。投身自己并不精通的新兴行业更是意味着经营风险的急剧上升，稍有不慎，高净值人士前半生所积累的财富就有可能受到牵连，家族成员的生活质量也可能因此大大降低。

为了隔离市场变化、不可抗力事件出现、投身新领域等带来的债务风险，在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后，高净值人士可以先设立家族信托保住一部分财富，为自己及家族成员解除后顾之忧，之后再继续经营或投身新兴行业去大展拳脚。只要家族信托设计合理，未来即使因经营失败出现了债务危机，信托资产也可以为家族成员提供生活保障，不会受到债务问题的影响。

进行特殊的法律设计

即使信托的资产保护目的合法合理，不同设计的家族信托也不会具备同样的资产保护功能。这就好比电视剧中有活不过一集的“菜鸟”，也有在每一集中都无敌的武林高手一样，关键还得看功夫如何。如果一个信托想实现较好的资产保护功能，除具备合理的资产保护目的外，还需要根据高净值人士的特殊需求及家庭组成进行特殊的法律设计。

如果极致追求信托的资产保护功能，相应的法律设计可能会为委托人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对信托的控制权可能有所减少，委托人可能无法同时成为受益人，等等。这就好比我们很难做到天天吃大鱼大肉却永不变胖一样，“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因此，在设立信托时，委托人首先需要权衡资产保护目的的优先级。对于债务风险极低的客户来说，资产保护目的的优先级可以靠后，当资产保护目的与其他信托目的发生冲突时，可以部分放弃信托的资产保护功能。如果有些客户对信托的资产保护功能极为关注，未来发生债务问题的可能性也比较高，那么就有必要针对资产保护功能进行设计，设立资产保护信托。

当然，委托人也可以选择设立多个离岸信托，给不同的信托设定不同的使命。以资产保护为主要目的的信托，可以大胆地进行资产保护设计，而以其他目的为主要目的的信托，则可以部分牺牲资产保护功能，以更好地实现相应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