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六年（1091）的元宵节，苏轼解决了杭州运河疏通完毕，凿沟造堰、治六井、开西湖、为城中居民提供干净的淡水。刘景文以左藏副使为两浙兵马都监，驻兵杭州对于苏轼的惠民策略，刘景文给了大力支持，他亲率本部千余人充作兵工。如今现在遍植杨柳的“苏堤”上游人如织，语笑喧阗；焕然一新的西湖里水灯明灭，灿烂夺目……苏轼高兴之余，写了苏轼《次韵刘景文路分上元》：华灯闭艰岁，冷月挂空府。三吴重时节，九陌自歌舞。云从月几望，遂至一百五。嘉辰可屈指，乐事相继武。今宵扫云阵，极目净天宇。嬉游各忘归，阗喧顷未睹。飞毬互明灭，激水相吞吐。老去反儿童，归来尚铙鼓。新年消暗雪，旧岁添丝缕。何时九江城，相对两渔父。二人混进如织的游人队伍，他们流连忘返，而当他们恋恋不舍地离开，回到刘景文的军营驻地，夜色已深，军中依然铙鼓阵阵，沉浸在佳节盛会的欢乐气氛里。

二月二十八日，朝廷以翰林学士被诏还，诏书到达之日即行分割公事。去年元祐五年（1090）苏轼就两次被高太皇太后任命为吏部尚书，因杭州的灾伤事物，未能成行。这次被诏还，亦为吏部尚书，七个月的吏部尚书生涯从此开始。诏书到达的当日，苏轼开始竭力请辞，他向朝廷上了《辞免翰林学士成旨第一状》，以两眼昏花，左臂麻木为由，请求辞免，到地方任职，以养衰残之年。高太皇太后当然不会答应。
三月，苏轼离开杭州时，便以潮水起兴，作《八声甘州》一阕，赠给方外朋友参寥子道潜：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词中表明苏轼对朋友、西湖乃至杭州的深厚情感。对于朝廷的诏命，苏轼无奈，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前往汴京。
这次回朝，是苏轼政治生涯“三起三落”的最后一“起”的开端，到元祐八年（1093年）四月贬离定州，完成苏轼最为辉煌的第三“起”。对苏轼最为残忍就是别人终于第三“起”，而苏轼终于第三“落”。
四月中旬，苏轼到达扬州，同样由友人设宴款待，在酒席上苏轼感慨万千，还写下了《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作》一词：“尊酒何人怀李白，草堂遥指江东。珠帘十里卷香风。花开又花谢，离恨几千重。轻舸渡江连夜到，一时惊笑衰容。语音犹自带吴侬。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苏轼词中表达了个人的悲苦，还有不幸的人生遭遇，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对于朝廷的诏命，又要陷入党争得漩涡，遭到政敌得攻击。他一路上章，以多种理由辞免。他在第二状中说：“臣以衰病不才，难居禁近，兼以弟辙忝与执政，理合回避，奏请除臣一郡。”这里苏辙前不久二月四日被任命为尚书右丞，位列宰辅执政，特加护军，晋封开国伯，赐金鱼袋，食封二百户。所以苏轼这里“回避”就是这个事情。前后四份辞免状，都被高太皇太后拒绝。苏轼再也不敢违命，只得于五月二十九日到阁门接受诰命。在高太皇太后生日到来之际，又在《乞候坤成节上寿讫复遂前请状》中说：“臣衰病日加，心力难强，亲嫌之避，愚守不移。”请求高太皇太后祝寿完毕后，答应自己的辞免。又未被同意。
六月一日，翰林待诏梁迪到苏轼住处宣读圣旨，召苏轼再入翰林学士院，担任翰林学士承旨。苏轼谢旨，在谢表中“宣投闲散，以养残伤”。四日，又诏兼侍读，高太皇太后太看重苏轼了。

果然苏轼一回到朝廷，刘挚提拔贾易为侍御史，以贾易为急先锋，对付这位文坛领袖、“蜀党”领军人物。以苏轼为浙西百姓加大赈济力度，缓解民困。“累次奏折，词意恳切，寻蒙圣慈采纳施行”，贾易说苏轼“眩惑朝廷”请治苏轼之罪。贾易又剑指苏辙，人身攻击苏辙说：“尚书右丞苏辙，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诐言殄行，甚于蛇豕。”后又翻旧账说：“昔以制科召试，而程文应不应格。仁宗顾其直言极谏之名，不欲罢黜，亦容滥进。”重提几年前朱光庭等弹劾苏轼“试馆职策题”的问题。其中深意就是彻底击垮如日中天的苏轼。同时，贾易再次重演当年李定、舒亶、何正臣的把戏，从苏轼诗文终构造罪名。讨好苏轼的赵君锡也倒戈，与贾易一同抓住苏轼在元丰八年（1085年）在扬州竹西寺写的三首《归宜兴，留题竹西寺》的第三首：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他们抓住诗中“闻好语”，诬奏苏轼是得知宋神宗去世的消息而高兴。苏轼说先帝是元丰八年三月六日，而此诗写于五月初。当时在扬州竹西寺，见几个老百姓相视而笑，其中一人说：“听说好一个少年好皇帝。”听到百姓称颂皇帝，加上自己“归耕”常州，托人在常州麦田成功，双重喜悦，写下此诗。苏轼心力交瘁，倍感处境危险，况且还要影响到自己的弟弟苏辙。于是苏轼连上三份乞外任奏状。他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多高太皇太后言辞恳切地说：“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固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虽蒙二圣深知，亦恐终不胜众。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苏轼的奏状让高太皇太后看后于心不忍，遂同意其外任。
八月十五日诏命苏轼除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并赐对衣一袭，金腰带一条，银鞍辔马一匹。从二月二十八日算起，也仅仅七个月。若按苏轼进京的五月算起，才仅三个月。作为翰林学士承旨，苏轼还算称职；若作为“七个月吏部尚书”，未见其功绩，“初心”固守乎？应该说苏轼这一时期并没有上任吏部尚书，只做了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宋史.苏轼传》提到苏轼为官“三尚书”中“吏部尚书”似乎记载不够准确。
武斌于2024年2月16日写于成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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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 斌，1971年9月出生，男，汉族，山西省临猗县人，1996年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固体地球物理理学博士，副总工程师。获得“四川工匠”“成都工匠”“金牛工匠”“地矿局技术有突出贡献专家”等称号，省级劳模与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武斌城市物探专家创新工作室”负责人。出版物专业书5本，发表物探论文40篇，会议论文3篇，专利8项，计算机软件著作10项。2007年开始业余写作，2008年陆续在《地质勘查导报》《中国国土资源报》《中国自然资源报》《大地文学》《运城日报》《中国矿业报》《华西都市报》《山西日报》《中国煤炭新闻网》《四川工人日报》等发表散文、诗歌、小说近两百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