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57名开国上将之一的王建安，在我军享有很高的声望。早在1927年, 王建安就参加过著名的黄麻起义, 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 他又亲自参加和指挥过许多著名战役。王建安不仅凭其卓越的指挥才能, 享有盛誉, 其人格魅力, 更是远近闻名。

1956年授上将军衔

1948年7月, 豫东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尽快拿下济南, 并召王建安来西柏坡面谈, 听听前线的意见, 再做出具体的部署。王建安带着豫东战役胜利的喜悦和征尘, 匆匆赶到西柏坡。

1947年2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正式合编，共11个纵队。鲁中军区部队合编为8纵（3.3万人），8纵司令员为王建安；胶东部队整编为9纵，司令员为许世友。

王建安、许世友是“山东双雄”，却有着“历史恩怨”。他俩既是老乡、又是搭档，都是湖北人、都参加过黄麻起义，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和搭档。

王建安，黄安县桃花沙河村人，家境贫寒，幼年以乞讨为生，14 岁时给地主王少山放牛，一天到晚还挨王少山的打骂。1924 年 10 月，17 岁的他又挨了王少山一顿打后，一怒之下，一把火烧了王少山的住宅，去武汉投军，更名建安。当兵吃粮两年，因不满旧军队的恶习，他逃回老家，召集 60 个穷兄弟，自己拉起一支武装，不久与中共黄安县地下党取得联系，1927 年入党后，参加黄麻起义，成为了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的一员。

许世友，麻城县乘马岗人，家里也是穷得揭不开锅。8岁时，他跑到少林寺当了杂役，结果学得一身好武艺。一次回乡探母，杀了欺负堂弟的小财主，在逃亡途中又杀了抢钱的土匪，最后在军阀吴佩孚的部队里当了童子军。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他所在的北洋军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他被任命为连长。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离开部队，以招兵的名义回到大别山，投身家乡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被选为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随后也参加了黄麻起义，不久汇入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之中。

许世友和王建安同在一个部队，开始是在不同的连队，但两人都英勇善战，从战士到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打几仗、一提升，到1932年12月，王建安已是红10师30团政委，而许世友则为红1 师34团团长。

1934年秋，王建安为红四军政委。两年后，许世友调任红四军军长。

从此两人成了军政搭档。一个是虎胆英雄，一个是军中儒将。红四军在他们两人的率领下，每次战役都是红四方面军(下辖第4军、第25军)的主力，也是战功最大的部队，以善打硬仗和恶仗闻名。

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他们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将领，率部随张国焘南下，再次爬雪山、过草地，给红四方面军造成较大损失。到达陕北后，两人又一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7年3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在“抗大”的批判会上，有人揭批张国焘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扯了进来，且扣上“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帽子。许世友按捺不住，跳将起来，大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

许世友的一席话，马上遭到严厉斥责，有人说他“与张国焘穿连裆裤”。

面对“批斗”，许世友边跳边骂，最后气得吐了血，住进医院。

他在病床上躺了几天，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

结果，经他一串连，几十个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同意与他一起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他们定于4月4日夜里统一走。这批人中也包括王建安。

4月4日，一切准备好了，就只等夜色降临，众人就不辞而别。

在这关键时刻，政委出身的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性子来！

王建安立即报告抗大保卫处。

保卫处长大惊失色，立即报告校长林彪。

随即，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

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代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

许世友是最后一个被点名的，他一听到点自己的名字，“呼”地一声，一个鲤鱼打挺，借助一垛矮墙，翻身上了房顶，大喊：“有种的上来，你们上来一个，老子一脚扫一个。”

警卫战士看着许世友飞檐走壁，没一点办法。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闻讯，匆匆赶来，和颜悦色道：“世友，下来嘛，有问题下来讲，呆在屋顶上，总不是个事啊。”

在刘伯承的循循善诱下，许世友才勉强地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然后气呼呼地任由保卫人员五花大绑，关进窑洞。

进窑洞后，许世友才“醒”过神来，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和“抓”他的林彪。

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冷静处理这件事，指示成立高级军事法庭，对涉案人员宽大处理，多数人释放，少数几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带头闹事的许世友被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最重：一年。

随后，毛泽东2次去抗大与许世友谈话，终于把这位倔将感化了，

许世友认识自己的错误后，对毛泽东佩服不已，从此一生对毛主席忠心耿耿。

许世友说：“毛主席救了我。在延安坐了一年牢，胜过上三年大学。”

尽管许世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还是与“告密”的王建安翻了脸，两人多年的老交情也戛然而止。

抗战爆发后，两人都到了山东，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所统领的部队是山东抗战最有力量的武装。可他们即使在山东军区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是把头扬得高高的，从不和王建安搭腔，冷不丁还冒出一句：“关键时刻做叛徒，在战场抓住了就会叛变。”

据说王建安好几次有意和许世友消除“间隙”，但许世友就是“没理睬”。两人之间虽然“不说话”，但在齐鲁大地上，同为山东八路军的两员大将，让鬼子闻风丧胆，称为“俩克星”，老百姓称他们为“山东双雄”。

两人都是毛泽东的手下大将，他们的“不团结”势必对工作产生影响。毛泽东看在眼中，决定让他们自行和解。

1948年8月，党中央决定解放山东首府济南，由谁来主帅呢？毛主席决定“起用”“山东双雄”。王建安匆匆赶到西柏坡，毛主席说：“千里请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攻下济南！”

攻克济南，是王建安在山东作战时“多年的梦想”，现在自己已在华北，毛泽东竟把这重任交给自己，无疑是对自己的极大信任，王建安心里一震，立即回答：“我没意见，服从军委的决定！”

毛泽东说：“攻克济南将是我军作战史上的一次大城市攻坚战，这一仗只能打赢，不能失误。你回山东去，到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兵团司令员，你任副司令员。许世友在胶东部队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很有名气，你们是‘山东两虎’，人言‘两虎难并立’，我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的手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战士们就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毛泽东虽然没说“团结”二字，也没说要他们去学“将相和”，但王建安却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

毛泽东还是没说“团结”，幽默地说：“好！我们像演一出《失空斩》，你是副将王平。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也要打你40军棍，然后官降三级。”说罢，主席大笑起来。

随后, 毛主席安排王建安找周恩来商谈关于解放济南的战略部署。王建安与周恩来促膝秉烛长谈, 一直谈到翌日清晨东方发白。等到王建安告别周恩来的时候, 他的手上多了个公文包。

王建安的儿子王东波说, 父亲在世的时候并未讲过这个公文包的来历, 因此伴随着父亲走过了几十个春秋的公文包, 到底是毛主席赠送的还是周副主席赠送的, 成了一个谜。

王建安领命后，立即马不停蹄奔赴山东。

在王建安赶赴山东时，许世友正在艾山汤（栖霞）养病呢。中央军委越过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青州），直接发报给许世友：即刻赶赴济南前线。

中央军委越级发报调将，几乎没有先例。许世友接到电报，得知是毛泽东亲自“点名”叫他去指挥攻打济南时，欣喜若狂。虽说腿伤还没养好，且已是傍晚，天就要黑了，但他全然不顾，满脸兴奋地对妻子田普说：“快，快，收拾衣服走。”

田普正在做晚饭，奇怪地问：“什么事情这么急，连晚饭都不吃了？要到哪去呀？”

许世友乐颠颠地说：“毛主席点了我的将，去打济南！快，就走！”

结果，田普衣服还没收拾好，一辆美国军用吉普车就来了，许世友拉上妻子，踏上车就喊：“开，快开！”田普连随身换的衣服都没带上，就被许世友拉着上了车。

吉普车一夜狂奔240里，第二天拂晓，到达兵团司令部（泰安）。

毛泽东得知许世友“到位”后，亲笔写了一份给许世友的电报，电文开头就是：“你已到前方，甚慰。”许世友收到电报后，说：“‘甚慰’是主席对我寄予的重托。”同时他也得知毛泽东派来的“副手”王建安正在急急赶来山东呢！也顾不上以前的什么恩恩怨怨了，说：“我许和尚打不下济南府，就等于砸了毛主席的场子！老王来了，一定要齐心协力！”

结果，当王建安到达华野攻城指挥部后，已等候多时的许世友迎将出来，主动握手，发话问候，摆酒为王建安“接风”。

两瓶山东高粱酒，一人面前摆一瓶，许世友举着酒瓶，说：“老王，自从延安分手，我俩这是第一次喝酒，酒到意到，过去的都过去了，谁也不再提。我先干了再说。”

说罢，许世友仰脖，一瓶酒一口气喝了下去。

王建安也跟着来了个“感情深一口闷”，瓶中酒喝得一滴不剩，说：“打下济南后，咱再来一次仰脖喝。”

结果，两位虎将联手指挥，仅8天时间就打下了济南，活捉了王耀武。

捷报传到西柏坡,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非常兴奋, 认为济南战役的胜利证明, 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 济南战役揭开了国共双方战略决战的序幕。

1954年, 王建安从朝鲜战场回国, 历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 王建安任中央军委顾问, 尔后历任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王建安这位南征北战的老将军, 建国后一直担任副职，他的一些上级都是昔日的部下。这对于一位南征北战的老将军来说，是很难得的。有一次，一位领导开玩笑地对他说 ：“老首长，凭你的资格，不能老当配角啊！”

王建安听罢，严肃地说 ：“按你说的，我们都把位子占着，那还要什么革命事业接班人！”

叶帅曾对王建安说 ：“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

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王建安达前线看望受伤士兵

王建安常说“: 一个领导者, 如果只满足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既不作调查研究, 又不听取下级反映的意见, 高高在上,发号施令, 久而久之, 就会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变成瞎指挥的官僚。”

王建安搞调查研究, 最反对的是前呼后拥, 层层陪送。有一次, 王建安在福州部队某师进行调查, 军领导非要陪他下去不可。王建安几次劝说不要陪伴, 可这些领导同志总觉得不陪有些过意不去。最后,王建安激动地说“: 你们要去我就不去了! ”王建安说“: 你们是顶头上司, 往那儿一站, 人家就不敢讲话了。而要真正改进工作, 就是要听一听群众的心里话, 这样对你们有好处。”说完, 他独自一人乘吉普车下基层去了。

一次下连队视察时, 王建安同战士一起端着大碗, 吃同样的饭菜。秘书立刻拿出照相机，王建 安马上制止，说“我们到连队吃饭,是为了解战士的生活,不是为了摆样子,有啥好照的。”

1979年11月上旬，王建安到福州部队步校住了五天,其中用三个半天和学员一起,坐着小板凳听教员讲课,其它时间分别召开了老学员、新学员、教员、学校领导等四个座谈会。每天清晨,他都到操场看学员出操，还抓紧一些间隙到靶场、战术演习场、宿舍、伙房、饭堂和菜地,边看边同干部战士谈心。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质量、教员配备和学员选调,直到后勤保障,甚至教员加班备课需要夜餐的问题,王建安都摸得清清楚楚。

在这个师调查期间，王建安在连里和战士一起吃饭时，发现大米饭煮得不太熟,茄子、土豆炒的味道也不好。他和战士促膝交谈，从这顿饭谈到连队经常性的伙食情况，从炊事员的烹调技术谈到炊事员变动太快，新手太多，有的同志遂提出希望老炊事班长留队转志愿兵的建议。王建安高兴地说:这个建议很好嘛,红军时候许多炊事班长都是长着胡子的老同志。他们关心同志,改善生活很有办法。”就这个问题他同各级领导交换了意见,最后写进给军委的调查报告里，

在该师调研期间，某团里晚上放电影,王建安也来“凑热闹”。当他看见电影机前中间位置赫然摆一排一条桌、藤椅、茶缸、水瓶，应有尽有，而普通士兵都坐在被包上。

王建安问团领导:“你们摆这个干什么?”团领导回答说:首长喝水方便。”王建安问:两个小时不喝水就会渴死?战士们都带了水瓶茶壶没有?”团领导说:首长年纪大。

王建安不高兴了，说:“你们要坐你们坐,反正我不坐。”说完，他拿上自己带的小凳子，到士兵中间坐下。

全团官兵看到这一幕，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王建安下部队搞调查内容广泛,他不仅重视抓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抓干部队伍的建设、教育训练、战备工作和后勤建设等大事，而且也十分关心同战士利益息息相关的小事”。在他写的几十份调查报告里,我们可以读到许多反映战士切身利益的段落：

东北部队营房比较差。很多营房年久失修，连队没有饭堂，下雨天在连俱乐部没有饭桌,没有纱窗)吃饭;冬天战士要戴棉帽子睡觉，脚冻裂了口子，早上打扫卫生是清除室内窗台上结的冰......’

吃水、洗澡等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XX团到了夏天吃水都有困难。连队工作比较忙乱。检查评比考核多,指标层层加码,任务多。而且时间紧，要求高，一刀切。战士只好加班加点，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干部不讲辩证法，战士忙得没办法，连队文化活动没时间,劳逸结合是个老大难。

“连队编制没有理发员，理发工具不会用，几个月就弄坏了，战士理发还要找理发店。”

“部队发的袜子太厚，夏天没法穿；裤头穿在身上出了汗向上跑，行军时没法穿。”

在王建安去世的1980年，他作为中央军委顾问，仍有78天时间赴外地搞调查。这段时间,他先后给中央、中央军委、中纪委写出了12份调查报告。既报喜又报忧,有情况,有分析,有批评，有建议,反映的是广大基层群众的呼声和部队的实际,并提出了具体解决措施和建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王建安和战友合影

对弄虚作假的作风，王建安历来是深恶痛绝的。有一次，他听说一个部队训练成绩非常好,其它工作也很拔尖，决意到这个部队走一走,掌握第一手资料。等他到部队跟战士一聊，发觉典型经验中掺了不少假的东西。比如训练，一部分人练这个课目，另一部分人练那个课目;成绩不好的，上边来参观时，干脆不准到训练场。再比如养猪，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要凑够一定的头数,暂时向别的单位借猪。靠这类办法，这个部队工作样样走在前”。可上级有关部门对这类情况却熟视无睹，还反复宣传这个部队的经验。

王建安了解清楚后，一边严肃批评了这个部队的领导，一边写出了关于这个训练典型的调查报告。

1978年4月的一天，王建安来到南方一个城市驻军调研。他事先让秘书打电话通知某部6连所在的部队值班室：明天上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王建安到6连调研”,并传达了王建安不要陪同，不给连队找麻烦的意见。

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王建安乘坐的小汽车就在营门外停住了，他特意嘱咐司机要等起床号吹响后，车才能开进营区，而他自己却下车健步朝连队走去。

忙累了一天的基层官兵们此刻还在梦乡里，王建安独自来到连队操场、猪圈查看。年轻的饲养员性格很开朗，见来了一位老军人也没在意，王建安问一句，他回答一句。当饲养员弄清面前这位老人并不是他们部队的直接领导时，说话更随便了。

王建安:“小伙子，你养的猪够肥的，每周能宰一头吗?”

饲养员答：“不行!按上级规定，存栏猪要达到连队人数的三分之一。上个月宰了两头,达不到规定的数,为应付参观检查，从旁边那个连队的猪圈借来3头。硬凑在一起的猪不合群，把耳朵都咬裂了。”

与饲养员交谈过后，部队已经起床了。王建安朝士兵宿舍走去。

连队的内务卫生真是整齐划一，床单平整得像刚熨过一样，棉被叠得有棱有角，有的还压上一个方凳。王建安顺手摸了摸方方正正的被子，感到有些潮湿，就嘱咐士兵把被子抱出去晒晒，听到的回答却是：“那可不行，一晒就叠不整齐了，今天军委首长要来检查。”

王建安又来到操场，没有看见出操的队伍，只看到手拿扫帚、肩挑水桶的士兵在清扫操场。他顺手摸了一把生锈的单杠和落了一层浮士的双杠，问为什么不训练，听到的回答是：“今天军委首长要来参观、检查。”

早饭过后，军、师、团、营领导陆续赶到6连，迎接和陪同早已到场的王建安。

在王建安的劝说下，陪同人员渐渐离去，王建安和连队官兵一起开座谈会。

会上，战士们畅所欲言，把心中想说的话都掏给了王建安。

这次视察部队结束后,王建安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呼吁要大力反对形式主义，“搞这种八路军糊弄共产党的把戏, 平时可以马虎过去, 打仗要付出血的代价! ”

王建安批评人常常不分场合，不留情面，越是对领导越不客气。有人对王建安的批评不满，告到叶帅那里。叶帅提醒王建安 ：“有人告你的状呢！”王建安说 ：“肯定是我批评过的那些人吧。”叶帅笑了笑 ：“你批评得对，我们照个相吧！”叶帅以此表示对王建安的支持。

王建安在1979年中纪委恢复工作初期担任中纪委常委。凡是涉及军队的信访件，中纪委领导一般都批转给王建安阅批。王建安对他在战争年代的老战友、老部下从不袒护和包庇，对高级干部存在的问题总是如实地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反映。邓小平曾在王建安的调查报告上亲笔批示：“总政要特别注意这种调查报告，随时掌握干部的情况，适当时加以调整。”

有一次，机关在印发王建安向军委的报告时提出，是否不提被批评的军委某领导人，王建安没有同意。他说 ：“共产党员就是要敢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怕个鬼呀！不但书面材料要发，我见到他还要说。”

对与自己发生过冲突的人，王建安不歧视、不排挤。某军区有位副参谋长曾因工作和王建安争吵过，但当他了解到该同志是个德才兼备的干部时，主动向总政干部部提出了晋升建议。

1949年，王建安（左）和陈再道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

王建安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曾到警卫员李明德河南商城的家中，他曾到驾驶员孙德利山东牟平的家中，他曾到炊事员陈庆富河南固始的家中，他曾到山东安丘坐在秘书周忠秀家的炕头上，他也回过故乡湖北红安沙河镇重温童年的梦想。

王建安在山东创建革命根据地，指挥部队解放鲁中、攻克济南，和山东人民一起生活了十多年，对山东有着深厚的感情。有一次，他休假路过潍坊，提出到秘书周忠秀家看看。周忠秀双目失明的父亲和小脚母亲又惊又喜，不知道怎么招待将军才好。摊煎饼，磨小豆腐，熬小米粥。全家人像过年一样，都换上新衣服，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王建安和夫人牛玉清来到周忠秀家，周忠秀母亲在炕上铺了一条毯子，又从里屋抱来被子准备垫在他身后。王建安把毯子叠了起来，又把棉被推开，像个老农一样盘腿坐在炕上。吃饭的时候，王建安把饭菜递到周忠秀的父亲手中，还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煎饼、小豆腐，和周忠秀的父母聊家常。

还有一次，王建安在湖北调研，抽空回故乡红安沙河看看。临近沙河镇，汽车停在了村口一条小溪前，王建安一行开始步行。车外聚集了很多人，几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迎上前来，激动得几乎都在颤抖。老人带领王建安走东家串西家，王建安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不停地念叨着：“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王建安和老乡在一起

王建安常说,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做人民公仆,要讲廉洁，首先应从党的高级干部做起。他的爱人牛玉清1955年从部队复员,本来有几次机会可以再穿上军装,并且已经有先例,可王建安却坚决拒绝给妻子办手续。

调军委工作以后,组织上考虑他5个子女全在外地工作,打算调一两个回到身边照顾他，但王建安坚决拒绝。他说，子女在哪儿参加工作就在哪儿干,不能借故调进大城市。直到他逝世,他的子女也还都在外地工作。

在生活上，王建安坚决反对搞特殊。他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医生要他少吃猪油。可他家客人多,按标准供应的植物油又不够吃。秘书通过管理部门在地方粮店买了10斤花生油。王建安知道后严肃指出:高级干部免票买几斤油,看起来不是大事,但却超出了规定范围。如果高级干部都这么做，岂不把党风带坏了!”直到秘书按议价油向粮店补了钱，此事才算了结。

王建安下部队，历来反对事先打招呼。有一次,他去自己工作过的老部队检查工作，部队领导一看老首长回来了，决定请他吃顿饭。开饭时,他一进饭堂,看见杯盘碗碟摆了满桌,马上说:不是说便饭吗?这能叫便饭?中央三令五申不让请客送礼，我们高级干部不带头,中央的指示就没办法落实，把酒菜撤下去吧!不然的话,这顿饭我就不吃了。”

部队领导露出为难之色，再三强调说:既然准备好了，就下不为例吧!”

王建安说:“不能搞下不为例,事情很好办嘛,酒未开瓶,收起来;菜，卖给隔壁的干部灶。”

直到撤去额外的酒菜,他才动起了筷子。

王建安常说，不能把吃吃喝喝看成小事,要端正党风，要讲廉洁，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上也不能放过,领多导干部要时时处处给群众做好样子。

一次，王建安到江西南昌某部调查研究。工作完毕，秘书建议到井冈山看看,他回答说可以。当王建安知道有关部门要从南昌调专车,便断然取消了上井冈山的计划。他说:上井冈山不是工作需要,咱不能浪费这几百里公里路程的汽油。

上海延安饭店是部队中转的饭店，南京军区曾规定师、军以上军官在该饭店11楼小餐厅就餐的给予一定补助，随行人员(含家属子女)于1楼大食堂就餐，没有补助。但由于牵涉到军师级干部，这个规定在实际中并未严格执行。一天，王建安和家人下榻延安饭店。当他到11楼就餐时，家属、子女、秘书、司机等都随他入座。王建安大怒，一一驱之下到1楼，毫不留情。

王建安将军一生俭朴，清操自砺。喜穿布衣布鞋，戴国产手表，1977 年进京后，一直住单元式老房，卧室无地毯，无沙发，一桌，一椅，一床。床为条木拼成，以两条长凳支撑的硬板床。

王建安将军下部队，随身携带针线包，凡衣破、钮掉，均自己戴老花镜，动手缝补，飞针走线，一丝不苟。

“文革”中物资紧缺，凡生活品均按计划供应。某年春节前夕，工作人员以将军名，至地方商业部门免票购买食油10斤，将军闻之即命补交议价油款。又某日，王建安将军视察某地无线电厂，回住处，见桌上摆两只收音机。将军问明缘由，命厂长跑步取回，并送其一份《准则》。

某次华北地区战备会议，谈到突击提拔干部问题，王建安将军对叶剑英元帅曰：“你们中央就有‘火箭干部’，就在你身边。”其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均在场，且王洪文刚由中央委员晋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以目示意“闭嘴”，将军佯作不觉，仍滔滔不绝抨击。“火箭干部”即指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连连越级提拔之干部。

“文革”中某日，王建安将军与江青同桌就餐。服务员上红烧肉，将军以筷头指之，曰 ：“你搞的那个样板戏再好，就像这红烧肉，你总不能每天叫我光吃它吧？”江青大笑，次日即为将军送去若干内部电影片。

王建安将军最恨弄虚作假，凡事均躬身亲察。“文革”中某日，王建安将军到样板戏《龙江颂》原型地调查，发现情况与宣传材料出入很大，即按实际情况向上反映。江青批示《龙江颂》是“唱腔的需要”，将军由此被扣上“反对革命样板戏”的帽子，挨批甚烈。

山西大寨昔为全国农业生产典型。某日，王建安将军到大寨参观，不按指定路线，不听经验介绍，自行上坡下地，与农民个别交谈。回来后写调查报告向中央反映 ：大寨农民家中没有余粮，农田作业基本上是手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首要问题是把粮食搞上去。该报告被转发中央政治局学习。（《清廉王建安》 吴东峰）

1980年8月,几位老战友、老部下得知王建安一个月前已经去世的消息,都为之震惊:建安同志什么时候去世的?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啊?”王建安的老战友、老部下,大家互相追问,回答都是三个字：不知道。大家最后一致抱怨王建安的爱人牛玉清，为什么没通报一声?可后来他们才知道，王建安去世的消息不仅他们不知道,连他在外地的5个子女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不幸病逝。在去世前不久，一次王建安同夫人牛玉清以及工作人员一起看电视，当他看到一位外国政府首脑的葬礼时就说：现在，我们有的追悼会越开越大，花圈越送越多，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浪费。我死了以后，就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把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上肥田。”在自己病重的时候，他又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所以，王建安去世的当天，牛玉清就向组织上反映了王建安生前的嘱咐，建议按照他的遗愿办。

待几个孩子从外地赶来之后，他们开了个家庭会，最后形成了5个“不”:①不开追悼会；②不送花圈；③不组织向遗体告别；④不通知生前友好；⑤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将军去世后，李先念至家中转了一圈，感慨道 ：“想不到建安同志生活这么简朴！”

将军逝世后，家人严格按将军遗愿办理后事，全党高级干部从简办丧事自此始也。（《清廉王建安》 吴东峰）

党中央对王建安作出高度评价：“他是一位很有军事才能的指挥员，是一位党的观念强的优秀党员，是一位艰苦奋斗、勤勤恳恳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一位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优秀领导干部。”

《毛泽东导演的“将相和”》（《十大常胜将军》）

《清廉王建安》 吴东峰

《于细微处见魅力:上将王建安二三事》（何立波）

《拥有打仗与人格双重魅力的开国上将王建安》（何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