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于范阳起兵造反。和之前很多造反一样，他选了一个最方便的口号：清君侧。

“有奏事官自京师还，禄山诈为敕书，悉召诸将示之曰：‘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众愕然相顾，莫敢异言。十一月，甲子（九日），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

这么一个明显经不起推敲的口号，凭什么让几十万大军乖乖听话，跟着干杀头的买卖？

因为有一支坚强的骨干队伍：

‘禄山谋逆十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胁制之，所得士，释缚给汤沐、衣服，或重译以达，故蕃夷情伪悉得之。禄山通夷语，躬自慰抚，皆释俘囚为战士，故其下乐输死，所战无前。’

又：‘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数百，以推恩信，厚其所给，皆感恩竭诚，一以当百。’

一句话，安禄山培养了一支听命于他个人的外国雇佣军。

曳落河是外国话音译，‘胡言壮士也’，就是战斗力特别强的士兵。契丹、奚，还有原属突厥的同罗，本身比较能打，再从里面挑出特别勇猛的，配上最好的待遇，等于一支特种部队。

李密当年破洛口仓后，组织一支八千人的精锐部队，交给秦琼和程咬金带领，每每炫耀：“我有这八千人，足以抵挡百万大军！”安禄山有了这八千人，估计和李密感觉差不多。

安禄山本身是胡人，又通晓多门外语，和这帮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亲近到什么程度？选皇上还是选司令，他们宁可选司令，这就是安禄山造反最大的基础。

另外，安禄山又用了陈胜吴广一个老招——搞迷信。当然，搞的也是外国迷信。

‘至大会，禄山踞重床，燎香，陈怪珍，胡人数百侍左右，引见诸贾，陈牺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

安禄山母亲是个突厥巫师，他本名轧荦山，包括后来用的名字禄山，在粟特语中是战斗神、光明神的意思，反正就是那个常见的套路——把自己打扮成神呗。

皇帝是中国神，安禄山是外国神，这样造反就不是叛逆，而是两个神之间的战斗，不就名正言顺多了嘛！

有了部队还要有机关，这方面，主要是一些有野心的汉人给他当参谋。

安禄山有两个主要的谋士：高尚和严庄。以高尚为例，他本名高不危，家里穷得老母亲出去要饭，“薄游河朔，贫困不得志，常叹曰：‘高不危当举大事而死，岂能啮草根求活耳！’”出身草根又不想啃草根，怎么办？七拐八拐，投到安禄山门下。

当时藩镇富庶，既管兵又管民，既打仗又搞外交，等于一个小朝廷。一些有才但是没关系的人，在朝廷混不出名堂，跑到节度使手下当差，不但吃香喝辣，而且满足治理天下的抱负。这些人总体而言，对朝廷没什么好感，再碰到个别野心大的，和安禄山一拍即合，他们有革命的理论，安禄山有革命的刀子，就此引爆祸乱。

和所有造反的人一样，安禄山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战略问题，或者说路线问题：打哪里，怎么打？

造反的目标是消灭当前政权，但怎么消灭，在步骤上有讲究。李密当年给杨玄感出了上中下三策，徐敬业起兵，讨论北上还是南下，讲的都是一个方向和路线问题。

到安禄山这里，方向是明确的，就是打进长安城、消灭李唐朝，但在具体路线上，刚开始有点分歧。

一个是有人说其他方向先别动，就假装打胜仗送俘虏，乘机夺取洛阳，然后趁朝廷没反应过来，迅速打进关中；

第二个建议刚好相反，建议派出四路兵马，分别进攻太原、朔方、洛阳、江淮，这样朝廷手忙脚乱，可以乱中取胜。

最终的结果，安禄山两条都没采纳，而是取了个折中：

柏杨《白话资治通鉴》

一是派一小撮人跑去太原，绑架了河东战区副司令（节度副使）杨光翙（huì），因为虽然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但主持工作的杨光翙是杨国忠的人，怕一打起来，朝廷马上升他做司令，从西边发起进攻，这样河北老巢不保。

二是集中主力南下，目标——东都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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