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3日晚，韩国总统尹锡悦发表电视讲话，宣称因为在野党“裹挟国会，搅乱国家”，故韩国从即日起进入紧急状态。
尹大总统的“戒严令”着实吓了整个韩国一跳，因为“戒严”对于韩国可是有特殊意义的，当初朴正熙总统遇刺，“小将”全斗焕就是利用戒严令发动军事政变，最终登上总统宝座的。
当然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相比于全斗焕以戒严令为开端发起军事政变时的狠辣，尹锡悦的“戒严令”仅仅持续了6个小时就以一场闹剧的方式收场。
尹锡悦在发出戒严令后，也有样学样地调动直属于总统的第一空输特战旅团封锁国会大门。
结果却非常搞笑，接到命令的第一空输特战旅团竟真的只是封锁了国会大门，而反对派国会议员们则选择翻墙进入国会大楼，并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议宣布戒严令无效，尹大统领的“政变”在持续了整整6小时后宣告失败。
尹锡悦的政变为何会变成一个笑话？这应该是他的职业习惯使然，在政变这件事上，尹锡悦犯了“检察官幼稚病”。
尹锡悦毕业于首尔大学法学院，竞选总统前，一直在检察官系统里任职，多年的法律工作让他养成了一个思维习惯：将一件件具体的事抽象为法律条文。
如果一件事在法理上行得通，尹锡悦就自动认为这件事在现实中也是行得通的，事实证明，他高看了抽象的法条，却小瞧了具体的人性。
尹锡悦作为总统，理论上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总统作为韩国名义上的三军统帅，有绕开国会，调动第一空输特战旅团的权力，按照法理，第一空输特战旅团也得执行兼有三军统帅权力的总统的命令。
他的计划在法理上确实是没问题的，但问题是人不是机器，是有自己的情感与利益诉求的，尹锡悦没在军中呆过，任内也没过军队好处，于是军队在“执行”总统命令时也就有了选择性，给我的命令是让我守住国会大门，那我就只守国会大门，至于有议员跳墙进入国会，不好意思，跟我没关系。
一次成功的政变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控制权力中枢；第二，发出有决定性意义的政令；第三，确保这些政令能够被执行下去。
这次尹锡悦的“6小时政变”中，前两个条件可以算勉强达成了，问题出在第三个条件上，他发出的命令没有人帮他认真执行。
政变不同于常规的权力交接，这种非正常情况下获得的权力必须通过快速形成政令循环才能转化为社会秩序，这就需要政变发动者有一个可靠的班底来执行自己发布的命令，在这方面，全斗焕玩得得心应手，他的铁杆“一心会”在军中经营多年，只要利益给够就可以保证首尔的武装力量为全斗焕所用。
尹锡悦的幼稚之处在于，在政变这种非常规的权力游戏中，不去寻找能执行自己命令的铁杆盟友，反而去抠法条中的细枝末节。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关于权力的游戏就从没有停止过。
在中国古代，从拥有至高权力的皇帝出现以来，活动在皇帝身边的宦官，尽管身份尴尬，但由于离皇权太近，也不可避免地在权力活动中留下自己的足迹。
给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最大嘲讽的不是陈胜吴广，也不是刘邦项羽，而是宦官赵高，他以实际行动证明最庄严的皇权可以被最卑微的太监玩弄。
在中国历史上，太监专权事件发生过数次，死于太监之手的皇帝也不在少数，但牵涉到最高权力斗争的太监下场一般不会太好。
作为离皇权最近的一群人，他们有很多种办法代替皇帝发号施令，但宦官这一群体面临着与“尹大统领”相似的困局：以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容易，让别人执行你发出的命令难。
雄主之死正平二年（452），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突然暴毙。
这位统一北方的一代雄主死的极为憋屈，他是被身边的太监、中常侍宗爱给刺杀的。
太武帝拓跋焘的前半生极为精彩，北击柔然，南抗刘宋，灭北燕、夏国、北凉统一整个北方，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为何会为太监所杀？
其实从广义上讲，历史上所有为宦官所杀的皇帝，其死亡原因都一样：制衡游戏玩脱了。
宦官的职务本是照顾皇帝和宫廷成员的日常起居，相当于皇室成员的奴仆，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机会接触权力的。
宦官接触到权力，这件事本身就说明皇帝在官僚系统中的制衡出现了问题。
对于皇帝来说，在官僚系统中玩制衡是必修课，也是基本功，只有保证官僚系统中的各派系实力平衡，皇权才能稳固。
北魏，是由拓跋鲜卑部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拓跋鲜卑能在百年混战的五胡十六国乱世中脱颖而出靠的绝不仅仅是弓马娴熟，对于北魏政权入主中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道武帝拓跋珪的“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国策。
游牧民族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是部落联盟，在这种组织模式下，各部落首领拥有极高的自主权，所谓的大单于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以部落联盟为组织形式的草原游牧民族根本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而这一点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最大障碍。
游牧民族想要在中原农耕区长期建立统治，就必须打散原本的部落联盟模式，将部落民变为以土地为纽带的编户齐民，基于此，道武帝拓跋珪即便面临巨大阻力也要推行“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国策。
但凡事皆有代价，想让那一个个手握兵权的部落首领放弃自己的部众，道武帝拓跋珪必须拿出丰厚的利益去交换。
被道武帝拓跋珪拿来交换的利益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大量土地；第二是朝中的高级职位。
就这样，为了推行“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国策，道武帝拓跋珪亲手打造出了一个朝中有权、地方有地、且手握兵权的超级贵族集团：代人集团。
北魏建国之初，代人集团势力之强历朝少见。
如此强大的贵族集团对于皇权来说已经构成了一种威胁，于是，从道武帝时期开始，北魏帝国的皇帝一直在悄悄地将汉人世族子弟拉入高级权力圈。
北魏皇帝招揽汉人世族子弟好处有三：第一是由这些人帮忙组建中央集权帝国的官僚系统；第二是通过招揽世族子弟入朝为官，换取在地方有影响力的地方世族支持，至于第三嘛，就是以汉人大族制衡实力恐怖的代人贵族集团。
汉人大族组成的文官集团与胡人军事贵族组成的代人集团相互制衡，这本是也是北魏前期长期坚持的一项国策，太武帝拓跋焘前半生都在积极推行这项国策。
但这一相对良好的制衡局面，随着太武帝晚年的国史之狱事件而被打破了。
汉人世族首领，司徒崔浩在掌权后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处处拿出身门第问题讽刺鲜卑贵族是蛮夷，终于在修国史这件事上彻底激怒了太武帝拓跋焘。
拓跋焘一怒之下下令将崔浩所在的清河崔氏，以及与其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全部诛族。
此事之后，汉人世家大族噤若寒蝉，不但不在公开场合标榜自己出身高贵，甚至都不敢去北魏朝堂做官了。
拓跋焘对崔浩的重拳出击确实让那群自诩高贵的世家子弟认清了现实，但也让他苦心经营多年的汉人世族与鲜卑贵族之间的平衡关系彻底失衡了，太武帝拓跋焘又一次回到了代人集团的“包围”之中。
很显然，拓跋焘盛怒之下的大肆株连事实上是对他本人不利的，因为他用整个前半生经营的制衡局面彻底失衡了。
汉人大族们不敢出来当官，朝堂之上代人贵族一家独大，太武帝必须想其他办法制衡了，环顾四周后，一代雄主拓跋焘悲哀的发现，没有汉人大族支持，此时的他能够用来对付的代人军事贵族的就只剩下宦官了。
正平元年（451年），太武帝拓跋焘封中常侍宗爱为秦郡公，在以公开封爵的方式拔高宗爱这位宦官的地位的同时，也将权柄向其倾斜。
内外廷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宦官是如何行使权力的。
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之初，中央权力的分配遵循内外廷制度：内廷以皇帝为绝对核心，负责决定政策的方向，外廷以三公为核心，负责具体事宜的执行。
此时三公的权力极大，作为外廷核心的相权甚至可以制衡内廷核心的皇权。
汉武帝时期，皇帝为了集权开始大幅提高内廷的权力，内廷官员主要包括：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中常侍、散骑。
这些官职是不是有些眼熟了？
汉武帝扩大皇权的手段是让内廷官员拥有执行具体事务的权力，这样一来，以三公为首的外廷官僚系统就变成吉祥物了。
在汉武帝的授权下，大司马等职务的实际权力大幅升高，汉武帝临终前托孤的5名顾命大臣中，实际权力最大的并非外廷之首丞相田千秋，而是内廷之首大司马大将军霍光。
西汉时期，内廷权力还集中在尚书台，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等官员成为了汉武帝行使至高皇权的抓手。
但到东汉时期，无论是外廷的三公，还是内廷的大司马、前后左右将军都出现了明显的世族化，对于皇帝来说，内廷也不完全可信了，皇帝环顾四周，只有出身卑微，身体残缺的太监似乎没没有被世族渗透。
东汉时期开始，内廷中的中常侍一职开始变成了太监的专属，太监这一原本只负责照顾皇帝生活起居群体开始接触到帮助皇帝草拟、宣读诏书等权力。
如果皇权能够正常运行，此时太监的权力还主要来自于宣读诏书这一项，在宣读诏书时，太监作为皇帝的代言人，他们能够提供给下面官员与皇帝有关的第一手信息，这可是很值钱的，即便在没有宦官专权的清代，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权倾朝野的大臣，在给宦官行贿时都是很舍得花钱的。
以上情况是建立在皇权不出问题的情况下，而如果皇权，或者说皇帝本人出现问题，那宦官就可以利用他们起草诏书的权力大做文章，甚至不介意替皇帝草拟一份诏书。
拓跋焘宠幸的宦官宗爱基本就是按照这个路线走的，《魏书》中宗爱第一个专权的表现是行为乖张被太子的东宫属官看不惯，而后宗爱向太武帝拓跋焘进谗言，导致太武帝杀掉了太子的属官，太子因为此事郁郁而终。
太子属官为什么会看不惯宗爱，大概率还是因为他利用帮助太武帝宣读诏书的机会狐假虎威、装腔作势、上下其手，一个卑贱的宦官仅靠着皇帝的宠爱就飞扬跋扈，确实容易让朝臣瞧不起。
而也正是因为宗爱是一名身份卑贱的太监，他对别人的藐视更为敏感，所以必须以极端的方式对于敢于藐视自己的太子属官赶尽杀绝。
但事情发展到太子因此事而死便已经不好收场，如果太武帝拓跋焘明白过来太子是被宗爱间接逼死的，那么他宗爱也就活到头了。
面临死亡威胁的宗爱决定再搏上一搏，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做掉太武帝拓跋焘本人。
好，现在问题来了，宗爱的权力完全来自于太武帝，一代雄主拓跋焘又明显不是那种东汉时期的任人拿捏的小皇帝，他怎么会死在宦官之手呢？
宦官能够杀死皇帝靠的是两个天然优势：第一是离皇帝的物理意义近，第二则是有自己的死忠、班底。
由于有着相似的悲惨遭遇，宫廷中的太监群体往往更容易形成某种类似于血亲关系的纽带，靠着这样的关系，宫中太监往往会建立起以中常侍为核心的可靠同盟，他们彼此信任，共同进退。
如果关闭宫门，这群太监的武力值在皇宫这个小社会里可是不低的，东汉末年手握重兵的大将军何进，一旦进入宫中，立刻就会被太监乱刀砍死。
好，简单总结一下太监杀皇帝的流程：
首先，关闭宫门，利用自己“太监死士”的武力优势，直接将皇帝物理超度，有些权倾朝野的宦官会掌握全部或部分禁军兵权，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太监发动政变杀掉皇帝的难度会大幅降低，但如果不能彻底做到这一点，就得赌上一把了，必须在宫廷中武装力量赶到前将皇帝弄死，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个粉身碎骨。
第二步，利用信息不对称，隔绝内外廷，秘不发丧，而后找几个愿意合作的大臣共同商议另立新君之事。
第三步，利用宦官可以草拟诏书的权力以皇帝遗诏的方式确定新皇帝人选，再将愿意合作的大臣安排在重要岗位上，而后将傀儡皇帝养在宫中时时控制，由宦官群体代行皇权。
这套模式是“祖师爷”赵高留下的，后世的宦官照着做就行。
宗爱在杀掉太武帝拓跋焘后，《魏书》中记载是尚书左仆射兰延、吴兴公和疋、太原公薛提秘不发丧，商议新君人选，他们最初选定的皇位继承人是东平王拓跋翰，但宗爱认为拓跋翰也属于东宫系统，让东宫系统的人当了皇帝自己没有好下场，于是准备立与自己关系还算不错的南安王拓跋余为帝。
于是他假传太后旨意宣尚书左仆射兰延、吴兴公和疋、太原公薛提入宫，而后与众太监联手将几人杀死，又一不做二不休地干掉了准备被立为皇帝的东平王拓跋翰，拥立拓跋余登上皇位。
拓跋余登基后，任命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并都督中外诸军事，进爵冯翊王。
显然，宗爱动手杀拓跋焘之前是跟人商议过的，他是有外援的，这一点跟当初赵高与李斯联合如出一辙，只是宗爱手段玩的不如赵高高明，他在没稳住局势的情况下，就把盟友给做掉了。
杀掉太武帝拓跋焘立南安王拓跋余为帝后，理论上讲，宗爱已经权倾朝野，可以成为下一个赵高了，但结果却是他死的比赵高快的多得多。
黄粱一梦宗爱的太上皇仅仅做了半年后院就起火了，他所拥立的傀儡皇帝拓跋余不想继续当傀儡了，准备限制宗爱的权力，眼看权力受威胁，宗爱再次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派小黄门贾周杀了拓跋余。
依旧是原来的套路，宗爱选择秘不发丧，只是这次宗爱在杀掉拓跋余之前连选择谁当新皇帝都没想好，眼看继续跟宗爱混好像不会有什么前途，他的重要盟友羽林郎中刘尼将拓跋余已死的消息告诉了殿中尚书源贺、尚书令长孙渴侯、南部尚书陆丽，4人得到消息后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拥立拓跋焘之孙拓跋濬为帝。
4人背着宗爱秘密接拓跋濬入宫，而后宣称拓跋余已被宗爱所杀，如今他们要剿灭宗爱这一叛逆之徒，立太武帝嫡长孙拓跋濬为帝，群臣纷纷表示支持，而后宗爱及其手下太监被捕，夷灭三族。
同样是宦官专权，相比于赵高，宗爱搞的就很失败了，他失败的原因第一是后院失火，盟友背叛，宦官出身低微，在被皇帝授予权柄前，其在整个官僚系统中的能量几乎为零，而宦官的天然死忠也是内廷中的宦官，所以在自然条件下，他们很难在外廷中拥有坚决执行自己命令的班底，所以宦官需要寻找盟友，当初赵高找的是丞相李斯，外廷之首，而宗爱也找了尚书左仆射兰延、吴兴公和疋、太原公薛提、羽林郎中刘尼等盟友，这些盟友在外廷中的支持者应该在宗爱之上，理论上是有机会坚决执行宗爱的命令，帮助其坐稳权力宝座的，但宗爱挥刀向盟友的行为让其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除了缺少班底和盟友外，宗爱在政变后短时间内惨死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北魏政权贵族权力大，中央集权程度相对较低。
太监控制了皇帝就控制了整个国家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国家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赵高控制的秦帝国，在秦始皇的打磨下已经变成了一架皇帝权力无限大的超级战争机器。
而此时宗爱所要控制的北魏，虽然也已经完成了中央集权改革，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在汉人大族集团被压制后，代人军事集团又一次处于一种权倾朝野的状态，如果不是太武帝拓跋焘被代人贵族“包围”了，他也犯不着启用宗爱这个太监。
连太武帝拓跋焘都动不了的代人集团，他宗爱一个阉人想动？
宗爱虽然控制了皇帝，并自以为可以对整个天下发号施令，但此时的朝堂之上的大多数重要岗位都在代人集团成员手中，没有代人集团的配合，宗爱的所谓权倾朝野就会变为政令不出皇城。
北魏因为受草原游牧部落习俗影响较深，而导致帝国前期出现中央集权程度较低的劣势，讽刺的是，在面对宦官专权这个问题时，劣势变成了优势。
待一切尘埃落定，继位的文成帝拓跋濬痛定思痛后认知到相比于授权柄于宦官的非常规操作，以汉人世族成员组成的文官集团制衡代人军事贵族集团的办法更加靠谱，于是，汉人大族在北魏权力系统中的比重再次增加，时代的车轮开始不可避免地迈向那一步，北魏王朝因为此而走向巅峰，亦因为此而粉身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