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的基本走向由时代的大势决定，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但大历史中的一个个具体事件如何演绎，则与时代洪流中的个体选择息息相关，被时代的大潮抛向风口浪尖的弄潮儿们，有时他们的一个重要决定，能在滚滚红尘中砸出一个大大的涟漪。
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件大事，从宏观叙事上讲，孝文帝改革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后，出于对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的治理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和文化上的建设，其根本动因是北魏帝国的生产方式从游牧为主转变为农耕为主，这一转变决定了孝文帝的一系列汉化改革是时代大势所趋，没有孝文帝，也有孝景帝，孝武帝，孝宣帝。
但如果细看孝文帝改革中的具体措施，我们却又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头戏：迁都洛阳、禁胡服、改汉姓，与前期改革措施中的官僚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租庸调制度似乎是割裂的，以上这些经济、政治领域的改革似乎并不是非得在迁都洛阳的前提下才能完成。
且孝文帝的迁都时的行为也显得颇为怪异，他是以南征为名，把群臣“骗”到洛阳而后裹挟着群臣完成迁都的，迁都是国之大事，理应君臣充分商议后决定，孝文帝此举明显不合常理，是什么让有君子之风的孝文帝拓跋宏不惜以欺骗的手段裹挟群臣迁都？
纵观孝文帝一朝有一条主线：冯太后与孝文帝的权力斗争，冯太后在世时权倾朝野，孝文帝事必请示，与傀儡无异，按照一般的理解，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拿回了权力开始大刀阔斧改革，但权力游戏哪有那么简单，冯太后称制近30年，即便其本人身死，留下的余威又岂是孝文帝可一朝消灭的？
孝文帝迁都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逃离，他要以一种决然的方式远离冯太后的旧势力。
李嘉诚的房产价值三定律（决定房产价值的是地段、地段，还是地段）同样适用于权力，权力的分布原则是由权力中心向外依次递减，而直接从地理上改变权力核心的位置，确实可以以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改变权力格局，只是万事万物皆有代价，孝文帝终究算漏了一点，整个北魏王朝也将因此而灰飞烟灭。
女主称制汉化是北魏历史的一条主线，但这条主线在“国史之狱”事件后一度中断，司徒崔浩因在修订国史的过程中“曝扬国恶”，而导致其所在的清河崔氏以及与其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被太武帝拓跋焘诛族，从此之后，汉人大族噤若寒蝉，不敢到北魏朝中任职。
北魏建立之初有明显的贵族政治色彩，由原部落首领组成的鲜卑军事贵族集团成员大权在握，大有制衡皇权之意。
为了加强皇权，也为了适应对农耕区的统治，北魏前期的皇帝均奉行提拔汉人世族子弟进入中央来制衡鲜卑军事贵族的基本国策，但太武帝拓跋焘盛怒之下对汉人世族的大肆株连无疑打破了这种制衡关系，“国史之狱”后，朝中汉人世族势力完全不足以制衡鲜卑贵族，太武帝拓跋焘只得用不是办法的办法，扶持太监制衡鲜卑贵族，但太监是权力游戏中最容易走向失控的一个因素，因为授权柄与太监又不能很好地制衡太监，一统北方的一代雄主拓跋焘最终落得个惨死于太监之手的可悲下场。
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重启了对汉人大族的提拔，但由于其执政时间较短，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鲜卑贵族权力过大的格局。
汉人大族势力被拔高到能与鲜卑贵族抗衡是在冯太后时期。
文成帝拓跋濬英年早逝，一番权利争斗后，冯太后与献文帝组成的执政联盟消灭了以乙浑为首的专权鲜卑贵族，取得了帝国最高权力。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冯太后与献文帝拓跋弘名义上为母子，但二者并无血缘关系，献文帝生母李夫人在文成帝死时被赐死，冯太后在夺权过程中已经得罪了鲜卑贵族，而其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献文帝拓跋鸿又不是她的亲子，这样的权力格局给这位暂时坐稳权力宝座的“大女主”以极大的不安全感，作为一个在权力杀局中脱颖而出的狠人，冯太后秉持的斗争原则是：最好的防守是进攻。
冯太后出身北燕王族长乐冯氏，是标准的汉人名门望族，她深知中原农耕区的权力逻辑，又因为本身就来自世家大族，不会像当初的太武帝拓跋焘一样犯下因一时之怒毁掉制衡好局的低级错误。
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冯太后深知做事要因势利导，顺时代大势而为则事半功倍，所以即便自己的目的是提拔汉人大族制衡鲜卑贵族，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直接强行把汉人安排在重要岗位上并不是上上之策，难以服众不说，自己所挑选之人能否胜任也是一个未知数。
想提升汉人在整个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最好的方式是让整个国家机器朝着有利于汉人大族发展的方向运转。
彼时，北魏入主中原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农耕早就是整个国家的主要生产方式了，所以冯太后要做的只是顺水推舟，只要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朝着更有利于农耕的方向运转，汉人在以农耕逻辑为核心的官僚体系中的能量自然会增加。
所谓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前半段，其实叫冯太后改革更为合适。
二元帝国冯太后的改革遵循着中央农耕地区统治者改革的固有套路：
朝廷直接将土地分给百姓，而后让百姓直接向朝廷交税及服徭役、兵役，改革的核心要义是“干掉中间商（贵族）”，朝廷直接与百姓对接，在减少了能量的中间损耗的同时，也加强了中央集权。冯太后改革中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就是为了服务于这一目标而确立的。
农业社会中，能最高效地集中社会资源的方式是农民直接与朝廷对接的自耕农经济，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皇帝以及围绕皇帝的中央官僚，是不可能做到真的去直接管理每一个农民的，所以得有一套官僚系统去代替皇帝管理地方，秦帝国以郡县制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冯太后改革中的官员俸禄制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但秦帝国的二世而亡又说明了一个道理：如果采取直接统治，越到基层成本越高，所以要给基层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间，这个可以大幅降低统治成本，与之相适应的是冯太后改革中的三长制。
冯太后的各项改革措施有力地重塑了北魏帝国的权力结构，隶属于皇权的官僚权力扩大，贵族的权力相应缩小，在这一过程中，熟悉大一统中央集权官僚系统的汉人世族自然获得了更多政治能量，进而拥有了与鲜卑贵族分庭抗礼的资格。
其实完成官僚系统的“乾坤大挪移”后，鲜卑贵族理应在事实上被彻底边缘化，他们的最终命运就是被彻底远离权力中心而沦为政治吉祥物。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冯太后在改革过程中会特意照顾鲜卑贵族的利益，这可不仅仅是缓兵之计的斗争策略，也不仅仅是防止汉人世家大族做大后再次形成一家独大局面的权力格局，冯太后照顾鲜卑贵族利益是因为在当时的北魏帝国，鲜卑贵族仍具有不小的不可替代性，这就要从北魏这个崛起于草原的帝国性质说起了。
北魏崛起于草原，其“创业”的第一步是道武帝拓跋珪借助后燕慕容垂的铁骑打服了草原诸部，建立起了由草原军事部落组成的统治核心：代人集团。
北魏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不仅仅是向中原腹地发展，从道武帝到太武帝，北魏统治者多次深入草原远征柔然，巅峰时甚至征服了贝加尔湖畔的高车人。
作为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北魏帝国在面对更北的柔然的骑兵的威胁，一直奉行的都是主动出击的战略，以骑兵对骑兵，鲜卑的精锐骑兵时不时给柔然人来一个“封狼居胥”。
北魏帝国敢于与柔然人玩骑兵对冲，是因为其一直在北方边境的农牧结合部区域保有着大量骑兵军团，这些骑兵军团大多也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战时为骑兵，平时为牧民。
中央集权制度只有在自耕农经济模式下才能完成，与游牧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形式是部落联盟，在这些地区存在拥有巨大权力的军事贵族是必然的。
漫长的北方边境上，那群半农半牧，半兵半民的庞大骑兵军团才是鲜卑贵族们权力的真正来源。
尽管入主中原后，北魏帝国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已经变成了农耕，但其本质上讲是一个农牧二元帝国。
因为有游牧成份的存在，北魏帝国任何一个心智成熟的统治者都得在权力系统中给鲜卑军事贵族留下一席之地。
迁都的问道曹操晚年与其集团内部的“老伙计”荀彧闹掰，荀彧在曹操集团的地位不用多说，说他是集团二号人物也不为过。
按照一般的观点，这对共事了三十多年的老伙计闹掰的原因是曹操要称王，违背汉制，而荀彧的理想是当汉臣，二人的分歧在理想上。
但真实的历史可能比这要复杂的多，荀彧在曹操集团拥有超然地位的原因是他是颍川世族集团的话事人，而颍川世族集团是曹操最重要的支持者，曹操的大本营许昌就在颍川。
曹操晚年要称魏王遭到荀彧反对是不假，但荀彧反对的核心在“王”还是在“魏”可就非常值得玩味了。
曹操如果称魏王，他的治所就得搬到河北的邺城，颍川世族的政治能量将因为政权首都迁移而大受影响，从利益角度讲，荀彧反对的恐怕更多是“魏”，而不是“王”。
冯太后掌权后，建立了从汉人世族、鲜卑贵族，到内廷嫔妃、太监、宫女的包罗万象的政治同盟，这个政治同盟在铁娘子冯太后的带领下无坚不摧，即便是献文帝拓跋鸿本人，一旦流露出想反抗这一群体的迹象，就会被先强行退位，再直接搞死。
面对如此强势的集团，又眼看父亲被杀的孝文帝拓跋宏自然不敢有丝毫反抗的意思，只能乖乖做一名傀儡。
冯太后死后，完全依附于她的内廷势力（太监、宫女）等自然失势，但是冯太后扶持起来的汉人世族、鲜卑贵族集团却没那么容易撼动，孝文帝刚刚亲政时，常常不得不以前往冯太后墓地哭诉的政治表演来与冯太后留下的庞大政治势力博弈，足见即便冯太后已死，孝文帝仍是朝堂之上的弱势一方。
冯太后留下的鲜卑贵族集团成员包括：拓跋丕、穆泰、陆睿等人。
以上鲜卑贵族的势力可并不仅仅来自于冯太后，这些人祖上都是跟随道武帝拓跋珪的开国元老，他们的势力本就盘根错节。
北魏王朝的都城平城即今天的山西大同，其靠近北方农牧交接区，那里的游牧骑兵集团是这群鲜卑贵族的真正能量来源，只要都城留在平城，就很难彻底削弱这一群体的势力，鲜卑贵族们可以以冯太后为幌子，不断拿捏孝文帝拓跋宏，那么孝文帝继续沿着冯太后的路线，玩汉人世族与鲜卑贵族制衡行不行呢？严格意义上讲，是行的，但代价是孝文帝必须足够有耐心，要在一次次博弈中集小胜为大胜，被压制了太久的孝文帝等不了那么久了。
冯太后扶持起的汉人世族中，“二高”名声最大，这“二高”都出自渤海高氏，一个是前文提到过的高允，另一个叫高闾，孝文帝拓跋宏在亲政后曾与高闾商议过迁都一事。
高闾倒是赞同迁都，但是他给出的建议是迁都到河北重镇邺城。
显然，这是个算盘子打在脸上的建议，把都城迁到河北，受益最大的当然是河北世族，况且冯太后所在的长乐冯氏就是河北世族，刚刚摆脱冯太后控制的孝文帝拓跋宏又岂会把都城搬到冯太后的家乡？
环顾四周后，孝文帝拓跋宏发现整个黄河以北的旧势力已经盘根错节，要想快刀斩乱麻地从旧势力中拿回权力，就得兵行险招。
于是，在孝文帝复杂心理的作用下，历史的车轮开始转动。
代价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了他的计划，其先以亲率大军攻灭南齐为借口裹挟文武百官南下。
途中大雨绵绵，将士疲惫不堪，厌战情绪不断积累，但孝文帝不会在意这些，因为他压根也没打算去打仗，待大军行至洛阳时，孝文帝十分体贴地问将士们还想不想南征？将士们大多表示不想，孝文帝终于图穷匕见，表示如果不想南征，就要把都城迁到洛阳，此时已经被裹挟而来的将士们只能表示同意。
迁都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期间牵涉的利益极大，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孝文帝只凭借一个小把戏就能干成了这件事。
孝文帝能以这种瞒天过海的方式完成迁都，得建立在以下几个条件之下：
第一，孝文帝在朝中已经拥有了不小的威望，其实这一点从孝文帝能发动南征这一事件就可以看出。
第二，孝文帝也拉拢了一批愿意追随自己的宗室和鲜卑贵族，代表是任城王拓跋澄。
第三，在文官系统上，孝文帝有意疏远了冯太后大力扶持的河北世族，却重点扶持了原本在北魏朝廷上能量较小的河南世族，这些人是帮助孝文帝在洛阳组建权力中枢的主力。
第四，孝文帝裹挟大军南下的真正用意是利用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厌战情绪绑架鲜卑军事贵族同意他的建议。
第五，孝文帝清楚鲜卑军事贵族依旧拥有巨大影响力，所以给出了优厚的安抚条件，对于以平城为中心的六镇军事体系给予了充分的资源倾斜。
孝文帝在处理迁都问题上体现出了很高的政治成熟度。
但有些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孝文帝在迁都问题上表现的小心翼翼，但并不能改变权力自中心开始依次递减的规律。
当国家首都搬到洛阳，以河南世族为首的文官集团所获得的政治能量不断增多，而以驻守在北境六镇的军事集团所获得的能量将相应减少。
历史将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向世人证明一个道理：暴力等级是决定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核心因素，一直让一群暴力等级很高的人获得很少的资源，是要出大问题的。
一场大火中，一个少年，看到了这个王朝的命运……
用户17xxx84
鲜卑人占领了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