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之狱（二），世家大族，不过如此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因司徒崔浩在主持修订国史的过程中“曝扬国恶”，而下令将崔浩诛族。

崔浩出自清河崔氏，是妥妥的世家大族，除清河崔氏外，因姻亲关系而被太武帝拓跋焘下令一并诛族的还有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三个家族。

崔、卢、郭、柳四大家族遭此大难后，北魏帝国内的世家大族群体变得噤若寒蝉，不敢让子弟前往帝国中央为官。

自秦统一六国，到清帝逊位的整个中国王朝历史中，世家大族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这段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他们若隐若现，能量时大时小，今天就借着北魏时期的“国史之狱”事件，一次性讲清楚世家大族的产生条件、生存逻辑，以及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失控，成为架空皇权、绑架国家的可怕力量。

所谓世家大族，也称“世族”、“士族”等，指中国王朝历史上，少数掌握了大量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大家族。

他们的共同特点有三：

第一，在地方拥有大量产业，甚至掌握地方经济命脉。

第二，家族中连续几代都有人在帝国中央任重要职位。

第三，家族在某一领域学问上造诣高深，这门学问一定得是务虚的，而不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学。

世族的前身是贵族，二者的相似点是都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不同点是贵族的经济、政治资源可以直接靠血统传递，而世族的经济、政治资源，需要借助文化资源这一载体传递。

世家大族产生于西汉后期，他们的产生从本质上讲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但确实有一个人加速了世家大族这一群体的出现，并为日后千年里世家大族的生存逻辑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大帝。

名义上讲，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贵族群体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但现实情况还要更复杂一些。

一方面，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为了拉拢各路英豪一起对付楚霸王项羽，而给了他们裂土称王的权力，虽然这些悲催的“王”，最终都被刘邦清洗殆尽，但由于他们的封地确实离帝国中央太远，直接统治难度太大，所以刘邦在消灭异姓王后又分封了刘姓王，这些刘姓王可以算是春秋战国结束后，社会上仍残存的第一个贵族群体。

另一方面，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们被大量封“侯”，西汉初年的侯爵含金量很高，被封侯之人在自己封地拥有极大的自治权，他们是西汉前期的第二个贵族群体。

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西汉初年的这两个贵族群体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到了武帝时期，正式的王和侯，彻底沦为了皇帝可以随意拿捏的玩具，到这一时期，贵族这一群体才在实际意义上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在正式的贵族退出后，新的更有活力的势力却正在悄然成长。

武帝前期继续文景二帝时期的相对宽松的社会治理模式，这让一部分有本事有能力的人积累了大量的物资财富，这些人可以称之为“豪强”，他们已经开始将自己的财富转化为在地方的社会影响力，但这时的豪强还远不能称之为世族。

为了推动远征匈奴等重大工程，汉武帝想出各种办法从民间汲取财富，而这又在事实上完成了对地方豪强群体的一轮筛选，能在汉武帝的铁拳下生存下来的地方豪强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都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让自己所在家族与当地社会完成牢固绑定。

为了扩大皇权，汉武帝搬出儒家这一思想武器，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儒家，或者说儒教这一被汉武帝弄出来加强皇权的工具，竟为那群在一轮轮铁拳下生存下来的地方豪强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向上攀爬的阶梯。

汉武帝象征性地招收少量儒家弟子，并给予非要害部门的官职，但是这群儒家弟子们在武帝死后却实现了自我扩张，他们相互支持，不断扩大儒家子弟在帝国权力体系中的影响力，同时，不断从外界吸纳有影响力的人士加入儒生队伍，而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在地方拥有大量财富和影响力的豪强群体，就这样，地方豪强与儒家实现了“双向奔赴”。

随着地方豪强这一群体通过儒家这一阶梯获得了进入中央权力体系的途径，世家大族群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社会群体，在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都能为社会注入活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趋于平庸，进而走向腐朽，世家大族群体也不例外。

新莽之乱时，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世族群体积极奔走，并在刘秀这一世族子弟总代表的带领下以较快的速度平定了天下。

整个东汉王朝，世家大族都在蓬勃发展，皇帝不得不以外戚和宦官来制衡实力日趋强大的世族，即便如此仍难以阻止世族的能量不断膨胀。

外戚、太监、世族是左右东汉王朝走向的三股力量，在之前的历史中，太监、外戚也曾拥有过巨大的权力，但相比于世族，这二者拥有的权力都难持久，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答案来自于权力的来源：

太监、外戚的权力来源都是皇帝，他们的权力根基不牢，随时可能因为失去皇帝的信任或赋予他们权力的皇帝本身出现问题而土崩瓦解。

但世族们的权力，归根到底来自于在地方拥有的土地和因此产生的社会影响力，经济权力也是权力，而且是最稳定最持久的权力。

东汉时期的世族官员经常为了彰显自己境界高而放弃领取朝廷发放的俸禄，关于这一点千万别当真，这些世族子弟出身的官员，哪一个不是家财万贯，朝廷发放的那点俸禄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世族子弟在史书中通常是正面形象，而宦官与外戚则往往以反派形象示人。

关于世家大族是好是坏的问题也相当复杂。

一方面，世族子弟由于家族世代掌权所以在行使权力时往往比宦官和外戚更成熟，由于世族子弟家庭优渥，本身社会地位就较高，做事也大多比宦官和外戚更有底线，当然了，世族子弟也做没底线的事，但是一般会加上一层道德的外衣。

但另一方面，世族子弟对权力的把控在客观上阻断了普通人的上升空间，让社会阶级趋于固化。

世家大族有国之柱石的一面，也有社会毒瘤的一面。

而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于世家大族，也有一种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

世家大族的影响力达到巅峰的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长乱世：魏晋南北朝时期，而巅峰中的巅峰则发生在东晋时期。

东汉王朝崩溃时，各地军阀要么与当地世家大族联合，要么本身就是世家大族。

魏、蜀、吴三国都有世家大族子弟担任要职，如曹魏的荀彧、钟繇、司马懿；东吴的顾雍、陆逊；蜀汉的诸葛亮、庞统、马良等。

三国时期，世家大族影响力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因为军阀们如果想要赢得战争，就得拥有稳定的物资供应体系，军阀们急需的兵源、武器、粮草，世家大族们正好都拥有，为了持续获得上述物资，军阀们只能以集团的高级职位作为筹码去与世家大族们建立联盟。

当然了，虽然世家大族的佃户是军阀们的重要兵源，但军阀们通常将直接统兵的权力握在自己手中，或交给宗室成员，能不让世族子弟统兵就不让世族子弟统兵，因为后者已经控制了财权和人事权，如果再让他们深度控制兵权，军阀们就彻底变成世族的傀儡了。

比较聪明的军阀在初步稳定局势后会试图摆脱国家对世家大族的依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曹操，其在击败袁绍稳定北方后从军事、人事、经济三个方面入手限制世族权力：

军事方面，曹操让宗室成员作大兵团统帅，让寒门子弟为将，继续保持“世族远离军队”的基本国策。

人事方面，曹操继续执行“唯才是举”的方针，给寒门子弟入朝为官的机会，削弱世家大族对官僚系统的控制程度。

经济方面，曹操以屯田制的方式直接从百姓处获得税收，削弱国家财政系统对世家大族的依赖程度。

曹操的这些努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世家大族群体的打击，但随着曹操的离世，曹操限制世族子弟的这些措施开始松动，最后甚至造就了司马家这个长期掌握兵权的超级世族的出现，曹魏政权的丧钟也因此敲响。

西晋王朝统一天下后，还没来得及削弱世族就迎来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致命打击，司马睿只身南渡建立东晋政权。

东晋都城建康，原是东吴政权的国都，而东吴政权是魏蜀吴三国中世家大族影响力最大的一个，顾雍、陆逊等东吴政权中的重要世族子弟可不只是有田，有权，他们还可以明目张胆的拥有私兵（部曲），陆逊家族的部曲巅峰时达2万人以上。

江东的大世族几乎都如陆家一般拥有田、钱、权、名、兵的完整体系，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渡江而来的司马家很难避免被架空的命运。

也正是因为拥有了从土地到私兵的完整体系，东晋时期成为了历史上世家大族能量的巅峰期。

在南方世族迎来巅峰的时候，原本地位更高的北方世族们却不得不接受能量大幅缩小的命运。

面对永嘉之乱，胡马南下的乱世危局，没有南下的北方世族只能退回到自己的“根据地”聚族自守，待一个胡人政权站稳脚跟，再设法与之合作，胡人政权要想在中原站稳脚跟也需要稳定的税源和能帮助他们建立稳定统治的官僚系统。

上文提到的国史之狱中的崔浩家族，以及与之有姻亲的几个北方世家大族就是在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与之联合，并在文官系统里任职的。

但从国史之狱一事，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北方世族“本事”可是小了不少，太武帝拓跋焘一怒之下可以把四个显赫的所谓世族一并诛杀，后者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

北方世族的影响力为何降低了？还是从经济、人事、军事权力上进行分析。

经济方面，北方世族依旧有大量土地，且大多控制着他们家乡的经济命脉，经济能量削弱程度有限。

人事方面，北方世族只能进入文官系统，武将系统几乎与他们绝缘，在东汉时，世族也主要进入文官系统，区别是东汉有一套完整的体系由文官控制武将，甚至可以说武将是文官的附庸，但在五胡统治的北方，胡人政权是带着自己一套以自己的班底入主中原的，这套胡人班底才是政权的第一等贵族，汉人世族只能排在第二等。

军事方面，汉人世族就更不行了，胡人从草原带进来的班底本身就是以军事贵族为主，兵权被他们牢牢地攥在手中，汉人世族没有机会染指。

好了，到这里，稍微做一个总结：世家大族的发展路径是逐一控制经济权、人事权和军事权，其强弱取决于对这三种权力的程度，控制了经济权和人事权的世家大族就初步具备了绑架整个国家的能力，如果连军事权也控制了，皇帝就是随意更换的玩物了。

世家大族群体的能量在隋唐时期开始衰减。

原因也不复杂，如上文所说，世族群体的能量来自于对经济、人事、军事三种权力的控制。

隋唐时期，实行了比较充分的均田制，世家大族手中的土地和财富肯定还比较多，只是帝国内部同样出现了大量可以直接交税的编户齐民，这导致世家大族们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削弱。

更关键的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出现，世族子弟对官僚系统的控制程度开始明显松动，以往那种世族之间相互举荐对方子弟做官的方式受到了科举制的巨大冲击，从前只要世族们达成某种默契，就可以保证重要官职只在几个大家族内部流动，但随着科举制的普及，世族们对重要官职的“垄断”被打破。

没有稳定的政治权力保驾护航，世家大族们在地方上的经济特权也会削弱。

至于兵权，唐帝国统治者热衷于用胡人为将，虽然最终导致了武将群体尾大不掉，但也确实隔绝了世家大族向军事领域渗透。

两宋时期，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并逐渐成为了帝国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世族子弟们内部消化重要官职的日子结束了。

世族不是一个固定概念，世族群体也是不断流动的，两宋时期的一个寒门家族如果连续几代都有人考取功名，也能成为了一个新的世族，但这样的世族，其家族能量会因为某一代家族成员中无人能考取功名而快速削弱，世族更替的速度变快了，那种历经几百年不衰的世家大族很难出现了。

除直接考取功名再以权力获得财富进而让家族成为世族的方式外，在宋元明时期其实有另外一条世族成长之路。

宋代商业发达，有些能人通过经商获得大量财富后，会重点培养自己家族子弟考科举，一旦考上，在家族提供的“钞能力”的加持下，这些巨富家族子弟更容易平步青云，获得重要权力后，这些巨富家族子弟又会用权力去保证自己家族的财富保值增值。

当然了，这种方式也得建立在家族子弟中一直有人能考取功名的前提下，所以这些家族会在子弟教育上砸下重金，经过数百年的筛选，最终会出现一些既有钱，又会考试的大家族，他们成为了这一时期事实上的世家大族。

明朝前期，这样的大家族让明太祖朱元璋见识了“厉害”，明朝统治者不得不以南北榜的方式防止这群江南巨富垄断官场。

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士绅集团还是实现了崛起，他们靠着海上贸易赚取了天量财富，并以结党互助的方式逐渐占据了官僚系统的核心位置。

但即便如此，在正常情况下，此时的明朝统治者依旧有机会与他们进行周旋。

因为江南士绅的钱虽多，但控制的土地还只局限于江南地区，正常情况下，广大北方地区的钱粮能够支撑明帝国统治者去压制江南士绅，另外，江南士绅群体对军队的渗透程度是很低的，理论上讲，皇帝仍控制着军队这一压舱石。

但尴尬的是明朝用大量的钱粮去养活毫无用处的藩王，去掉养藩王的钱，皇帝可没有多余的钱去与东林党为首的江南士绅们周旋了。

至于军队，江南士绅们确实无法控制军队，但是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把军队搞垮呀，内斗就亡国，亡国也得内斗，当然了，明朝军队战斗力问题可以追溯到那个对军人群体极度不友好的卫所制，但东林党们在朝堂之上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绝对是加速了明军战斗力的崩溃。

由于以东林党为首的“江南世族”并没有完成经济、人事、军事全方位控制的闭环，导致他们只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却无法创造一个新世界，即便有华夷之辩加持，江南士绅们建立的小朝廷在满清铁骑下依旧不堪一击，讽刺的是，在诸多南明政权里，给满清造成最大伤害的是原大西军建立的永历政权，而这个政权的特点就是江南士绅参与度非常低。

历经宋元明三朝，所谓世族的影响力其实已经衰减了不少，而满清则给了其最后一击。

还是那句话，世家大族们强大的根源来自于经济、人事、军事三种权力。

满清入关时仰仗的满蒙八旗是清朝军事贵族的主力，有他们存在，江南士绅别想染指军事领域。

除科举外，八旗贵族们还有一套独立的进入官僚系统的体系，这样一来，江南士绅们只能去卷名额更少的科举路线，想积累政治能量难度极高。

相比于这些，满清最厉害的一点是直接把刀砍向了江南士绅的最后“保留地”，雍正帝的摊丁入亩大幅削弱了江南士绅们的经济能量，同时，朝廷因为有了更多的财税收入，而可以干更多的事，更弱小的江南士绅更加不可能与更强大的朝廷抗衡了。

事实上，被削弱到极限的江南士绅已经难以担得起“世家大族”的名号了。

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拥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是由其手中掌握的资源多少决定的，随着清朝统治者现实对江南士绅群体的极限压制。已经被驯服的江南士绅渐渐变得只热衷于声色犬马，“天下”这个词汇，已然离他们太过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