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魏名臣苏绰，中文互联网上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宇文泰问苏绰如何治理国家，苏绰给出的答案是“用贪官，抓贪官”，并洋洋洒洒给出了一大段方法论。
关于苏绰向宇文泰提出“用贪官，抓贪官”的建议这件事，基本可以确定是一眼假，这段所谓的对话，无论在《周书》、《北史》、《资治通鉴》，亦或其他地方志上都找不到。
从文章的修辞和行文方法来看，编造这段对话的大概率就是21世纪的当代人。
这段所谓的苏绰和宇文泰的对话，硬伤不仅仅在修辞和行文方法上，更在逻辑上，如果苏绰真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给宇文泰提出这个建议，那么只能证明他不过是个庸才，如果宇文泰真采纳了那个所谓的“用贪官，抓贪官”的建议，那么宇文泰的西魏政权根本扛不住实力更强的东魏政权带来的外部压力。
今天就从这个由来已久的谣言入手，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告诉大家为什么说这个所谓的“建议”对于宇文泰来说不是良药，而是毒药。
苏绰定律网络上流传的那个关于宇文泰与苏绰之间的对话，大致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宇文泰问苏绰治国之道，苏绰回答：治国的关键是治吏，治吏之道，用贪官，抓贪官。
宇文泰很疑惑，问苏绰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说皇帝如何让大小官吏为他卖命？只能通过给他们利益，如果没有那么钱给他们，那么就给他们权，让他们用皇帝给他们的权自己去弄钱，贪官得了利益，就会拥护皇帝，皇权就稳固了，同时，官员贪墨，有把柄在皇帝手中，皇帝控制他们就容易了。
听苏绰介绍完贪官的“好处”后，宇文泰问：既然用贪官有如此多的“好处”，为何还要抓贪官呢？
苏绰说这才是权术的奥秘，即要用贪官，又要抓贪官，抓贪官的好处之一是可以铲除异己，干掉不听话的，留下听话的，贪官拿了利用皇帝的权得了好处就会卖力干活，反而如果天下都是清官才不好办，如果天下都是清官，百姓会很高兴，但这些清官如果不听话却很难处理，皇帝如果强行处理他们，百姓一定不高兴。
宇文泰对于苏绰的建议很以为然，拍手大笑，苏绰却反问宇文泰：陛下觉得这么做还有什么问题吗？
宇文泰赶紧让苏绰继续往下说，苏绰说如果贪官贪墨太多，盘剥百姓太狠，民怨四起怎么办？
宇文泰说怎么办？苏绰说很简单，皇帝经常下诏书痛斥贪墨行为，让天下百姓都知道皇帝是好皇帝，坏的是贪官，这样可以把仇恨转嫁到贪官身上。
如果真有巨贪，让治下百姓活不下去，就把他们杀了，所贪之财收回国库，皇帝你没有任何损失。
这就是网络上流传的所谓宇文泰与苏绰对话的全部内容，网友甚至将其总结为“苏绰定律”。
好，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下：所谓的“苏绰定律”有问题吗？
和珅暴论乍一看所谓苏绰定律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皇帝利用人性中的贪婪牢牢拿捏了官僚集团，并让官僚集团实现对天下的统治。
关于贪官这个话题，影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和珅的“救民先救官”的言论是另一个经典名场面，而和珅这个中国历史上排得上号的超级大贪官的结局，却恰好暗合了这个网络上流传甚广的“苏绰定律”。
应该说，乾隆、嘉庆这对父子对于和珅的权术游戏确实证明了在清朝，“苏绰定律”的把戏确实可以玩上一玩，但必须强调，这一切得有清朝这个前提。
有人可能会问，道理是相通的，乾隆和宇文泰都是皇帝，既然乾隆皇帝能用“苏绰定律”治理国家，同样是皇帝的宇文泰为什么不行。
我们在研究清朝历史时，会感慨这是一个把中国古代制衡术玩到至极的王朝，但是万事万物皆有代价，清廷将主要精力放在内部制衡上，就注定了其行事的所有逻辑都是以存量思维进行的。
如果眼里只有存量，一切为了稳定，那么皇帝确实可以玩一玩“苏绰定律”，因为它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拿捏官员。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为什么说“苏绰定律”对于宇文泰来说不是良药而是毒药了，因为宇文泰所处的那个时代，他要是敢把主要精力放在玩存量制衡上，体量是他几倍的东魏高欢就能分分钟把他碾死。
大争之世“苏绰定律”看似好用，但就如前文所说，万事万物，皆有代价。
“苏绰定律”的代价是社会效率，其本质是牺牲一部分社会效率来换取官员的忠诚。
社会总财富就那么多，在皇帝、官员和百姓间不断流转，任何一方拿得多，就意味着其他方拿得少了。
按照“苏绰定律”的设定，是皇帝和百姓都少拿点，让官员们多拿点，以此来换取官员对皇帝的忠诚。
《史记货殖列传》中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虽然不能说给利益是调动人积极性的唯一有效手段，但至少可以算作一条重要的有效手段。
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可以分配全国资源，他想调动那个群体的积极性，就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给这个群体利益。
“苏绰定律”有一个隐藏的前提，就是默认对于皇帝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内部。
如果默认这个前提，则“苏绰定律”在大体上是能实现逻辑自洽的。
毕竟内部的威胁无非是官员和百姓，“苏绰定律”在保证了官僚集团替皇帝卖命的基础上，还实现了其内部的相互制衡，又巧妙地把皇帝同被剥削的百姓之间的矛盾转移到官员身上，如此一来，高居权力顶峰的皇帝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国家是一个稳定的，甚至封闭的环境这个总前提下的，那套“用贪官，抓贪官”的逻辑在追求皇权稳定的前提下是以牺牲社会效率为代价的，但在一个总体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牺牲效率就牺牲效率，反正是一个存量系统，稳定比效率更重要。
如前文所说，皇帝想调动哪个群体的积极性，就要把权力让渡给哪个群体，“苏绰定律”的本质是皇帝把权力让渡给了官僚系统，目的是让他们帮忙维持这个存量系统的稳定。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帝国，中国古代的国家机器对于社会上的个人来说是有着巨大的力量优势的，只要国家机器还受皇帝掌控，百姓这个没有被充分组织起来的群体是很难对抗国家机器的。
基于此，如果皇帝的诉求仅仅是维持稳定，那么纵容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各级官员们以权谋私确实是一个选项。
但这显然不符合宇文泰和苏绰所处的那个年代的时代背景，宇文泰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时期是一个典型的大争之世，六镇起义爆发后，各方势力开启混战模式，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终杀出了高欢和宇文泰这两个佼佼者。
但很不幸，宇文泰的西魏，相比于高欢的东魏是更弱的那个，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宇文泰要做的应该是尽可能地提高控制区的资源利用率，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与高欢一较高下，提高社会效率，才是宇文泰的第一要务，而不是什么追求稳定，如果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宇文泰要追求稳定，那他的结局就是被高欢“稳稳地”消灭。
对于急于用效率来弥补体量上的劣势的宇文泰来说，他所求之计应该是提高社会效率的富国强兵方法，而不是牺牲效率追求稳定的权术手段。
而苏绰，作为帮助宇文泰的西魏政权打下文治框架的高手，更不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向宇文泰提出什么“用贪官，抓贪官”的存量系统自娱自乐的所谓“妙招”。
比较讽刺的是，历史上的苏绰给宇文泰提出的建议，与“苏绰定律”中那个所谓的建议正好是相反的。
真正的苏绰苏绰出身武功当地的大族，从曹魏时代开始，其家庭成员就不乏有进入帝国中央担任高级职务的。
苏绰自幼爱好学习，博览群书，尤其擅长算术。
“擅长算术”这个优势才是苏绰得到宇文泰长期重用的先决条件，此时宇文泰的西魏资源少，需要的正是能精打细算，把一份资源当两份用的人才，苏绰最大的贡献是帮助宇文泰建立起了一套高效的财税体系，日后宇文泰甚至规定，不能熟练运用苏绰的计账法的不得启用。
宇文泰时期，东西魏之间时常爆发大战，而作为弱势一方的西魏，其第一要务自然是想办法在实力更强的东魏的打击下活下来。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是一件很烧钱的事，而正如前文所说，社会总财富就那么多，官僚系统们拿的多了，皇帝拿的就会变少，皇帝手中财富少，或者说资源少，可以做的事少，如果宇文泰真如“苏绰定律”那样“广撒恩泽”于群臣，他根本就不会有足够的资源去组织和高欢的军事对抗。
宇文泰用苏绰是帮他搞钱打仗的，而不是替他花钱“买通”官僚集团的。
苏绰因博学多才而得到宇文泰认可，并得到了宇文泰的单独召见，苏绰主要为宇文泰讲述申不害、韩非的法家思路，宇文泰深以为然，与苏绰一直聊到天亮。
这段经历应该就是后人编故事的基础：
“苏绰定律”的故事中，宇文泰与苏绰聊了三天三夜，这个“三天三夜”应该是《周书》中聊到天亮的夸张说法。
而苏绰给宇文泰讲的是申不害、韩非的法家思想，法家讲究以“法、术、势”治国，其中术治中就包括让百姓相互告密揭发，以及驭民五术等上不了台面的手段，“苏绰定律”说讲的那个“用贪官，抓贪官”的所谓“妙计”也可以算作法家“术治”的一种，所以编故事的人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认为既然苏绰给宇文泰讲的是法家思想，那么里面就一定有不那么光彩的法家术治的内容，而术治其实大同小异，不过是利用利害关系让一个群体不断内耗，编造一个“用贪官，抓贪官”的故事在里面似乎也说得通。
但事实上，苏绰给宇文泰讲法家思想是因为法家在关键时刻可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且苏绰所提的法家也是被儒家改造过的法家。
苏绰的思想，在其上奏给宇文泰的六条诏书中得到了较为具体的体现，这六条诏书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要教导百姓，使其心性淳朴，行为端正。
第二，要进行道德教育，移风易俗，培养简朴、礼让、和谐的社会风气。
第三，劝课农桑，发展农业生产。
第四，要举荐贤良，选拔官员不能完全依照门第，要根据能力和品行进行选拔，要尽全力避免官僚体系的变得臃肿低效。
第五，刑罚要适当，案件审理要公平，不能在同一类案件中随意加刑。
第六，要公平征税，普通百姓与豪门大族都要交税，不能对贫苦百姓征税时横征暴敛，对豪门大族征税时得过且过。
如果要问苏绰这六条建议的总逻辑是什么，那么它一定是：降低社会成本，提高社会效率。
教化百姓思想可以降低征税成本和政策执行成本，任用贤能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劝课农桑和百姓与豪族一同交税可以保证朝廷收入来源，这六条建议环环相扣，都是冲着提高社会效率这个总目标去的，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苏绰定律”那般牺牲效率去换取稳定的。
将“用贪官、抓贪官”这样的内耗把戏安在劣势中杀出重围的狠人宇文泰身上实在是有些侮辱人，但还别说，在南北朝时期，确实有人用了“苏绰定律”来治理国家，而格外讽刺的是，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宇文泰的对手高欢。
高欢的“苏绰定律”高欢版的“苏绰定律”也可以叫“杜弼定律”或者“永乐定律”，从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高欢对于贪腐的态度。
当时中书令杜弼曾向高欢表示，如今朝野上下贪腐之风严重，并建议高欢惩治腐败。
高欢是这样答复杜弼的：
天下纷乱已久，很多习惯都已经形成了，如果贸然大幅改动，牵涉面太大了，如今天下未定，我们麾下的将士有不少都与西魏宇文泰那边有联系，南边的萧衍在大搞文化建设，很多中原地区的士人对其向往，如果现在大面积惩治贪腐，恐怕武将们都要投奔西魏，文臣们则要投奔南梁，惩治贪腐这件事你先不要着急，我已经记下了。
在与远房侄子高永乐的对话中，高欢说得更加露骨。
当时，高永乐被任命为济州刺史，高欢告诉高永乐：钱财这些东西是可以收一些的，只要别搞的太过分就行了。
大家看一看，这两件事是不是都有那么点“苏绰定律”的意思了？
当然了，高欢此时完成的只是“苏绰定律”的前一部分，既“用贪官”，至于后一部分“抓贪官”得靠他儿子高澄帮他完成了。
但不管怎么说，高欢、高澄父子的操作至少在形式上有那么一点“苏绰定律”的意思了。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在“形式上”呢？因为高欢、高澄父子搞出的“苏绰定律”的效果根本就不是他们的本意，这对父子远没有“苏绰定律”里描述的皇帝那般自退自如。
高欢纵容麾下官员腐败是因为他的东魏集团压根就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其集团内部很多势力是以加盟者的身份参与进来的，这些人的身份准确来讲是“股东”，而不是官员，既然人家是“股东”，自然有朝廷的“分红权”，所以对他们来说，也就没有什么贪腐不贪腐了，这钱本身就是自己作为股东应该拿的。
至于高欢的儿子高澄，他惩治腐败的一个原因是贪腐之风已经到了不惩治不行的时候了，当然了，有人认为高澄惩治腐败有要借此机会搞中央集权的目的，这种说法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问题是高澄惩治贪腐后不久就非常离奇地死于一场刺杀，而其弟弟高洋似乎对于兄长之死早有预料，非常淡定地准备接班。
高欢、高澄父子的经历其实也说明了所谓的“苏绰定律”就是一些人拍脑门想出来的，根本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东魏高欢在资源明显处于优势的情况下仍旧输给了西魏宇文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在按照“苏绰定律”运行，虽然这并非高欢本意。
乱世之中，资源就是一切，资源少的一方要拼尽全力去提升效率，哪有心思牺牲效率去玩什么“苏绰定律”？
透过“苏绰定律”我们其实能够总结出网络上阴谋论的一个共同点：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但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动作的背后都是成本，将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就意味着多增加了很多成本，而现实世界中的竞争往往就是资源、成本、效率之间的竞争，没有人会无端给自己增加成本。
判断一个阴谋论有没有道理的重要方法就是：将这件事用阴谋论的方法推导一遍，看看与原来相比，成本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