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神龟二年（519年），一名北方军镇来的青年来到帝国都城洛阳送信。
接到信的洛阳大员很慷慨，命手下拿些肉来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青年，这位青年不喜欢站着吃东西，于是找了个地方坐下吃肉，谁知此举让大员认为青年无礼，立刻命手下将青年拖出去打了四十大板。
挨了打的青年离开大员府邸后在洛阳城中目睹了一场大火，青年在火光前注视了良久，回到军镇后，这位青年突然变得异常大方，经常仗义疏财结交当地豪强。
朋友问他为什么去一趟洛阳后变得如此大方了？
青年回答：我在洛阳时，看到洛阳的羽林军正在焚烧征西将军张彝的府邸，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朝廷却害怕这些人继续作乱而未敢进行深入追究，这说明朝廷无力，天下大乱已经不远了，天下如果大乱，留下钱财又有什么用？还不如拿出来结交豪杰，为日后做打算。
这位因一场大火而预言了北魏王朝命运的青年名叫高欢。
高欢预言天下即将大乱时，北魏王朝刚刚经历了孝文帝改革，表面上看，此时的帝国已经在新的模式下走向正轨，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与土崩瓦解这个词丝毫扯不上一点关系。
但仅仅4年后，这个看似强大的帝国就在一场动乱中灰飞烟灭，是什么杀死了这个看似正处于巅峰期的帝国，一切的一切，还是要从高欢目睹的那场大火说起。
洛阳病后来的北齐神武帝高欢在洛阳目睹的那场大火是因征西将军张彝第二子张仲瑀的一个建议而烧起。
当时，张仲瑀在选拔官员问题上向皇帝进言，建议重要官职应该将武人排除在外，只从“清品”中选拔。
所谓“清品”指的是高门大族，这里面就要提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定族姓。
孝文帝将鲜卑姓中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以及汉姓中的崔、卢、郑、王定为最高等级姓氏，这些大姓在选拔官员时直接进入快车道。
门阀政治自东汉时期出现，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毒瘤，永嘉之乱后，匈奴、羯、氐、羌、鲜卑五胡之所以能先后入主中原，一方面是因为晋朝军队在八王之乱中损耗巨大给了这这五胡可乘之机，而另一方面就是因为门阀政治严重限制了晋国的社会活力，而五胡没有门阀政治掣肘，所以社会活力更强。
随着孝文帝拓跋宏下令迁都洛阳，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开启了彻底的汉化，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汉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但过快的汉化往往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相比于汉族自己，游牧民族对于汉文化更为陌生，对于汉文化里的很多门道领悟不清，所以盲目汉化的结果往往是没有汉人的命，却得了汉化的病。
北魏迁都后的迅速门阀化就是典型的“汉化病”。
汉人世家大族虽然垄断权力影响社会活力，但其也往往诗书传家，对国家治理有一套自己的理解，且汉人世家大族在多年的发展中也会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道德和规矩来限制他们做事不要太过，并保证其在占有社会资源的同时也要尽一定的社会责任。
而匆忙完成汉化的鲜卑贵族并没有这些文化积淀，所以他们在门阀政治中获得权力后一般只会做两件事：敛财和享受。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原本在北方的鲜卑贵族们一头扎进大都市的温柔乡后，彻底放飞自我，官员们纷纷拿着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搞到钱的贵族们疯狂斗富，西晋时期那个夸张的斗富行为再次于洛阳上演，且程度更甚。
来到洛阳的鲜卑贵族很快就忘了祖先的弓马娴熟，但也没学会汉人世族的文化素养，成天沉浸于声色犬马之中。
看着这些货色在朝廷的重要岗位上尸位素餐，也难怪张仲瑀这个年轻的汉人世家子弟觉得不爽，于是就出现了张仲瑀建议皇帝禁止这些鲜卑武人掌管重要岗位的一幕。
这群鲜卑贵族在真真切切感受到利益受损后，鼓起从祖辈处继承的最后一丝勇气，组团杀向张彝府邸，对张彝父子拳打脚踢，并将府邸付之一炬。
张仲瑀敢于直接向皇帝建议禁止武人担任重要职位，这是孝文帝迁都后武人地位下降的体现，但严格意义上讲，那群烧了征西将军张彝府邸的羽林军并不能真正代表当时的北魏武人群体，他们不过是一群顶着一个“将军”头衔吃香喝辣的贵族子弟罢了，打仗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很遥远了。
真正能代表当时北魏武人现状的，是目睹这场动乱的怀朔镇青年高欢。
风雨六镇北魏前期，都城位于北方的平城（今山西大同）。
由于都城靠北，柔然等草原游牧部落南下劫掠时可直接威胁北魏都城，为保证都城安全，太武帝拓跋焘下令在平城以北建立军镇以拱卫都城安全，六镇雏形由此而出现。
六镇自西向东分别为：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
由于北魏王朝本来就是由草原游牧民族鲜卑族建立，其创立者太武帝拓跋焘又是马背上的帝王，所以六镇建立的初衷就并非只是防御，而是攻防一体，游牧民族大举南下时，六镇可拱卫都城，而北魏自己的骑兵反击时，六镇则作为出击的前哨阵地。
北魏王朝建立最初的班底就是众多草原游牧部落，如今以军事作用为主的六镇建立，当初骁勇善战的游牧部落正好成为六镇的首批镇兵和镇民。
对于军事要塞来说，最好的状态是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但游牧这种生产方式能够获得的能量不多，所以为了养活六镇，还得做两件事：第一，把善于农耕的人派到六镇，对该地区进行适当的开发以获得更多能量，第二，从内地运送粮食到六镇，无论是哪种方式都不可避免地要求大量汉人要被派往六镇，因种种原因被迁往北方的汉人，是北魏六镇的第二批镇民。
当大量汉人迁入后，胡汉杂糅的六镇模式就已经形成了，由于六镇的最重要职能是打仗，所以彪悍的胡人风俗是六镇的主导风俗，汉人来到六镇后也会变得弓马娴熟。
六镇刚刚建立时，因其肩负着保卫都城安全的重要作用，故北魏皇帝会在鲜卑贵族和汉人豪族中挑选出精明能干者前往六镇担任镇将。
有六镇任职经历者在日后职位晋升时可被优先提拔。
因为前往六镇为将可以进入晋升快速通道，故当时的贵族子弟中有上进心者皆争相前往六镇，在皇帝本人的资源倾斜下，也在这一个个有雄心，有能力，有资源的贵族子弟领导下，北魏六镇一度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六镇镇将、参军等高级将领大多外派，真正六镇本土势力的中流砥柱是汉人豪帅和胡人领民酋长，由于享有大量资源倾斜，这些六镇本土势力的“进步”热情也很高，这些汉人豪帅和胡人酋长十分热衷于送子弟到平城和洛阳读书，在这些饱读诗书的子弟的带动下，整个六镇的中下层将帅中文化气息也逐渐浓郁起来，汉文化也在以这种方式影响着六镇。
总之，在六镇建立之初，由于有大量资源加持，六镇人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胡文化与汉文化实现良性互动，六镇整体上来说是充满活力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孝文帝时期，孝文帝驾崩后，六镇的好日子也宣告结束。
权力圆心正常情况下，权力的分布逻辑是从中心开始，向外围不断递减，北魏帝国的都城在平城时，六镇的地位是次级中心，所以即便没有来自皇帝有意的资源倾斜，其也很容易获得都城的外溢能量。
而当帝国的都城迁到洛阳后，六镇则变成了遥远的权力边疆地带，它能获得多少资源就取决于皇帝愿意给多少资源倾斜了。
孝文帝迁都后仍给了六镇不少资源和待遇，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安抚反对迁都的鲜卑贵族集团，第二则是当时的北方六镇还肩负着防御柔然的任务。
孝文帝死后，继承人宣武帝元恪继续执行汉化政策，洛阳的汉化贵族地位提升，平城及六镇的军事贵族地位则相应下降。
更加要命的是，此时的北魏军事战略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当时柔然陷入内乱，实力大打折扣，对北魏边境的威胁大大降低，而宣武帝元恪认为此时的北魏主要目标应该是南下一统天下，在军事重心南移的情况下，已经不再那么重要的北魏六镇不再享受大量的资源加持，被留下来自生自灭。
当六镇不再能够从皇帝那里得到额外照顾，地处权力边疆地带的它将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落。
以往有皇帝扶持时，朝中权贵子弟争相前往六镇为将，因为到六镇为将可以走上晋升快速通道，但当六镇不再被重视，洛阳的权贵子弟如果被派到六镇为将，相当于从权力中心被扔到权力边缘地带，这对于洛阳权贵子弟来说，无异于发配，所以此时的权贵子弟们都视统领六镇是一个苦差事，对其避之不及，即便运气不好被派到了六镇，也无心整军备战、保境安民，只是一味榨取。
六镇本就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镇将们再来一波横征暴敛，结果就是中层的豪帅和酋长怨声载道，底层的镇民苦不堪言，到这里，动乱的火花就已经埋下了。
我们今天开启上帝视角当然可以指责当时的北魏统治者多么贪婪愚蠢，但如果站在当时北魏统治者的角度，这种做法也并非不能理解，毕竟来自北方的威胁小了，再向北方六镇投入资源的必要性也会同步下降。
减少对北境六镇的资源投入本身不能算是重大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北魏统治者在减少对北境六镇的资源投入的同时，没有同步减低减低其军事能力，这才是北魏王朝覆灭的原因。
血酬定律学者吴思在其著作《血酬定律》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够在社会中获得多少资源，说到底是由其暴力等级决定的。
暴力等级低的人或组织拥有很多财富不但不是好事，还是一种灾难，萧何临终前给自己的子孙留下的是薄田和破房子，有人问他贵为丞相的他明明可以给子孙留下最好的田和房子，为什么不这样做？
萧何称这些薄田如果辛苦耕种足够养活自己子孙，这些破房子如果好好修缮也足够遮风挡雨，可以保其子孙平安，而如果留下是良田和好房子，一旦其子孙后代中没有人当官，这些田宅便会落入有权势之人手中，到时候他的子孙可能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了。
言外之意，萧何给子孙留下的只能是权贵们看不上的薄田、破房子，这样才能保证子孙平安。
作为大汉开国丞相的萧何深知人性之恶：人不可能长期拥有与自己暴力等级不相匹配的财富。
柔然衰落后，北魏的北方军事需求减少，这种时候减少对北境六镇的投入是没问题的，但应该同步削减六镇的规模，让原本军民一体的镇民内迁，给他们土地让他们耕种，变成真正意义的农民，以此来削弱六镇的军事实力，只要六镇的军事实力降下来，即便对其投入的资源少了，他们也不会有谋逆之心，因为实力不允许。
最初的问题当初，孝文帝拓跋宏以南征为名迁都洛阳，南征虽然只是孝文帝的一个借口，但并不能因此说他没有一点南征之意。
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北魏来说，北方草原上的柔然实力大打折扣，不再需要那个大的力量去对其进行防御，迁都洛阳后，北魏也获得了更高的正统性，南征统一全国的确是在当时前时代背景下的最优解。
孝文帝在完成迁都后也尝试在与南齐的边境地区驻扎军队，为日后可能要进行的南征做准备。
但事情的发展很快超过的孝文帝的意料，迁都洛阳后，整个北魏帝国开始了不可避免地由武转文，原本的鲜卑贵族在尝到了汉化的甜头后也一头扎进温柔乡，在繁华的洛阳享受生活，看到了花花世界的鲜卑贵族们哪还愿意去上阵厮杀，所谓南征也就变成了一个空中楼阁。
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变小，对南方的军事征伐只是说说而已，这就意味着整个帝国对于军事的需求是在整体变小的。
农牧二元结构是北魏这个由拓跋鲜卑人建立起的王朝的最基本的组织结构，随着孝文帝的南迁，农牧平衡被彻底打破，农耕的重要性已经远超游牧。
以洛阳为中心的整个黄河流域创造了帝国绝大多数的财富，这一区域完全可以独立维持帝国的运转，至于北境六镇，这个游离于帝国核心地带的农牧交接区，他们的地位无比尴尬。
有柔然威胁时，他们能够获得来自农耕区的“转移支付”，如今北方威胁小了，他们不但无法再获得“转移支付”，还得时不时的面临着洛阳大老爷们的盘剥。
比较搞笑的是，北魏统治者在不再需要北境六镇维持那么高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非但不把六镇镇民内迁，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变成彻底的农民，反而严禁他们内迁，让他们继续待在苦寒的六镇。
农耕与游牧的矛盾问题是北魏帝国面临的最初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孝文帝迁都都演变为农耕与游牧需求改变后，该对这种改变做出何种调整的问题，显然，北魏的统治者没能回答好这个问题。
人的行为习惯是由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北魏统治者让六镇之人继续维持农牧夹杂的生产生活方式，确实可以让其保持强悍的战斗力，问题的关键是你是否能够控制住这份战斗力？
迁都后的北魏，其国情是这样的：以洛阳为核心的农耕区，拥有巨量的财富，但是武备废弛，根本就没有多少战斗力；而北境六镇作为帝国仍保留的游牧区，战斗力很强，但却压根没有分配到多少资源。
暴力等级低的地区分到的资源很多，而暴力等级高的地区分到的资源却很少，这样的局面注定是要出大问题的。
那些北境六镇中忍饥挨饿的强悍武人，一旦察觉到洛阳的大老爷们的虚弱，他们立刻就会南下，用自己的刀要求在声色犬马中享受的权贵们分一份资源给他们。
文章开头，青年时代的北齐神武帝高欢，在经历了洛阳之行后认定了朝廷即将陷入动乱并准备干一番大事的原因不是朝廷不公，官员腐败，而是朝廷无力，对于一次小规模的禁军作乱都不能惩戒。
此时的高欢只是一个小小的领民酋长，在北境六镇，还隐藏着无数个高欢，当他们越来越发现朝廷无力后，惊涛骇浪就将被掀起。
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杀其领民酋长自立为王，彻底拉开了六镇起义的序幕，从破六韩拔陵直接自立为王就能看出，对于那个洛阳的北魏朝廷，他压根就没放在眼里。
起义军一路攻城拔寨，北魏官军不能制，暴力等级很高却没有获得相应资源的六镇之人开始以这种方式从洛阳的大老爷手中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就在大家以为起义将会演变成一场虎入羊群时，有一个人却横空出世。
迁都洛阳后，北魏朝廷对于整个北部边境地区都采取了“散养”的状态，在这种“自由”的氛围下，保持强悍战斗力的，可不是只有你们北境六镇。
一个名字即将响彻天下：尔朱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