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前期，刚刚经过多年战乱，不得不以黄老无为的道家思想为指导治理国家，统治者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干预较少，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儒学也在宽松的舆论环境中得到了复苏和发展。西汉中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独尊地位得以确立。

战国时期各派思想互相影响吸收已初具成效，由于秦朝的焚书政策，加上秦末社会动荡，战乱频发，使得各家典籍皆有散佚，思想系统文字传承不全，加之为适应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诸子学派更需要吸收一些别派思想让自身继续发展。董仲舒的新儒学正是在融合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后构建起来的。

以儒家的“礼义”修身但以百家的王道治国，这种新型的伦理政治型文化为汉朝的统治者所推崇。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熏陶出来的士族文人们，将自己的人生同家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中华民族流传数千年的爱国情怀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和影响。

《史记》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西汉初年，由于前朝统治者的政治错误，秦末战乱使得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萧条，百业凋敝，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这时的社会状况已经到了几近崩溃的地步，如何恢复生产，稳定社会，成为统治阶层面对的首要问题。

《桓宽盐铁论》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瘐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国家虽然在基本制度上奉行的是“汉承秦制”，但是在治国指导思想上弃用法家，转而推行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王朝统治。汉初，黄老无为思想成为治国思想，使得西汉的社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黄老无为思想在社会恢复与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宽松的社会环境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有利于恢复被秦朝禁锢已久的思想活力。儒学作为先秦诸子的重要学派，在西汉初年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宽松的舆论环境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并逐渐崭露头角。秦朝重法，尊法而焚书坑儒，对儒家进行严酷的打击，但是儒学的传承并未完全中断。

西汉初年的儒家学子，谋求对先秦儒学加以改造。他们积极宣传、发展儒家理论，为汉朝代政权提供新的指导原则，以使之更加迎合现实政治的需求，从而得到统治者的任用。叔孙通、陆贾、贾谊等人都对西汉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汉初年，叔孙通率领弟子百余人，为西汉王朝制定了一整套礼仪制度和宗庙祭祀仪法，以敷朝廷之急需。叔孙通不仅仅为西汉王朝制定了礼仪制度，同时也为其培养和推荐了一大批儒家弟子。叔孙通的弟子得以进入皇宫为郎，既培养了儒学传承的后继人才，又扩大了儒家的影响力。

《史记》记载：“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

与陆贾的儒、道结合思想相比，贾谊更倾向于儒法结合，他对荀子的儒法结合思想进行了总结与发展。贾谊强调“礼”，认为“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他所强调的“礼”，表面上指的是儒家的礼仪规范，而实际上带有浓厚的法家色彩。这种思想主张认为国家的根本治理离不开法，实质上是强调等级制度，维护君权至上。

汉初的儒者都是从儒学出发，吸收其他学派的合理思想成分，对儒学进行有益的补充和改造。这时儒学已经从先秦时期单纯的书斋学术，演变为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可操作性的政治理论。这既是儒学的转型，同时也是儒家更加贴近现实，力求满足于社会发展新需求所呈现出来的新气象。

西汉初年，虽然有儒学精神的传扬和发展，但儒家仍然不是国家尊崇的主流学派，儒学虽然在恢复中有所发展，但依旧不为统治阶层所重视。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最高皇权需要更加有进取精神的理论体系。这时，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新儒学”适时而出，并且为汉武帝所信向和尊崇，于是成为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

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具有人格神色彩的“天”是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具有辨别好坏善恶的能力。代表天对民众进行统治的是帝王，他如果施行德政，上天就会褒奖而显示祥瑞。他如果施政不当，上天就会降下灾异，来警示君主。董仲舒认为上天与君主是相通的，能够互相感应。

《史记》记载：“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此以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董仲舒的天是人类社会的主宰，至尊至仁，并且天也拥有与人相同的道德标准和情感价值，要使大作用于自然与人事，天必须向下贯注到自然与人事之中，天与人的关系成为董仲舒天人哲学思想的重要环节。

《史记》记载：“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有民顺命。”

在“天人感应”说的理论基础上，在肯定和强调上天的无上权威的前提下，董仲舒又提出了“君权神授”说。他认为君主的权力是由上天赐予的，君主是上天在现实社会的代理人，百姓不但对上天要心存敬畏之心，对君主也要如此。君主受命于天，既然天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连带就把君主的地位大大提高，这样就为现实中帝王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天命依据。

君权至上的观念是董仲舒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君主只要服从于上天，百姓就应当服从于君主，因为君主的权力是来自于神授。“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理论使得上天和君主都趋向神秘化，同时也为君主的合法地位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史记》记载：“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董仲舒从阴阳五行的观点出发，把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纳入到阴阳五行之中，其中阳为主阴为从，于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的“三纲”说借天地阴阳的对比而成立。在“三纲”之中，君主的地位无疑是最高的，同时在家庭关系中，他也把对君、父尽忠尽孝的理论与维护君权结合在一起，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更符合统治者的意愿。

“三纲”说是董仲舒维护君权的重要内容，它强调社会的尊卑与等级，维护君主在国家以及家族中的权威。董仲舒以“三纲”强调社会等级之森严，这与韩非子的观点很相似，因此被认为董仲舒的“三纲”说源于法家。韩非子认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两者的出发点都强调了君主在国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大一统”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重要支点，也是新儒家的重要主张。所谓“大一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统一，权归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二是思想上的统一，强调思想控制，使儒学成为王朝的统治思想。董仲舒认为，如果国家思想不统一，法度不明确，百姓就会不知所措。只有思想的统一，才能维护国家稳定，稳定民心，加强君主专权。

实际上，“大一统”学说就是建议汉武帝专门以儒学治国，使儒学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凡不属于“六艺”和儒学的其他异端邪说，一律禁止其传播，以强化思想控制，维护社会稳定。结果，“自武帝初立……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的“大一统”学说落实为具体政策，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代自汉武帝开始，在“独尊儒术”的口号下，吸收了法家思想，促成了儒法学派政治主张的有机融汇，从而形成了“阳儒阴法”的文化新形态。就儒学言之，则形成了“内圣”与“外王”兼举并行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

对内有圣人的德性，对外用王者的思路，这就是“内圣外王”的含义，也是儒家寻求平衡的结果，因为儒家始终在道德标准和现实秩序之间寻求平衡。儒学经典之《大学》首倡的“八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通过诚实意志、端正心智、修养身性，以达到整齐家族、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理想目标。

内圣外王之道，集道德政治于一体，其基本精神就是“德治”。“德治”的本意，是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注重“敬德”、“修德”，以表率服人。它强调的是，内圣是外王的条件，外王必须内圣。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对于统治者，虽缺乏制约因素，但在道德方面却有严格要求。

“德治”强调“内圣”是“外王”的前提条件，“外王”是“内圣”的最终归宿。没有政治事功作为人生目标定位，伦理劝导也就显得苍白无力。特别是对古代知识分子而言，学问道德，必须而且只能依附于政治，读书做官，由“士”而“仕”，成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最为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这种文化情怀要求人们的生活意向不是指向来世，而是指向今生，求现世之辉煌。

“德治”的具体体现便是以“修齐治平”为主要内涵的“大学之道”，即以“修身”为本，通过“格物、致知”，实现个体“至善”；在此基础上，以“齐家”为起点，由家及国，达到国治、天下平，从而实现社会“至善”。伦理政治型文化，既有浓郁的道德意蕴，又有强烈的政治意向。价值、伦理等诸问题的存在与展开，均以政治为归依。 “入世”文化成为“入仕”文化。

伦理政治型文化所导致的一个最为积极的后果，就是受此文化熏陶的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都同治国善民的政治追求密不可分，他们的个人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他们的崇高人格一起彪炳史册。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皇权不断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儒学不断恢复并得到确立，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延续千年。儒学是以维护皇权为主要目的，对于巩固两汉政权的统治基础，加强中央集权和思想统治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促进社会转型，促进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方面更是意义深远。

儒学的意识形态化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底，是以深刻的学理论证为基础，以儒者对社会历史的宏观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为动因的。此外，儒学在历史上兴衰继绝，穷通变久，儒学的不同形态在不同的时代曾经被官方作为意识形态，更证明了其思想的生命力、能动性，对中国历史是有巨大贡献的。

汉代儒学相对于先秦儒学而一言发生了重大的理论创造，形成了汉代的儒学理论形态—天人之学。汉代天人之学是适应时代要求而产生发展的，其理论创造是为了为汉代政治社会寻找理论根据，为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提供理论依据，确立君主及其至尊地位的绝对权威性，从汉代开始儒学与政治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儒学成为服务于政治的思想学说。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