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作为古代人梳妆照容的工具，既是生活用品，又是精美艺术品。铜镜的纹饰种类繁多，各个朝代的铜镜纹饰既有继承，又有区别，往往反映着当时的时代艺术特征。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也为铜镜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代铜镜分布范围广阔、数量众多、纹饰精美、文化内涵丰富、制作技艺精湛，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流行于汉代，带有“角王巨虚”铭文的铜镜，是颇受历来铜镜研究者关注的。这类铜镜也是铜镜收藏者喜爱的藏品。

铜镜是古代人们梳妆时用来照容的，由几种金属成分制作而成的生活用具。其有正面和背面之分，正面主要用于日常梳妆打扮时照容，背面多饰有花纹，以增加铜镜的美观度，甚至隐含人们的思想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根据一般铜镜的装饰情况，铜镜背面由内而外不同部分的纹饰各不相同，想要表达的意思也不同。除了钮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外，其他各部位基本上都是以艺术性和表意性为主。只要是铜镜背面有纹饰的，几乎都会有一个主题纹饰，无论是雕刻纹饰，还是镌刻铭文，都有充足的空间，其也是决定铜镜的称谓以及所处时代的首要根据。

铭文镜在汉代铜镜中的发展历程并不算早，且一直在变化。无论是铭文的字句、内容，还是书体，都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且图案纹与铭文长期并存，铭文也没有跻身于主要地位。直到西汉晚期以后，此时铭文开始成为主要的装饰，而图案纹退居其次，此外甚至有单以铭文作为装饰的铜镜。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汉代铭文镜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如果按铭文内容划分，可分为日光镜、昭明镜、清白镜。此外，还可以根据汉代铭文镜的出土地点和制作工艺进行分类，根据铭文镜上使用的纹样不同，将铭文镜分为连弧纹铭文镜、博局纹铭文镜、重圈纹铭文镜、四乳钉铭文镜。

汉代刻有“角王巨虚”字样的铜镜，如今已所剩无几。根据孔祥兴先生、刘一曼先生在《中国古代铜镜》中提出的分类原则，“角王巨虚”铭文镜应分为四胸兽纹镜、多胸兽纹镜、规则纹镜三种类型。其中，规则图案镜类又可细分为四神规则镜，和四神间隔规则镜两种不同的镜子类型。

《山海经》记载：“有素兽焉，状如马，名日蛩蛩。”

镜铭中的“角王巨虚”，古籍有记载为“邛邛岠虚”，“巨虚”即“距虚”，原来是古代传说中的兽名。“邛邛岠虚”亦作“蛩蛩距虚”。据说邛邛柜虚与比肩兽靨互相依赖。邛邛的脚很长，擅长走路，但不擅长觅食；比肩兽脚比较短，它们擅长觅食，但不擅长行走。故平时后者供给前者甘草，遇难时则前者背负后者逃跑。

关于角王，也名角端，“角端”之形似乎类似于犀牛之类，“日行万八千里”，与巨虚一样也是善走的瑞兽。铭文中的“角王”也应该与“左龙右虎辟不祥”、“上有古守(兽)辟非祥”等铭文中的青龙、白虎、古兽一样，是祛邪恶、降祥瑞的瑞兽。

四乳镜应该是在西汉时期铸造的。镜子的主要区域分为四组，四个钉子的底座上有珠子，一共分成四组纹饰：辟邪熊罴左侧各一个；右侧装饰朱雀玄武；按钮左侧为一组瑞兽，身体略短，头长一角，右侧瑞兽面向动物身体，一角向前；后面的一组装饰着蓝色的龙和白色的老虎。

从该镜的铭文和纹饰中，可以观察到两者之间存在的关联。该镜钮上一组纹饰中的瑞兽图案，明显有别于汉代其它任何铜镜中的瑞兽形象。这种瑞兽只见于带有角王巨虚铭文的铜镜中，镜钮上方左边所饰的瑞兽恐怕就是“巨虚”。《逸周书·王会篇》中的“独鹿邛邛”或许就是对有角巨虚的诠释。

这类线雕工艺、边区为素面的四乳禽兽纹镜，大多出土于西汉至新莽时期的墓葬中。也有类似形制的铜镜出土于东汉墓葬的情况，但铜镜的铸制年代必定早于埋葬年代。

铜镜作为照面饰容的日常生活用具，有些往往是主人生前使用，死后作为随葬品的。出土于东汉墓葬中的这些边区素面的四乳禽兽镜类，应该仍有可能是铸制于西汉时期的。

角王巨虚铭四神四乳镜的铭文书体是方折的缪篆。类似于这种方折书体的缪篆常见于西汉中后期流行的日光镜和昭明镜中，西汉晚期的一些规矩镜上也偶尔见之。

从铭文内容分析，“与天毋极乐未央，昭日月光”之类铭文，是西汉晚期镜铭中的常见内容，如《中国铜镜图典》所载的“连弧铭带镜”等都有类似的铭文。可以推断，其应为西汉晚期所铸制。

在铜镜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汉镜处于高峰的阶段，汉镜纹饰不仅体现了汉代的铸镜技术，同时也蕴含着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情况，比如政治、经济、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从人类史的角度来看，汉代是一个由神化语言向非神化语言过渡的特殊时代，也是由巫术思想向宗教思维转型的时期。

儒学和道家思想在汉代极为盛行，由于这两种思想的盛行，使得铜镜纹饰的题材尤为丰富多样。神话传说、人物故事、吉祥文字等在铜镜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汉镜纹饰不仅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文化现象，还借助人们的思想观念来铸就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

在汉代，凡是遵守孝悌行为的，统治者都将予以大力褒奖，甚至将孝敬父母与忠诚于君相提并论。都说百善孝为先，自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以后，越来越多的铜镜纹饰或铭文反映孝道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在铜镜中，“孝”经常成为铭文镜的主题，如“长保二亲乐富昌”“长保二亲乐未央”“保二亲受大福”等，由此可看出汉代人对孝道的重视。

在道教神话故事中，东王公是在未有天下苍生时，就已成形于碧海苍灵之上的神，他创造万物，是众男性神仙之中的王；而西王母则掌管天界一切女仙。道教经典《太平清灵书》中提出神仙不死、身中神、求长生的观念。因此使得汉代人认为人死后可以飞升成仙，进而达到永生。

在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铜镜等艺术作品中不仅大量运用西王母、东王公、伯牙和钟子期等的形象作为纹饰素材，还辅以铭文延年命长、长生大吉、千秋万岁、与天相寿、与地相长等，均体现了汉代人对羽化成仙、长生不老的渴求。

《古微书》记载：“桀失玉镜，用其噬虎。”注曰：“镜喻明道也。”

除了纹饰内容具有深刻文化内涵外，铜镜本身也具有象征意义。古人将镜作为政治清明的象征。“明镜高悬”的匾额就是用来象征官府办事必定会像镜子般明察秋毫、洞悉万事万物，做到公平公正。古人还认为铜镜具有驱邪的作用。在铜镜铭文中，常会看到“长贵富、乐毋事”“富于侯王、钱金满堂”“距虚辟邪除群凶、长宜子孙大吉羊（祥）”等吉祥语。

汉代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朝代，政治和文化也高度发达。在青铜制品逐渐被取代时，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材料代替青铜来制造铜镜，所以铜镜被意外地保留下来，并在这个强盛的时代得到了充分地发展。

汉代铜镜虽然对战国镜有所继承，但也有许多创新之处，譬如博局纹镜、神仙人物故事镜、铭文镜等。而其中博局纹镜、神仙人物故事镜、四神镜、铭文镜等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思想有很大关系。汉代人信奉道家思想，而道家思想又多与神仙有关，因此极力宣扬升仙、长生的思想，而这些思想便在铜镜纹饰上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汉代人也特别注重人的发展，铜镜背面纹饰有着与人息息相关的事物或场景，比如屋舍、宴会、渔猎等。总之，铜镜背面的纹饰繁缛复杂，蕴含着许多信息，这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揭示其深刻的内涵。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