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宗室北奔多出于政治原因，而入北后，北朝对南方的投奔者无不全力招抚，备加优待，委以重任，而不计以往的敌对行动，对曾由北朝叛逃又归降的人也一概任用，且此群体中还出现了不少北魏重臣，世代显贵，这说明司马氏入北后是受到优待的。

司马氏家族人物尚公主、担任中央或地方官职，并出镇地方，多参与北朝的政治、军事活动，因此司马氏在北朝的军政活动，产生很多影响。

晋宋之际，桓玄之乱，司马休之、司马国墦、司马叔墦逃往南燕，刘裕平定桓玄叛乱后，司马休之回归东晋，司马国墦与叔墦继续留在南燕。刘裕篡晋时，司马休之与其子文思逃往后秦，司马国墦、司马叔墦兄弟在南燕灭亡后也北奔姚兴，后秦被灭后皆入魏。

司马道赐、司马楚之、司马宝胤、司马爱之、司马秀之、司马顺明、司马道恭七人皆是在刘裕残害宗室的情况下出逃流亡，最后北奔入魏。刘裕代晋后，司马景之、司马准、司马道寿、司马灵寿、司马天助五人的行踪，史书皆无记载，但《魏书》中有其入魏记载。

北魏用人“采取兼容并包之方针”，也是北魏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拓跋王朝在最根本的力量即“代人集团”外，为巩固皇权，拓跋统治者尤其注重拔擢与重用“客”，其中由南入北之江左士族、南朝皇族人物即属于“客”，倍受重视。

作为晋朝皇族的司马氏人物降魏后，北魏授予其爵位、将军号、官职，并通过联姻的方式使其自愿为北魏效忠。

北魏前期的部族色彩仍然是相当浓厚的，简陋的行政组织满足不了众多的部落显贵及其子弟，又不能把其等同白民编户，于是广设内侍、普授爵位便是相应的对策，因此北魏前期滥授滥封现象很普遍。登国元年便开始实行爵制，封爵者高达二百余人，此后封爵更是不断泛滥。

此时的封爵多为虚封，并非真正领有食邑，只是受封者身份地位的象征。孝文帝改革爵制以后，北魏开始实行开国爵，受封开国爵可以领有食邑，因而既能通过爵位获得身份地位，也能获得经济利益，所以开国爵与北魏前期的虚封爵是不同的。

《魏书·官氏志》记载：“旧制，诸以勋赐官爵者子孙世袭军号。”

北魏初年，道武帝出于开疆拓土的需要，还授予有爵者将军号，令他们统兵出征。明元帝时，北魏才开始确立封授诸王爵位并加拜将军号的制度。太和十六年以前，封爵、赐爵时往往以军号相授，承袭封爵者亦可承袭军号，直至孝文帝爵位改革后，封授爵位才与将军号分离。

将军号作为一种象征地位的虚衔，与爵位制联系起来，能够体现有爵者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因此在司马氏降魏后，北魏授予其爵位及军号以表重视。

士族之间的婚姻也存在着较强的等级观念，因此通婚双方地位皆相当，由此可以通过婚姻关系窥探家族之政治社会地位。

司马氏人物北归后，与北魏皇室、宗室、世家大族联姻。双方各有其目的：北魏皇室、宗室、世家大族希望通过联姻的方式对司马氏进行安抚拉拢，而司马氏为了巩固在魏地位，选择与他们进行联姻，此种婚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司马氏家族历经北朝至隋唐时期，通过对爵位、将军号、仕宦、婚姻等方面的分析，大致勾勒出了司马氏家族的兴衰轨迹。司马楚之、司马文思、司马天助凭借其自身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受到北魏皇帝重视，征战南北，司马楚之更是得到了陪葬金陵的殊荣。

司马金龙、司马跃依靠门荫与姻亲关系仕途顺利；司马直安、司马景和、司马仲明、司马彦邕依靠自身才能，官至三品；司马悦凭借与元魏皇室、宗室、高门大族的婚姻，使家族不至衰败。直至东、西魏对立时，司马裔投靠西魏，带领部曲与东魏交战，因作战能力突出，在西魏官居一品，受到统治者信任。

而在东魏的司马氏人物却功绩平平，无出色表现。到隋唐时，司马氏家族大多数成员官阶在四、五品，这一时期司马氏家族已经没落，不再是皇室联姻对象。

司马氏人物入北后，多被委以军旅重任，戍守北镇，担任高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司马氏之东晋宗室身份对边境百姓以及士族有招抚作用，其二是入北司马氏人物军事能力出色，在对外战争中多有所获。

南朝降人入北后除被派遣与南朝作战外，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进程中也立下众多功劳，如征伐柔然、北凉。在平定北方各国后，太武帝在这些地区设置了军镇，派遣重臣前往镇守，此群体中就包含南朝降人。北魏利用南朝降人对抗刘宋后，担心其谋反，于是便将他们派遣到离南境较远的北镇，如刁雍、王慧龙、朱修之等人，司马氏亦是如此。

孝文帝迁都后，在边镇的鲜卑化武人集团与在洛阳的汉化文官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引发了六镇之乱，导致东魏、西魏与北齐、北周的分立。司马氏家族成员分别在东魏和西魏任职。司马融、司马裔、司马侃效力于西魏，司马仲粲、司马鸿、司马孝政效力于东魏。

在神鹿三年与刘宋的大战中，司马楚之招引边民，在长社打败到彦之别军，又攻破滑台，生擒刘宋三员大将，俘虏万余人；司马灵寿招揽两千余人，跟随主将安颉夺取洛阳、滑台、虎牢三城。在太平真君二年的仇池之战中，司马楚之、司马文思、司马天助三人击走裴方明，平仇池。

在与北凉、柔然交战中，入北司马氏虽不是主力，但司马楚之依靠丰富的作战经验，逼退柔然大军，获得统治者宠信。可以说司马氏人物入北后积极参与对南朝、柔然、北凉作战，一方面是想报刘宋灭国之仇，另一方面也想凭借着自身的军事、政治才能，获得统治者认可，借此在北魏站稳脚跟。

司马氏人物靠军功获取爵位、官位后，数人被派遣镇守北部边镇，抵御外敌入侵，管理所属地方之军事、民事，尽忠职守。北魏分裂以后，司马裔跟随宇文泰作战，屡立战功，为西魏政权的稳固有一定的贡献，同时也为其家族在西魏乃至隋唐的发展奠定基础。

而在东魏的司马仲粲、司马鸿、司马孝政等人依靠祖辈基业和姻亲关系继续发展，但因个人能力有限而逐渐没落。

入北司马氏家族的兴衰浮沉大体有内外两方面原因。从内部看，入北司马氏家族在归降北魏人物的经营下，得以在北魏站稳脚跟，权势显赫，据此推动家族政治网络的构建，掌握一定的社会话语权。因为参与穆泰谋反的错误决定，使得司马氏家族有所衰落。家族的身份认知与文化积淀又能够培养出才能颖异的族人，通过联姻等方式使家族持续焕发出生机。

从外部看，司马氏人物虽是以流亡者的身份逃亡北方，可皇室正统的名号优势尚存。入北司马氏家族秉持着东晋的宗室身份，在北方民族政权中受到优待重用，族人多获官职爵位，家族依旧兴盛。

随着北魏政治文化环境的相对稳定，统治者执政方式与用人政策发生调整，无需借以汉人世家望族来笼络人心、巩固政权。作为传统世家大族的司马氏家族必然逐渐脱离政治中心，在历史大潮的裹挟下崩溃。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的个人往往是在家族的兴衰荣辱中起落，而家族则是在朝代的演变更迭中浮沉。家族命运既决定着个人的仕宦选择、婚姻关系，客观上也勾连着政权的更替。

[1]房玄龄.《晋书》.

[2]沈约.《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