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钧，江苏省淮安县人（系清末盐商王蔚华之子），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
1933年經教授颜任光（时任交通部电政司长）介绍进入上海国际电讯局任职。1934年12月参与组织针对日本外交密电码研究破译工作。1935年由蒋介石批准正式成立密电检译所（原南京市荷兰公使馆附近的西桥7号洋楼），后负责实际工作参与破译日本外交人员于国外使用的一般通用密码（LA码）。
同年12月，经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姨表兄弟）及温毓庆介绍，进入交通部电政司任技士，因其通中英文及密码翻译成为温毓庆司长机要秘书并兼任电讯密码研究工作。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时，他随密码检译所迁往武汉，后由亲戚杨述（原名杨德基）引荐，与武汉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秘书长李克农会面，并将负责保存的最新密码总结报告交给李克农。
1940年4月正式调任“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少将主任秘书，其间将破译出的日本密电抄录后由杨述转交中共地下党。
1942年10月因内部派系斗争及不愿破译中共密电码向代理主任毛庆祥提出辞职，离开“军委会技术研究室”，调回交通部电政司。
1943年3月由重庆前往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处于乌鲁木齐组织建设新疆省营制酸厂（小型硫酸厂）。1944年，因盛世才独断专权愈盛，离开新疆返回重庆。
1945年9月，在北平敌伪产业处理局任职，10月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
1949年1月在中共东北化工局任职，后在吉林化工厂从事化学专业工作。
20世纪50年代任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工程师。后任化工部驻汴第11化建公司总工程师。1983年加入九三学社开封市分社委员会委员，后任开封市政协委员。
密电检译所秘密成立经过
1932年夏，王维钧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毕业，经颜光华教授介绍，参加了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电信局工作，局长为温毓庆。温早期于清华学校毕业，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温与颜都熟习无线电技术业务，我国第一座国际无线电台——真如国际电台就是由颜温两人共同筹划建立的。颜当时系交通部电政司司长。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策划侵略并吞我国的阴谋，在我国大、中城市遍设使、领馆，有时还深入内地探测各种情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自行秘密建立大功率无线电台，直接与东京外务省通报联系。日本使、领馆人员通过各驻地的我国电报局拍发电报极为频繁。
日本在华的侵略野心和行动，严重危害了美英在中国的利益。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党内一部分显要就打算收集对日情报工作，以维持其统治政权，并作为对日交涉讨价还价的依据。
1934年秋初的一个星期天，交通部上海国际电信局长温毓庆约王维钧到他的上海住宅。温首先向王维钧谈了很多抗日道理，接着拿出一张日本外交密电报底对他说：“对日战争，迟早是要打的，宋子文部长已向蒋委员长谈过，要研究日本的外交密码。我已用英文写好一份建议书，请你翻译成中文，并用正楷抄写在手折上，由宋部长转上去。”温毓庆最后还嘱咐王维钧：“这件事务必严守秘密。如果被日本人知道了，就会有生命危险。就连你的妻子也不能讲。”
回到家中，王维钧认真地将温所写的建议译成中文，并用毛笔工整地写在手折上。手折的内容大意是建议研究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所拍发的往来密码电报。除逐日收集日本使、领馆人员在上海电报局和国际电台所拍发的来往密码电报外，还要逐日收集日本使、领馆人员在中国内地以及南京大使馆来往的密电。香港电报局是由我国政府管辖的，也可收集香港日本人来往的密电。有了这些密码报底，才能做分析研究工作，在解决了它的密码组织之后，才有可能将日文转译成中文。建议先行聘请少数人试办，等以后有了成绩再行发展等内容。
手折上报两月未见动静。1935年底，国民政府进行了一次改组，原交通部长朱家骅去职，改由次长俞飞鹏代理部务，蒋介石手谕任命温毓庆为交通部电政司长。温毓庆由上海去南京就职时，亦将王维钧带去南京，任交通部技士，在电政司办事，实际是做他的秘书工作。当时，由于这项秘书工作十分繁忙，王维钧已无暇考虑研究日本外交密码之事。
在电政司工作四五个月后，温毓庆才告知王维钧，那个研究日本外交密电码的建议，蒋介石已经批准了。定名叫密电检译所，是个极为保密的机关，直属蒋介石本人领导。所址设在南京市新市区西桥七号，这是一幢比较僻静隐蔽的二层小洋房，并有一个小院落。
温毓庆嘱咐王维钧，白天仍和他在电政司工作，晚间和他去西桥七号研究日本外交密码。每日下午，王维钧从电政司下班后，赶回家吃完晚饭，就匆匆忙忙来到西桥7号。每晚都要搞到11时至12时才离开。温毓庆也亲自参加研究工作，每晚同样搞到深夜才离去。
破译日本外交密码成为蒋介石出卖华北的筹码
温毓庆系宋子文的姨表兄弟，广东台山县人，留美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后任宋子文的财政部税务专门学校校长和时政部参事等职。那时，一般人都认为他的背景很硬。在蒋桂、蒋阎、蒋冯内战中，温毓庆曾为蒋介石破译过不少密电码，提供了适时的情报，有助于蒋的胜利，所以也深得蒋的器重。温毓庆曾和王维钧谈过，在蒋介石与唐生智的交战中，他曾截获了唐生智的一份密电，蒋因获这一情报而出奇制胜。
在温毓庆就职电政司司长之后，电政司就秘密行文，通知全国各地电报局和上海国际电信局，将当日所有日本使、领馆人员所交发的来往密电，每日抄送报底1份，寄至电政司。香港电报局的报底是温毓庆去香港联系的。这些都是研究日本电报密码的原始材料。起初，这些每日寄来的大宗报底均交温毓庆收存，王维钧参加这项工作后，就由他收集，每晚带至西桥7号。
王维钧参加密电检译所工作时，西桥7号已有3人在工作，再加上他们两人共5人。
其中有1人系日本留学生，名叫霍实，广东人，与陈铭枢有交往，曾宣布脱离殷汝耕冀东伪政权而来南京的。
1人系交通部电政司日文报务员，名叫叶钟骅。一个姓连的负责行政事务工作。
那时的工作还没有细致分工，都是大家一齐动手来做，但也各有重点。熟习日语、日文的人偏重研究日文、日语在电码中的应用；温毓庆和王维钧均不懂日文、日语，就研究其密码的组织构造。
大家首先在大堆的报底中先找到报头标志，分门别类地归类，然后做统计、归纳、分析、研究工作，研究其密码如何构成。
日本电码不像我国电码是用数字来表示，它是用英文字母来表示的，用两个英文字母来代替日文的片假名字母的编码，然后再进行任意的、不规则的各种变化来迷惑人。这种变化有比较简单的，也有比较复杂的，但使用次数多了，总有一定规律性可循，深入下去，就可将其逐个解决，顺理成章。将其杂乱的变化的组织理顺后，再根据其字码出现的多寡，词字出现的多寡以及文字在电报中的习惯用法，按照一个国家语言、文字使用频率曲线，就可研译出电文的全文。密码的诀窍在于不时地变换，又能迅速地译出。破译的可贵，在于一两日内和寥寥可数的报底中能迅速解决。
抗日救亡，人心所向。因此，大家对这项工作，情绪高昂，干劲很大，每晚都要工作到深夜。密码检译所成立不久，就很快破译了两种日本外交密码，用此密码归纳研究出一种LA密码。这个LA密码组织比较简单，是日本外交人员在国外使用的一般通用密码，通报一些日常工作。这个密码一直使用到抗日战争时期都没有更换。因此，密电检译所每天都能译出一些日本外交密电情报。
译出的日本外交密电，起初逐日送至机要室毛庆祥转交蒋介石。当时军统、中统也争相研究日本外交密电，但始终无一突破。所译出的日本外交密电的内容，大致是日本外交人员的来往行踪和调动，使、领馆的经费等，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对华外交上来往的意见。这时正是日帝进一步攫取华北，蒋介石制定《何梅协定》之时，破译了一些有关日本在这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对蒋介石并未起多大作用，却为蒋介石出卖华北主权和日帝作讨价还价派上了用场。
在汉口与中共地下党李克农会面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这给密电检译所以很大的力量。淞沪会战时，开始日本在上海兵力单薄，检译所多次从日本外交密电中，收到其从海上增援上海战争以及部队番号、人数等消息，但蒋介石并没有组织部队拦截，上海因此失守。
上海失守后，南京亦将不保。进入9月，南京形势更趋紧张。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西迁重庆，交通部先撤至汉口，再去重庆。电政司大部人员迁至重庆，小部分人员则随蒋介石的行营撤至长沙。
10月初，王维钧和电政司一小部分人员首批乘江轮去汉口转往长沙。到长沙后，即为侦察电台租了一栋旧式大宅院，对外名义是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交通队。侦察电台不久就由南京迁来长沙。研究、研译两组11月间迁至汉口。电政司在长沙的一小部分人员遂于1938年初又迁至汉口，与交通部合署办公。王维钧亦随之来到汉口。侦察电台则留长沙未动。
在长沙、汉口的一段时期，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空气十分浓厚，这直接推动了检译所的工作。这时，日本外务省与世界各国首都大使馆的无线电通讯密电几乎全部侦收到，从日本国际无线电台还能抄收到一些日本外交密电，日寇在华的军用电台也能侦察到一些。香港电报局的日本密电报底则逐日由航空寄来。在所破译的情报中，有时有一些蒋政权的大员与日寇暗中秘密来往的消息。
在汉口时，研译组和研究组租赁郊区飞机场附近的两幢小洋房，办公兼住宿。王维钧的表弟杨德基这时也来到汉口，他又是杨肆（王维钧的表弟，1935年由他介绍到所里工作）的堂弟。
杨德基来汉口不久，就介绍杨肆和当时在汉口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王明见面。不久，杨肆将此事告诉了王维钧，并约他一起去见当时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李克农。
一天晚上，3人一同过江，在汉阳的一个茶楼上，与李克农秘密见面。茶馆临江，他们走上二楼，即见楼上仅有一人，戴黑色茶镜，面江而坐。杨德基将王维钧和杨肆介绍给李克农。寒暄后，杨肆将日本密码组织的情况如实告诉李克农，并着重说密码系用两个英文字母代替日本的片假名字母。
王维钧将侦察电台呈送给温毓庆的一本最新侦察情况总结也报告给李克农。这是一本本厚厚的总结，内绘有日本外务省国际无线电台通讯联络网以及在华日军前沿军用电台相互联络通讯的联络网，并有电台呼号、波长和通报时间以及文字说明。这个总结，按月呈送1本，温毓庆阅后即交王维钧保存，封面注明电台台长梁伯仑和他的名章。
李克农同志接过去后，即对他们说：“我们也要研究日本密电。”这是他们正式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的开端。
在武汉尚未沦陷时，他们家乡一些亲友和要好的同学，因家乡沦陷，纷纷逃来汉口，甚至举家迁来。大多数青年亲友和同学通过杨德基介绍，投奔延安。
在桂林相继破译日本海、陆、空军密码
在武汉沦陷前1个月，密电检译所即迁至桂林。王维钧在武汉沦陷前1星期才离开汉口，此时电政司的一小部分人马迁到衡阳，他也就到了衡阳。长沙大火之后，电政司又从衡阳撤到桂林。这条撤退路线是随着蒋介石行营的行动而行动的。
从南京撤退后，先后辗转长沙、武汉、衡阳、桂林，王维钧对日军军用密码的研究未能专心致志，尚无成效。到桂林以后，有了喘息机会，温毓庆即着令侦察电台集中精力侦察抄收日本太平洋海军军舰无线电通讯联络。当时就侦收到一些日本军舰的通讯来往，其密码也能破译，并从中获知其位置和调动情况。侵华陆军的密码也破译了一些。日本关东军的密码，逐日抄收的报底很多，因它另成一个系统，其密码组织的构成始终未能破解。
不久，他们又掌握了日本的空军密码。日本陆海空军密码组织的严密性，均不如日本外交密码，尤其是空军密码，更为简单，一经抄收，随时就能破译。但它们都更换频繁，必须紧跟不放，才能随换随破。
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他与日本的往来，可以从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获知一二。汪精卫派要员陈公博、曾仲鸣、周佛海、褚民谊等与日寇的往来，电文中均有报道。
抗战胜利后，据《中央日报》报道，陈公博乘飞机逃往日本，这是根据破译的密电，才得悉其行踪的。蒋介石手下某些大员暗中派遣人员在上海和日本保持某种联系。检译所到了重庆后，曾从破译的日本外交密電中获悉龙云也曾派人和日本秘密接触。
记得这个密电码是使用比较复杂的组织拍发的。后来蒋介石向龙云发难，指责他有通敌嫌疑，根据就是这个情报。相反，在王维钧从事这项工作的8年中，从未见到中国共产党人有任何一个人员与日寇有往来的情报。
在破译日本陆海空军密电码之后，密电检译所又进行了一次扩充，军用收报机增加到30余部。温毓庆从香港和亲友中招来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数人，充实了研究组的人手。其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努力，有的迅速成为能手。
1938年底，密电检译所大部分人员由桂林迁往昆明。1939年下半年，又全部迁来重庆。在桂林、昆明期间，密电检译所侦察、抄收、研究、研译都取得显著的进展。日本的多数外交密码能适时破译，侵华日军的密码也在掌握之中，每日送出的情报多至10余份，这是研究日本密电全面发展的时期。
将译出的情报交给中共地下党
王维钧一到重庆，杨德基就到电政司来看他，两人到上清寺一个茶馆中晤谈。杨德基提出能否将破译的日本密电也送给地下党一份，王维钧同意他的要求。
在如何传递这些情报时，王维钧下了一番心思。每日研译组译出的全份报底，用火漆固封，由他交给温毓庆阅，温阅后退还给他。王维钧将这份报底由单线联系取至八路军办事处，当晚抄录下来，再将原件退回，送交归档，这样就能做到天衣无缝了。
中共方面派来与他单线联系的是位青年同志，每隔二日来见王维钧，交换文件。约好说是老同学，在几个不同地点见面，有赖家桥乡下家中，上清寺样德村交通部宿舍，上清寺电政司办公处等，事情办得很顺利。
杨德基还介绍王维钧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周怡秘密见面。几经考虑，杨德钧和周怡决定到王维钧家相见。当时，为了避免空袭，王维钧将家安置在重庆市郊农村三圣宫赖家桥叶家院子的一个农民家里，比较偏僻隐蔽。中共地下党的同志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来到他家，晤谈极为融洽。当晚在王维钧家用晚餐，留宿，第二天清晨离去。之后，王维钧每月都要和周怡秘密见面一次。
1982年春，王维钧和儿子来重庆，旧地重游，拜谒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拾级登上红岩村，这是他曾一度交往，想去而不能去的地方。登上三楼，这里是当年中共的机要房。紧挨楼梯的一个小卧室内，墙上挂着周怡与徐特立合照。周怡身着军装，英武不减当年。回首过往，王维钧心情激动，缅怀先烈之情由然而生。
“周恩来同志决定尊重你的意见，不发表了”
这段时间，周怡和王维钧每月秘晤一次，密电译件每隔一二日由专人来取。王维钧将军统要吞并技术研究室的情况告诉周怡，并请示他如何应付。周怡斩钉截铁地说：“别的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和军统合作。”态度极为严肃。
1940年初，杨德庆的中共党员身份暴露了。杨德庆到交通部告诉王维钧，他即将去延安，以后与周怡的联系，就由王维钧直接处理。临走前，他送给王维钧一些进步书籍，其中有《新民主主义论》。他说，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还是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
一次，国民党秘派特务魏大铭到延安，化名注光毅。王维钧将这一消息告诉周怡，周怡立即转告延安方面查明情况。一个多月后，周怡告诉王维钧，现已查明，魏确系军统特务，携有秘密无线电台，现已将其电台没收，驱逐出延安。
还有一次，周恩来得知蒋介石手下的人员与日寇秘密来往、卖国求和，就准备在《新华日报》发文抨击。周怡征求王维钧意见，王维钧说：等我回去商量一下。
这时候，正巧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把他们的一份有关日本国内经济情况衰退的情报，在大公报上全文发表并加以评论。温毓庆见报后，大发雷霆，立即要王维钧写报告给蔣介石，并说我们密电情报是极为机密的，不能拿到报上发表。
王维钧和杨肆商量，认为最好不要发表，并将意见转报了周恩来。因为，如果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必然惊动国民党当局大肆追查。后来，周怡转告王维钧：“周恩来同志决定尊重你的意见，不发表了。”王维钧听后如释重负，而“尊重”二字，也让他感受到周恩来的胸怀与情谊，终生难忘。
王维钧在九三学社开封东郊支社座谈会上发言
作者：冯晓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