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400”
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路林村吴家，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中心位置却留下了一座孤零零的寺庙——西鹭林庙。这座明代寺庙白墙黑瓦，檐角探出的几只龙头，依稀透露着些许不寻常的味道。
2014年上半年，宁波市文保所派出一支古建筑专业修复队，对西鹭林庙进行修缮保护，师傅们在修庙时，意外发现在三个大殿的后侧，有一道贯穿整个庙宇的隐蔽走道，长达数十米。
这个发现印证了当地广为流传的一个谍战故事，从而揭开了一段隐藏了70多年的秘密。这里曾活跃着一支埋伏在日军宁波宪兵司令部内部的反间谍小组，这座寺庙正是当年浙东地区唯一的新四军敌工站的活动基地。
历经百年的寺庙，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时刻？见证了多少抗日战争隐蔽战线上，那群无名英雄的光辉岁月？
欲擒故纵，间谍与反间谍
1944年秋，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在欧洲战场，意大利法西斯已于一年前宣告覆灭，苏联红军在步步推进，解放了波罗的海沿岸和东欧大片国土，锋芒直逼德国本土；英美等盟国已成功地开辟了第二战场，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很快就要崩塌了。在太平洋战场，美军频频发动攻势，日军伤亡惨重，节节败退，美国飞机还轰炸了日本本土，日本国内人心浮动，军队士气也日趋低落。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日本人是垂死挣扎、更加疯狂呢，还是在战略上、策略上、手法上作某些调整呢？
就在此时，在浙东四明山北麓梁弄镇的一幢二层洋房里，中国共产党浙东区委书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全神贯注地反复阅读和思考着一份电报。这是新四军军部转发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新四军领导人的一份特急密电。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
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我军配合作战……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
周迪道照片。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提供
浙东，紧靠上海、杭州、宁波三个大城市，北依钱塘江与东海的连接处杭州湾，东临波涛万顷的东海和太平洋，西控浙赣铁路，南接温州、丽水等浙南山区，全境18个县，是祖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鉴于当时世界战场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又一次把关注重点放在了浙东，强调：“必须把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敌占城市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进攻部队，里应外合，消灭侵略者。”
谭启龙接电后，深感责任的重大和时局的紧迫。随后，他紧急约见了女干部乐群并派了一项非常紧迫，非常重要，又非常艰险的任务。
乐群何许人也？她将要去完成的是一项什么任务？
事情还得从半年前说起。
1944年初，担任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委主任周迪道（后化名朱人达）被日军抓获，后被押解到宁波宪兵队。当时，日本宪兵队驻扎在宁波永耀电力公司的三层洋房。该楼地处宁波市中心，宪兵队进驻后，内外岗哨密布，地下室设有牢房，配备各种刑具，小楼一度成了魔窟、地狱。
1944年，该日军宪兵队大队长是大场敬次，三十多岁。宪兵队内设三个课：警务课、特高课、思想课，其中思想课专门推行“大东亚共荣”思想，课长叫铃木政一，二十八九岁，会说中国话，喜怒不形于色。
在日本宪兵队里，周迪道在叛徒的指认下，他的财经委主任身份很快被暴露。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日军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在关押了他一段时间后，故意放了他，要求他成为日军的密探，去搜集新四军的情报，实际上暗中监视他的行动。
1943年，日军大多采取高压刑讯，甚至放狗咬等酷刑来折磨被俘虏的共产党人员。但从1944年开始，日军对被俘人员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实行残暴的“大棒”政策，而是逐渐改用“胡萝卜”政策，想通过“怀柔”手段加以分化、利诱，再争取其为他们所用。
于是，周迪道暗中写信给谭启龙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希望能同意我将计就计，潜伏在敌人内部”。周迪道提出效仿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乘机打入敌人内部，为我党我军开展工作。并说如果组织上不同意，他就与敌人拼个鱼死网破。
拿着这封信，谭启龙和何克希找到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丁公量（化名粟后）商量研究。“能打入宪兵司令部，是很困难的事，这绝对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决定，让周迪道潜伏。
这件事，也有个背景。当时，日本人抓了很多同志，许多人就这么牺牲了。大家开始反思，与其被捕后白白牺牲，不如改用灵活的方式去斗争。
以上图片由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提供
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宁波是浙江省的名城，是浙东地区政治、军事中心。日本侵略者在宁波驻有重兵。将来美军在中国大陆登陆，宁波必将是主要登陆点之一。因此，宁波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尽管敌工队在驻宁波伪军、伪政权中，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础，但在日本人内部却是一片空白，一直找不到打进去的缺口和机会。
周迪道这封信，提供了一个机会。
于是，经浙东区党委批准，一个反间谍工作小组在宁波建立了。周迪道是组长，核心组员陆续发展到9个人，有男有女，大部分是被捕后经领导指示，打进敌人内部的。
对外，他们号称是“宪兵队密探朱家”。组员：402周斯明，403冯禾青，404王福林，406莫奇，407张黎、408陈婕。
“400间谍小组工作”的存在，是个绝对机密，在敌工委内部也只有主要领导人知道。
那么派谁去领导这个小组呢？谭启龙钦点了乐群。
潜伏在魔窟的勇敢女战士
乐群，1918年5月生于上海富豪家庭，时年26岁，是个庄重、典雅、温文尔雅的姑娘。她身穿旗袍，脚蹬高跟鞋，巧扮阔小姐，利用富商家庭众多社会关系作掩护，面对日军、汉奸、国民党顽固派的凶残狡诈，沉着机敏，多次化险为夷，多次成功完成重大秘密任务。
委以重任的乐群马不停蹄地翻山越岭赶了十几里山路，面见了“400反间谍工作小组”领导人之一的丁公量。
丁公量向乐群介绍了潜伏在日本宪兵队里的新四军“反间谍小组”的详细情况。“你的代号定为400。今后这个小组就叫400小组。”
此后，乐群在400小组和丁公量之间，架起了一条联络通道。
乐群，领导“400小组”与日寇斗智斗勇，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抗战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提供
400小组的行动方针是16个字：迷惑敌人，站稳脚跟，广交朋友，积蓄力量。
乐群到宁波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逐一考察和认识400小组的成员。乐群一般晚上来。她一来，小组的同志都聚到401周迪道家里，在楼上会客室打牌打麻将，与周迪道假扮夫妻的莫奇就在楼下堂前做针线望风。
铃木手下共有八大密探小组，互相钩心斗角。周迪道组必须提供情报，才能让铃木信任，才能潜伏下来，但这需要巧妙的方法和高超的智慧。在乐群的领导下，400小组巧打时间差，给宪兵队提供真实的情报，不过，这些真情报实际上是已失效了的。比如新四军司令部在什么地方秘密开会，但当日寇拿到情报采取行动时，司令部领导已开完会走了。
周迪道不断给铃木情报，虽然这些真情报都失效了，但他们却以为是自己行动迟了，或走漏了风声，因此，铃木对周迪道的怀疑渐渐消散了。
就这样，周迪道一步一步取得了铃木的信任，周迪道在宪兵队里化名为朱人达，他属于铃木手下八大密探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就这样，400小组行走在敌人的尖刀上，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利用信任，完成任务
有一天，周迪道接到指示：上海地下党为浙东纵队搞到了一箱生产手榴弹急需的炸药，但无法运出，命令周迪道设法把炸药从上海取回，送到四明山根据地。
炸药是违禁品，被查到是要杀头的。正急得要命，周迪道得知特高课课长木场想去上海游玩，带着翻译程明夫妇一起去。于是，400小组商定由周迪道央求木场和程明，带周迪道和莫奇一起去。周迪道对程明说：“我们夫妻都是土包子，没有到过上海，很想去玩，你们肯带我们去，一切开销我统统包了。”
程明一听很高兴，就对木场说了周迪道的意思，木场点头了。
到上海后，周迪道和莫奇顺利取到了一箱炸药，并把炸药放在一只新买的女式皮箱里，下面放炸药，上面盖着几件衣裳。
回宁波的那天，莫奇一手拎着女式皮箱，一手挽着周迪道的胳膊，紧紧跟在木场和程明的后面，箱子很重，莫奇只得硬着头皮拎，不敢慢半步。
上海火车站入口处两旁站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宪兵对进站的中国旅客的箱子包裹逐个检查，仔细翻看，一个不漏。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周迪道反应很快，拎过莫奇手中的箱子塞到木场手里。木场的拎包由程明替他拿着，他空着两手。周迪道对木场说：“请你帮我把箱子拎上火车，谢谢你！”
木场冷不丁接住箱子，掂了掂很重，问道：“朱人达，你搞什么名堂，你怎么自己不拎上车呢？是不是在做金子生意发财呀？”
周迪道挤眉弄眼小声回答：“你们日本人一定会检查我的行李的。这样会影响你上车时间。我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
木场听了，哈哈一笑，也就不疑有他了。
虽然一路上多次检查，但箱子放在木场身后，检查人员都没过问。
就这样，周迪道情急生智，巧妙地让日本人木场“亲自护送”炸药，平安回到宁波。然后，400小组其他同志设法将炸药顺利送到四明山根据地。
智慧化解危机
谍战工作危机四伏。在400小组工作的展开中，曾经遭遇过全军覆没的危险，所幸最后化险为夷。
1945年4月，《新浙东报》上发了一篇报道，说铃木有厌战情绪，最近把抢来的衣物变卖，将钱寄给日本的妻子，为回国作准备。
铃木首先看到报纸，大发怒火。很快，报纸被日军发现后，铃木挨了上司一顿臭骂。
因为铃木写信寄钱时，让王福林替他拿信封信纸，所以，他首先怀疑王福林。铃木对周迪道大发雷霆，叫周迪道把王福林扣押起来。
事实上，铃木私下里说过厌战的话，当时莫奇在场，她把自己听到的话，向400小组做了汇报。王福林又结合自己看到的情况，把两件事综合起来，写成绝密情报，交给乐群，送到城工委副书记丁公量的手中。谁知负责处理情报的技术书记，把它当作揭露日军将要失败的重大事态发展，稍作修改后发在了《新浙东报》上。丁公量看到后，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向乐群传达了三个应急方案：一是如果情况紧急，先让王福林撤离；二是如果敌人追查得紧，400小组处境危急，全体撤离；三是如果有挽回措施，力争一个不撤。
面对这种突发的危急情况，周迪道动起了脑筋。
周迪道和莫奇“假结婚”后，住在宁波城里的一幢洋房里。房东的母亲名叫徐章翠，因丈夫早年在日本经商，她也能说日语，又能做日本料理，铃木称她“干妈”。
第二天一早，周迪道来到隔壁徐章翠家里。周迪道问徐章翠：“阿娘，铃木同你讲卖西装卖大衣那天，王福舟（即王福林）在场吗？”
徐章翠答：“那天国芬（莫奇化名）、阿比在场呀，王福舟不在。”
周迪道有主意了。阿比是伪乡长，经常来宁波，他是日军、新四军两面讨好的人。周迪道马上通过暗线，通知阿比近段时间千万不要来宁波，避免面对面对质。
同时，周迪道又请徐章翠做了一桌日本料理招待铃木。
吃饭时，徐章翠用日语关切地对“干儿子”铃木说：“你以后到我这里来不要说华语。阿比听了给你传出去了！你看，阿比不敢来了。王福舟很规矩的，嘴巴很紧的，是忠厚人……”
由于徐章翠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铃木相信了干妈的话，而且阿比也找不到了，这事才安然过关。
亮出身份，日军“临行赠礼”
1945年6月11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大”在延安闭幕，大会号召防守发动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的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浙东的抗战形势也越来越好。在国际国内形势影响和浙东游击纵队的有力打击下，驻宁波地区的日、伪更加人心惶惶，军心动摇。400小组潜伏在日军内部的积极渗透下，先后有十几名日军士兵主动缴械投奔新四军浙东纵队。
新的抗战形势，预示着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并解放浙东首府宁波，为期不远了。
此时，400小组接到了新任务：迅速、全面、深入、细致地调查宁波的敌情、社情，特别是敌军城防部署，并写成书面材料上报城工委。
宁波与上海一水相隔，与杭州更是近在咫尺，当时人口已达20万人以上，商业较为繁荣，文化教育事业也比较发达，虽然沦陷后饱受日寇铁蹄的蹂躏，但作为浙东地区的首府，无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情况，尤其是日伪军的城防部署，要调查清楚也非一日之功。
400小组尽全力发动一切可利用的人员和资源，分工、分头行事，冒着风险，对敌伪军的军事、政治、特工及经济等做了全面的调查，随后，一份份详尽的宁波市调研材料送达浙东区党委城工委，为新四军进攻和接管宁波创造了一定条件。
1945年8月12日，时值盛夏，赤日炎炎。就在这一天，日本天皇正式下达诏书，宣布停战。
战争结束了。这不啻为一个令每一位经历八年抗战的国人热血沸腾的消息。
这个消息对400小组的成员们来说是又喜又忧，喜的是日本侵略者终于被我们打败了，自己在魔窟中扮演的这种非人非鬼的生活终于可以结束了。而忧的是，此时此刻日本人会不会狗急跳墙进行最后的杀戮。
然而，日本宪兵队长大场以及铃木、木场等人的反应却出乎众人意料。周迪道借机向铃木摊牌，亮出了自己的真正身份。铃木几个月来已对这场战争表示了强烈的厌战情绪，而在实际工作中又了解到共产党新四军的政策，因此他提出对于宪兵队里的密探和联络员，应该按照本人的愿望分别对待。原先从新四军来的，如果他们要回去，又有关系可以回去的，就应予以大力支持。
宪兵队的厌战情绪，给400小组加紧策反更多敌伪人员提供了契机。
8月16日，400小组大部分成员和愿意投奔新四军的密探、联络员等60余人在宪兵队门前集合。铃木等人搬出准备好的2部电台、2挺轻机枪、4挺手提式机枪、11支英制半自动步枪，算做“临行赠礼”。
周迪道以昂扬的声调下达了“出发”的口令，60多人成一路行军纵队浩浩荡荡向船埠头出发。
汽笛一声长鸣，2艘汽艇沿着滚滚姚江上溯而行，直驶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