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一个人,也要这样。”
1960年暑假,彭钢从西安回到北京。一见到伯伯,彭钢惊呆了——分别不到一年,伯伯仿佛老了十岁,原来两鬓只有少许的白发,现在已是满头霜雪。伯伯穿着旧汗衫,下摆扎在褪色的旧军裤里,脚上的胶鞋粘着泥土,他在大声说着什么,可彭钢难过得一句也没有听清。
第二天晚上,彭钢向伯伯介绍学院的“反右倾”运动,说这一年来,自己怎么也想不通,不明白为中国革命奋斗一生的伯伯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反党的罪魁祸首。
彭德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薄薄的文件,递给彭钢说:“你可以先看看我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说完,他点起一支烟等着彭钢。
彭钢第一次见到给伯伯闯下大祸的“彭德怀的意见书”,不过是几页纸。她一看完,彭德怀就开始讲起来:“我这样写,是做了调查研究的,是有根有据的。我特意到农村去看过,搞‘大兵团作战’、‘深翻土地’,完全不顾实际情况。特别是到处大办食堂,和中国农村的燃料条件、人民的风俗习惯都不相适应嘛!最无法容忍的是浮夸成风,一些奇怪的口号也满天飞,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高产卫星’一个比一个大,这是不可能的嘛!干事情不能没有条件,不讲条件不是唯物论。”
彭德怀又点燃一支香烟,看到侄女诧异的眼神,自嘲道:“这是我在庐山上养成的坏习惯,在庐山会议期间,我一天两包都不够。”
彭德怀时而激愤时而深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讲述他毅然上书的全过程,与侄女一直谈到深夜。彭钢终于明白了,这封信是伯伯深思熟虑后的思想结晶,即使在庐山上不写,下了山他也是要写的。
“庐山会议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以后谁还敢讲真话?党风、民主作风怎么办?说我‘里通外国’,不调查,不取证,一句话就定罪,党章还要不要?宪法还要不要?”
听到伯伯这些严肃的诘问,彭钢依稀觉得吴家花园的高墙已经无法禁锢住伯伯的思想,他正在思考党和国家更深层次的问题。
接下来,彭德怀给彭钢讲了一个“周武王伐纣”的小故事:传说武王出兵前,第一次听到的报告是说纣王荒淫无道,第二次听到的报告是说人民怨声载道,武王都按兵不动。待到第三次有人报告说,纣王统治下的人民都不说话了,武王立即出兵,灭了商朝。
彭德怀认真地说:“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没有时间去考证。但它说的是一个道理:如果老百姓不敢讲话,问题就确实严重了!”
说到最后,彭德怀两道浓眉拧在一起,低下头沉默了。因为这封信,他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突然被中断,被迫在这座寂寥破败的大宅门里虚掷宝贵的光阴,其内心的极大痛苦难以言表。
彭钢忍不住问伯伯:“您当您的国防部长,干吗要去管经济问题?”
这是浦安修反复责备过彭德怀的问题,他一听就猛地抬起头,脸上每一条皱纹都颤动了,大声说:“我怎么可能不管呢?我是共产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我看到了,却装着看不见,我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62岁的彭德怀还保持着热血青年般的情怀,激动地对侄女表白心迹:“我要对人民负责任。我可没有你们考虑得那么多,觉得不对的地方,不管是什么问题,都要讲出来。这才是主人翁的态度,不能老想什么个人得失。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懂得自己的职责,要不怕罢官,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我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从我参加革命以后,我就把自己全部交给党和人民了,不单单属于我了。你不是也想做一个共产党员吗?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可不容易啊……”
静谧的夏夜,偶尔传来昆虫的低唱浅吟。彭钢回味伯伯的讲话,辗转难眠。
回到家里,有伯伯种的新鲜蔬菜吃,时常还能有条鱼改善一下生活,彭钢胃口大开。古人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真要对伯伯刮目相看了——伯伯打仗厉害,搞农业也是行家。那天在饭桌上,彭钢一高兴,就给伯伯讲了一个故事:这次学院放暑假,彭钢在西安火车站买了点黑糊糊的粗点心,准备和同学一起吃。突然一个男乞丐冲过来,一把抢走了她的点心,慌慌张张往嘴里塞,可把彭钢吓坏了……
彭钢说:“那个人准是饿疯了。伯伯呀,这一年,农村可是饿死不少人呢,我同桌的同学,安徽人,他家里饿死好几口了……”
彭德怀把饭碗一推,不吃了,呆呆地坐在那儿发愣,半晌,他才一字一顿地说:“老百姓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要苦多了!”彭钢说:“当初如果能接受您的意见就好了。”彭德怀怅然叹道:“我现在真的希望是我错了,如果那样,老百姓就不至于挨饿了!”
彭钢觉得伯伯每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着急啊!他知道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帮不上什么忙了,就用自己节约粮食的办法去尽一份心意。他给警卫班养了一头猪,每天都出去弄猪菜来喂养。警卫战士和锅炉工的水费、电费,他主动承担一半。烦躁的时候,他对彭钢说:“我这样每天读死书、死读书,差不多成了造粪机器。我真愿意回家种地,或者到太行山老区搞个生产队也行啊!”直到1961年在农村推行《六十条》以后,压在他心上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1964年秋,彭钢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右安门一家工厂上班。脱下军装的那一刻,她简直万念俱灰。拎着五年前伯伯送的小皮箱,彭钢办理了退伍手续回到家里,情绪低落,黯然神伤。伯伯劝道:“算了,人家不信任你,还是回家好。”彭德怀领着彭钢到菜园和果园干活,又给她讲于谦的故事和自己的冤屈。他说:“这种事情历史上多得很,现实也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我相信,历史将会为我做出公正的评价。我可能看不到这一天了,但是你是能看得到的。”
在一棵嫁接好的苹果树下,彭德怀又和彭钢说起身后的事:“我听说鱼骨头烧成灰埋在苹果树下,结出的果子很好。将来我死了,你们就把我的骨灰埋在这树底下,结果子给你们吃。”
彭钢嗔怪道:“伯伯啊,别说这不吉利的话嘛!”
夕阳西下,彭德怀和彭钢来到鱼塘边。大半个水面覆盖着深绿色的荷叶,荷花虽已凋谢,莲蓬依然挺拔,在秋风里轻轻摇曳。
彭钢回吴家花园看望伯伯时的留影
彭德怀出神地望着他亲手种下的一塘甜藕,对彭钢说:“荷叶下面是藕,藕生长在烂泥里,它抽枝、长叶、开花,出污泥而不染。一个人,也要这样。”
从吴家花园到右安门,几乎要穿过半个北京城。刚参加工作的彭钢凌晨5点就得起床,光路上就累得不行。有时实在爬不起来,伯伯就会来敲门,把她喊醒。彭钢洗漱完毕,伯伯早已把饭做好,正坐在饭桌边等她来吃早餐。
1965年开春的一天,彭钢陪伯伯在街上散步,看到一个妇女推着一辆婴儿车,小车上面有遮阳的小布篷。彭德怀看了,连声说好,对侄女说:“你将来有了孩子,我也给你买辆这样的小车。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了,就帮你推小孩……”
彭钢紧紧握住伯伯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个时候,彭钢正在热恋中,男朋友叫袁士杰,是北京工业学院的教员。不知道是不是命运在开玩笑,袁士杰的母亲就是浦安修的二姐浦熙修,著名的大记者。浦安修离开了彭家,彭钢却进了浦家,成了浦安修的外甥媳妇。1965年6月,彭钢和袁士杰结婚,婚后住在吴家花园。
彭德怀对彭钢的婚事挺满意,翻箱倒柜找出当年金日成送给他的一块缎子被面,为小侄女准备了一套被褥和枕头。他说:“彭家嫁女哦,这算是娘家给你的嫁妆吧!”
彭钢太了解伯伯了,他总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别人,甚至她的同学来了,伯伯也要送人家一包刚摘下的茄子、豆角,可他对自己的生活一贯马马虎虎。就说伯伯的衣服吧,那些老军装又旧又破,可他舍不得扔,戴上老花镜自己飞针走线补衣服。你别说,伯伯的针线活还真不赖。以前彭梅魁来的时候常帮着缝缝补补,现在彭钢接过接力棒。她盯上了伯伯的毛衣了——那怎么能够再穿下去呀!
“伯伯,您的毛衣成了世界地图啦!”彭钢嘻嘻哈哈,“有山有海有河流,我想给您买件新的……”
彭德怀直摆手:“不要买,我现在穿的毛衣不是很好嘛!”
说服不了老爷子,彭钢就到西单商场给伯伯买了一件新毛衣,又买了一点毛线。她决心学会打毛线,回来就先练习织毛手套。入冬的时候,彭德怀终于乐呵呵地按着彭钢的设计换装了。
伯伯关心正祥和康白的婚事
彭正祥一进哈军工,就赶上轰轰烈烈的“批彭黄、反右倾”运动。他提心吊胆,不敢多说一句话。院、系领导自然知道他是彭德怀的侄子,谁也不露声色,实际上是在暗中保护彭正祥,使他毫发未损地度过了那场政治运动。
1961年暑假,两年没有见到伯伯的彭正祥归心似箭,从哈尔滨回到北京。正在水塘边提水浇菜的彭德怀走过来迎接侄子,彭正祥刚叫声伯伯,彭德怀就问道:“正祥,你怎么这样瘦?”
彭正祥在心里说:伯伯呀,您还说我瘦哪,您这两年可苍老多了,憔悴又消瘦……
进了屋,彭德怀向侄子打听哈军工的情况。彭正祥告诉他,学院最近组织学员到黑龙江农村政治野营,他刚从阿城县的农村回来。
彭德怀问:“东北的农民怎么样?中央的《六十条》开始贯彻没有?”
彭正祥说:“这次我们学员亲眼看到了农村的严重问题,主要是口粮不足,农民挨饿,去年还有饿死人的现象。下乡后,我们学员把自己的口粮分出一部分,给了最困难的老乡家,所以我们大家都挨饿了。《六十条》刚刚在逐级传达,我们离开农村时还没有开始贯彻。”
彭德怀难过地说:“1958年9月我到你们学院,到呼兰河参观的时候,去看过几个深翻地的老乡。东北的黑土地,多肥沃啊!东北的农民也挨饿,真对不起他们啊!”
看到彭正祥又黑又瘦,吃饭的时候,彭德怀让他多吃点。第二天早饭,彭德怀冲了一些奶粉,他和工作人员每人半碗,唯独彭正祥满满一碗。彭正祥执意不喝,彭德怀急了,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大声说:“让你喝你就喝,你现在需要加点营养!”彭正祥只好端起饭碗,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泪水和着奶粉,他一口气喝了下去。
彭德怀常和侄子谈起哈军工,问一问院领导的情况。有一次他喃喃道:“陈赓同志去世了,还不到60岁,可惜啊!你们学院办得很好,出人才呀!”
彭正祥每天都跟着伯伯到菜园干农活。一次他提着水桶小跑时险些摔跟头,彭德怀就批评他:“你的动作像打仗,浇菜要那么快干什么?想一口吃个胖子!”
休息的时候,彭德怀问侄子:“你也老大不小了,有对象没有?”彭正祥老实交代:“有一个。是我在一〇一中学时的老同学,叫孙雪燕,在中央财经大学读书。”
“好,好!注意谈对象别耽误学业。”彭德怀高兴起来,“我给你们每一个人都存了一点钱,留到结婚的时候再用,你以后找梅魁要吧。”
彭正祥与孙雪燕1966年的结婚照
在伯伯的身边待了十几天,彭正祥才返回哈军工。不久,他收到伯伯的来信,信很短,大意是叮嘱他好好学习,注意身体。
1962年暑假,彭正祥又回到伯伯身边。刚进正屋,看到伯伯正在看书。彭德怀拍拍身边的椅子,喊侄子坐过来,说了几句闲话。彭德怀拉开抽屉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原来是正式打印好的“八万言书”。“这是我春天写给中央的申诉信,很长,打印好后杨尚昆同志给了我一份。去年你回来,我的问题没有和你谈多少,现在让你了解一下也好。”
彭德怀又去读他的书,间或做点笔记。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他对侄子说:“一下子看不完,明天再看。”彭正祥说:“就我现在所看过的内容来说,我认为您是实事求是的,该说的都说了。”
彭德怀又拿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全文,让侄子看他划了红线的即“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那一段。
彭德怀喝了一大口茶,思忖半晌忿然道:“他说的话,他自己负责。这句话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他把茶叶抠出来放在嘴里慢慢咀嚼,然后给侄子讲党史,一直讲到庐山会议。
彭德怀又一次对自己的亲人表白心迹:“说我‘里通外国’,请拿出事实来嘛!如果真的有事实为证,把我彭德怀拉出去枪毙、杀头都可以!”
从伯伯铁青的脸庞和起伏的胸膛上,彭正祥感受到了伯伯胸中燃烧着的烈火。他赶快安慰伯伯:“事实总会查清楚的,伯伯您千万别着急……”
“咳!要是真的去认真调查就好了,问题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看到困顿艰厄中的伯伯情绪激愤难平,彭正祥的心情愈加沉重。伯伯革命一生,到头来竟成了“里通外国的卖国贼”,对他来说,什么“罪名”都能容忍,唯有这个“罪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同去年回来相比,伯伯与彭正祥更多地谈了自己的历史问题,而且并不讳言自己的错误。有一天,伯伯和他说起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
当初军委派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并写出给主席和中央的报告,是作为军委文件下发的,我无权收回。遗憾的是当时刘伯承同志不在南京,如果他在,我们两个老战友见面,坐下来谈一谈,可能就不会发生后来这样大的问题了。
“军委扩大会议之初,并不是要大反教条主义,后来主席下了很大决心,说:‘开不好,大家不要走。’黄克诚在小型会上传达主席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作为中央领导下的副组长,我当时是很被动的,需要赶快转弯子。
小平同志是组长,他受中央委托召集我们几个老帅开会,认为会议温度不够高。结果反教条主义成为大会的中心议题,大字报、小字报一齐上,温度越搞越高。对一大批同志进行错误的批判和组织处理,的确不是我的本意,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很难过的。前两个月,你大哥来的时候,我委托他以后去找萧克同志,代我向他道歉。”
1963年的暑假,彭正祥第三次回来探视伯伯,从梅魁姐和康白弟那里了解到伯伯和伯母去年秋“分梨”的详情。看到伯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彭正祥心中阵阵隐痛。他突然产生一个奇想,要去劝说伯母回心转意。
那是个星期天,彭正祥到北师大找到浦安修。伯母面带微笑,看来还是挺高兴的。谈话中,彭正祥知道伯母的政治处境并不好,她的党委副书记一职也被学校用“落选”的名义给拿下了。一说到伯伯,浦安修就来了气,又泪流满面数落起来:“都怪他,个人英雄主义,牵连了大家……”
彭正祥心中那个让伯伯伯母破镜重圆的美丽幻想破灭了。
这一年,哈军工大抓教学质量,彭正祥想早点返校补习功课,就向伯伯辞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离开伯伯,竟是与伯伯的永别。
在性格上,彭康白和堂兄彭正祥颇为相似,都内向而谦和。在北京钢铁学院读书期间,彭康白默默无闻,保持低调,倒也平安无事。他经常在周末来吴家花园,陪伯伯说说话,到菜地、果园干点活,睡一晚,次日再返回学院。
有一次,彭康白的宿舍被盗,他丢失了几件衣服。彭德怀知道后,找出一件旧白布衬衫,一针一线改好。彭康白穿上挺合体,直夸伯伯的手艺好。
彭德怀对小侄子的婚事没少唠叨,常说:“你们几个从小受苦,营养不良,所以个子都长不高,找对象有点困难啊!”
彭康白尴尬地笑笑:“不急,不急。”毕业前,彭康白悄悄告诉伯伯,对象有了。
“噢?真的吗?她是哪里的?”彭德怀立刻喜上眉梢,认真地盘问起侄子。
“我姐介绍的,”彭康白乐滋滋地说,“是她们一个单位的。”
“什么时候带来给我看看。”彭德怀似乎暂时忘记了心中的苦闷,背起手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圈,“你们几个都解决了婚姻问题,我就放心喽!来,白伢子,咱们杀一盘!”
彭康白的女友叫王素红,天津杨柳青人,热情直爽,人又漂亮。她不在乎什么“政治影响”之类的时髦舆论,与彭康白真诚相爱。这一点让当伯伯的彭德怀特别满意,王素红第一次来见伯伯的时候,彭德怀就送给她一只精致的小酒杯。伯伯告诉王素红:“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东西,送你做个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