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白云，一个神兵——中国伞兵纪实
2001年，由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监制的电视剧《兄弟连》全球热播，令“二战”中美军的一〇一空降师名扬四海。十余年来，关于“诺曼底大空降”“市场花园作战”等战役也因《兄弟连》的影响而为人们所熟知。
原著作者安布罗斯能将一〇一师五〇六团E连在欧洲战场上的故事，记述得如此详尽并展现给世人是令人叹服与羡慕的；而当我们将目光移回东方战场时，却发现中国伞兵的身影是那样的模糊。因此，当贵州老兵——杨勤槐所留下的日记、照片和口述进入到人们视野时，就显得弥足珍贵。这位当年中国空降部队的战士，将昔日征战的往事拂去几许尘埃，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第一支空降部队
美军教官正在为即将空降湖南的中国伞兵检查装备
空降兵是近现代战争中才出现的新型作战兵种。苏联在1930年正式组建世界上最早的伞兵部队。不久，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军事强国相继组建自己的伞兵部队，并投入到硝烟弥漫的“二战”战场。对于当时贫弱的中国而言，组建空降部队不啻为一种奢望，但到了抗战后期，奢望却渐渐变成希望，这还要从两位外国盟友说起。他们一位是在国军第五军特务营任职的澳洲人史典华少校，另一位则是时任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暨中国空军参谋长的陈纳德将军。
来自澳洲的史典华少校并非盟军系统的军官。1937年，史典华赴中国香港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迅速沦陷，日军在香港的暴行引起了这位澳洲人的极度不满，他愤然离开香港，到广州参加游击队抗击侵略者。不久，游击队受到日军重创几乎全军覆没，史典华又辗转至缅甸仰光，组建了一支雇佣兵伺机投入抗战。1942年3月，仰光沦陷，史典华则率领手下300余人投效到国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麾下，并被杜聿明纳入第五军特务营，公开授予少校军衔，成为一名身穿中国军服的外籍军官。
1943年7月，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在西西里的首战成了盟军关注的焦点，不久后，史典华即以美军在昆明周边刚构筑的几座机场防备不足为由，提出组建一个伞兵突击队来防备日军进犯的建议，并很快拟定一份详细计划书分别呈交给陈纳德与杜聿明。陈、杜二人在计划书的基础上作出部分修改后，将方案呈交给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与此同时，陈纳德向美国在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史迪威提出协助中国成立伞兵的请求，不料被泼了冷水，史迪威以缺乏装备、教官等为由拒绝该提案。
当年10月22日，蒋介石批准了组建伞兵突击队的建议，但史迪威仍不予配合；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既无伞兵装备，又无相关教官，更无足够的运输机，即使成立也是有名无实。史典华与陈纳德这两位外国盟友四处奔走，连求带借，总算勉强满足了建立空降部队的基本条件。1944年1月1日，中国第一支空降部队——伞兵第一团正式在昆明岗头村挂牌成立。伞兵团隶属第5集团军，代号为“鸿翔部队”。
“鸿翔部队”的主要干部多来自第五军。团长与副团长分别由李汉萍少将和简立上校担任。士兵则多是从湖南衡阳、广西桂林和柳州、贵州贵阳等地招收的知识青年。当时正在上高中的贵阳青年杨勤槐就在此时应征入伍，并结识了来自贵州安顺的初中生施明映，以及同样热血的翦凝宏、钱定靖、彭声煌等人，一同成为我国首批空降勇士。
初到部队，基础装备依旧短缺，伞兵团名不副实。杨勤槐回忆说：“到昆明后，我们主要的训练是体质的训练，因为都是学生，首先还得有强健的身体。每天我们就在山顶上跑步，至少是五千米。”
不少应征入伍的士兵对漫长的体能训练不胜其烦，私下议论“参加伞兵就和参加陆军一样”。其实相比陆军，伞兵部队更像一所校园，因为成员大多是青年学生，长官训话时也常称呼他们为“同学们”。伞兵团这种名不副实的状态，一直到1945年2月第一批美军战略局作战组抵达昆明才有所改观。
美方通过对伞兵团的考察后，最终同意向中国提供伞兵装备与伞训教官，同时在美方的建议下，伞兵团于1945年4月8日改编为陆军突击队，一共编成20个突击队，直属“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部”，突击队司令由原伞兵团团长李汉萍担任，原任荣誉二师团长的张绪滋少将担任副司令。
突击队由中美官兵混合编成，全队官兵共181人，其中154名华人、19名美国人，另配有8名翻译员，是一支名副其实的中美突击队。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个突击队中，第十一队的队长正是此时已为上校军衔的史典华，他是20个队中唯一一位外籍队长。
突击队中的美军教官，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在欧洲战场上与德国伞兵交过手，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有了装备和教官，突击队第一队终于在宜良正式开展跳伞训练了。很多队员的心情大概就与杨勤槐一样，“有慌张、有惧怕，也有愉快的情绪交织着”。1945年6月，队员们开始分组进行跳伞训练，当时受训的学员要完成四次跳伞训练才算合格。这次伞训历时两周，大多数队员都圆满完成任务。在得知自己已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伞兵后，杨勤槐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毕业了，伞校。‘一朵白云，一个神兵’的梦想实现了。归途中，我带着得意的笑容，一朵含苞的花心，开放了！”
伞训结束后，突击队第一队从宜良回到昆明，准备投入战场。
开平大空降
1945年7月10日下午5点，中美突击队第一队队长井庆爽带领全队勇士，全副武装地在伞训场上集合。笔直站立在迷蒙细雨中的队员们知道，他们将被空降到广东开平投入对日作战。临行前，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来到现场勉励队员：“那儿（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有着先烈们殉身的血迹，你们勇敢地去吧，友军和同胞们会帮助你们的。”
当夜，突击队第一队的队员们饱餐后乘车前往机场。大家互相检查装备后，陆续登上机架C-47运输机。凌晨3点15分，14架C-47飞机相继起飞……
第一次参加作战的杨勤槐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情：“飞机起飞了，在5000多米的高空航行，风不时从打开的机门口吹进来，我感到阵阵的寒战，紧靠着云端，想睡它一觉，其实，哪里睡得着呢？”那一天队员们坐在闷热的机舱内默然无语，气氛也显得沉闷和紧张，尽管已是深夜却没有人能够安然入睡。这与《兄弟连》中E连将士在诺曼底空降前的一幕非常相似。
青年杨勤槐（右下一）和战友们
“Stand up”“Hook up”机舱内传来美军教官的命令。队员们立即起立挂钩，这是要跳伞的前奏。不过这次空投并不顺利，据杨勤槐回忆，当所有队员都准备就绪后，却迟迟没有听见跳伞的指令。这对没有习惯坐飞机的人而言是非常难受的，一名叫杨云瑞的队员被折腾得又呕又吐。飞机在开平上空原地绕行半个小时之久，杨勤槐终于听见美军教官喊出“Stand in the Door”的指令，紧接着，随着一声“Go”的命令，突击队员们一个接一个的跳出机舱，随着降落伞的展开，红、绿、黄、白、蓝……各色的“云朵”从空飘落，中国伞兵的首次空降作战开始了。
伞兵团司令李汉萍少将与刚通过跳伞训练的第1队队长井庆爽握手
伞兵的着陆区在开平城外的一座山坡，他们并未与日军遭遇，不过一名叫宁公灏的士官却在空降时不幸落入鱼塘溺毙，成为伞兵牺牲的第一人。队员集结后，迅速与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并在阳江一线进行敌后破坏活动，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不知不觉间，时间进入了1945年8月。
1945年8月1日凌晨，已进入梦乡的突击队员们忽然被叫醒，上级下达了重要任务破坏敌人水上运输的重要码头——南江口，全体队员立即整装起行。
杨勤槐老人讲述了当年突击队开赴南江的目的：“在与西江汇合的地方就是个叫南江口的小镇，这个地方是日本兵的一个据点，他控制着这样一个交通枢纽的地方。我们必须要在那个地方进行战斗，最好是能够夺取南江口，这是上级下给我们的命令。所以从我们坐上船时，就知道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
战前突击队得到情报，确定驻守南江口的日军兵力为一个加强连，约200余人。8月2日凌晨2点左右，第一队的队员协同民兵进逼日军据点，5点拂晓之际以猛烈的火力发动攻击。寂静的南江口顿时枪炮齐鸣，杨勤槐眼前的阵地上白烟阵阵、尘沙飞扬。毫无防范的驻守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仓皇应战。
不过日军只经过短暂的混乱就进入了战斗状态。还没抵达第一线，杨勤槐就已经听见枪声越来越激烈，其中还伴随着双方将士的杀喊声。突击队毕竟不同于普通士兵，不仅有良好的作战素质，武器装备也占优势。日军见我军火力凶猛，便化整为零退入小镇上的民房中顽抗。杨勤槐回忆说：“我们在街道上，基本可以说是巷战，要一家一家地搜索。那个地方的建筑，最高的也只有两层楼，但日本人到底在哪一个楼里我们并不知道，只能看他的火力从哪里发出来，才能判断出敌堡的位置。”
在巷战过程中，杨勤槐的战友、突击队中的枪榴弹手——贵州安顺人施明映，在打出最后一发枪榴弹后，被日军的狙击手打中头部，不幸牺牲。经过逐屋争夺，我军最终占领了据点。此时队长井庆爽留意到日军煮的食物还是热的，突击队歼敌之速可谓迅猛。战斗结束后不久，德庆北岸的日军炮兵开始对南江口猛烈射击，队长井庆爽知道那是敌人援军到来的前奏，而支援我军的民兵迟迟未到。既然破坏水路要道的目的已达成，为了避免突击队陷入寡不敌众的被动局面，井队长下令部队撤离南江口。
根据当时突击总队第一队的翻译官李善乐先生回忆，南江口一役中，日军“弃尸二十六具，伤兵十七人”，我军“阵亡四人，伤七人”。长眠在南江口的英烈除了施明映之外，可查到姓名的还有一位叫欧建芬的中尉。此役之后，战略局作战组负责人柯克斯中校在战报中记载：“突击队首次任务表现出色，在敌火下纪律优异，中国部队展现果敢无畏精神，逐屋扫荡日军。”
生死突击队
1945年7月16日，“开平空降”之后的第5天，突击队第二大队队长林树英上校接到任务——“扫荡丹竹机场之敌，并担任该机场保卫，如遇八十九师先头部团到达之后，即协同东进”。7月17日，第二大队约700名成员集结于呈贡机场，分批被运送至广西柳州机场。与“开平空降”不同的是，当时第二大队尚未完成伞训，开赴广西作战采取的是机降形式。
24日，第二大队抵达距离敌人仅20里的平南县北部，敌占区的民众见到中国军队归来，纷纷夹道欢呼。26日，突击队与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但计划中协同攻击的友军八十九师先头团却还未到达。时间紧迫，突击队决定先攻占丹竹机场周边制高点，以达到截断日军增援的目的，同时等待友军协同进攻。
战斗在7月28日打响，由于日军没有准备，我军在推进过程中除了偶有零星炮击外，几乎没有遭遇抵抗。不过当日军注意到我军动态后，炮火也愈发的精准与激烈。30日，敌我双方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炮战。第二天，突击队终于等到了第八十九师二六五团的友军，双方会师后正式向机场展开攻势，战斗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
8月3日，天空尚未破晓，突击队第十队的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向机场附近的凤凰山进击。在步兵的协同下，突击队以猛烈的火力将山头日军逼退，一鼓作气冲上山头，于当日拂晓拿下凤凰山高地。下午2点左右，不甘失败的日军组织自杀式冲锋，企图夺回阵地，突击队立即给予猛烈还击。据突击队员胡克回忆，在那天的激战中，带头的日本军官被我军击中三枪仍往前冲锋，胡克见状举起步枪，在距离20码处一枪命中军官胸膛，才将其击毙。在这一战中，突击队异常勇猛，直到弹药用尽才撤回原有阵地。
不过，同日向蒲阳岩阵地进攻的第八队却因情报错误遭遇日军伏击而伤亡惨重。第八队起初认为日军已经撤退，所以在进军途中放松警惕，不料晨雾一散，山间顿时枪声大作，许多将士来不及反应就倒在了血泊之中。由于两军的距离过近，炮火无法支援，只能近身血战，突击队鏖战四小时之久，仍然无法攻破日军阵地，于下午3点撤退。第八队译员缪弘在战斗中被日军子弹击中牺牲。缪弘从军前是西南联大外文系二年级学生，担任译员的他原本可以跟着美军，但他却选择与突击队员一起冲锋陷阵，牺牲时年仅19岁。
8月4日，突击队协同陆军二六五团占领丹竹机场，突击队任务完成。此役是中国伞兵在抗战三次作战中牺牲最惨重的一次，突击队仅军官就阵亡了3人，另阵亡译员1人，士官兵19人，负伤25人。据日俘口供，日军在此役中共阵亡164人。
台元寺之战
在前两批伞兵相继投入战场后，由姜键率领的第二队也于1945年7月26日空降湖南。空投地点在衡阳、宝庆、湘潭之间，任务目标是袭击并破坏当地日军占领的水路交通要道。
这一次他们最先遇到的敌人不是日军，而是7月湖南酷热难耐的天气。酷暑，对于背负沉重装具在炎炎烈日下行走的突击队员而言是极大的考验。很快，队中的不少美军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连医护兵也自身难保，行军举步维艰，在当地游击队组织民众帮忙运送医药用品和装备之后，队伍才算撑到洪罗庙落脚。
突击队发现，洪罗庙东南面有一个台元寺，是敌军的重要据点，驻守日军约300人。如果能占领此地，不但可切断日军运输补给线，还可控制衡宝公路的交通。当晚，突击队就与衡阳当地武装组织制定出攻取台元寺的计划。
1945年8月5日凌晨4点，我军进攻部队开始向日军高地挺进。由于协同作战的地方自卫队武器落后，作战素质参差不齐，这次主攻的任务落到了伞兵身上。遗憾的是，在部队发起进攻前，突击队中的美军少校库克竟与队长姜键就发动突袭的时间产生争执，库克甚至越俎代庖，一度拔枪逼迫伞兵前进。就在争执之时，日军已觉察到我军的到来，布下机枪重火力严阵以待。奇袭先机已失，我军只剩下尽快强攻突破敌阵这一条路可走，否则就有被日军歼灭的危险。
随着双方阵地上的炮声响起，日军架设在阵地上的机枪也吐出夺命火舌，同时埋伏在各隐蔽处的日军狙击手也开始锁定目标。留在阵地架设迫击炮的美军下士，被日军埋伏在树上的狙击手一枪击中腹部，被医护兵抬下火线时伤势不轻的他，仍不忘向中国战友们竖起大拇指。另一位美军士兵贾德纳也在战斗中挂彩，据他后来回忆，当日战斗打响后，他看见附近一个小孩到他面前好奇地探头张望，结果被日军狙击手一枪击中眉心倒下，愤怒的贾德纳立即举枪猛烈还击，并在战斗负伤。
担任主攻的伞兵冒着枪林弹雨冲向高地，承受着日军猛烈的火力压制，而负责侧翼进攻的游击队迟迟不行动，队长姜健担心驻守衡阳的日军来援，无奈之下只能下令撤退。此役突击队阵亡官兵4人，受伤4人，美军亦有2人负伤，日军伤亡情况不明。
抗战胜利后，杨勤槐与一部分战友选择回到校园继续自己的学业。而留在伞兵团的将士们也在动荡的大时代中选择了各自的归宿——撤往台湾地区或留在大陆。70年的沧桑，幸存的杨勤槐如今白发苍苍，垂垂老矣，抗日经历成为他一生引以为傲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