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如果说美国宪法设计了民主制度,那么它并不认为民主是为实现高尚道德理想而产生的制度。它是基于人基本上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道德上不可靠的东西,你无法对他期待过高这种看法而构建的制度。站在这个立场上,美国建国之父之一的汉密尔顿说:“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他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
12、美国神学家、思想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说:“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需。”上帝(或自然)给人良知,于是人能做好事。可是人性中还有不完善和软弱的一面,需要有所制约。人可以认识自己的弱点,也有能力设计克服这些弱点的办法。
13、人的自由意志不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知道如何限制自己做什么、不做什么。谁是自由的,谁就不是奴隶,或者说,只要你不让自己处于不自由的状态,谁都不能让你成为思想和人格上的奴隶。
14、奥德修斯离开像伊甸园一样让人安逸舒适、无忧无虑又有仙女作伴的欧矶吉岛,这一选择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如果在人间建立起一个绝对完美的乌托邦社会,你会选择成为这个乌托邦的国民吗?要知道,这个选择又包含着另一个问题:如果选择成为乌托邦的国民,那么你就要选择改变自己,选择在你的生命中不再有自由选择,你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15、一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把“城邦政治”视为古希腊人的自由意识对后世最重要的文明遗产。古希腊城邦政治的特点就是没有不受限制的王政,没有不受制约的国王权力,而制约的力量则主要来自希腊人的自由传统以及来源于此的强烈自由意识。
16、阿伽门农之所以能成为希腊大军的统帅,不是因为他的血统高贵,也不是因为他尤其具有领袖天才,而是因为他带来参加的“兵”最多。在荷马笔下,首领的地位都是由他手下士兵的数量决定的。若首领自己不是个杰出的战士,他便招募不到愿意追随他的士兵。
17、希腊军队的首领和士兵之间有一个“有差别的共产”关系。分发战利品时必须做到公平。掠夺得来的物品集中在一起,头领先拿他那一份,包括作为“统帅”的额外奖赏,之后,在他监督下,作战勇敢的可获得特别的奖励。余下的平等公平地分配给每个士兵。若是头领获的利超过应得,或是分配不公,就有可能失去兵丁的尊重。对首领而言,被人叫作“贪婪者”跟被叫作“懦夫”一样糟糕。
18、虽然我们都钦佩和赞扬英雄,但英雄主义并不是一种普世价值,当英雄也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目标。不同的群体由于不同的主流“精神”,有不同的英雄标准和不同的楷模。
19、在一个健康的道德环境里,“羞耻文化”可能就是绝大多数人所需要的。道德环境与个人良知的关系类似于制度与人性的关系。只有在道德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下,才特别需要坚持和呵护“内疚文化”。
20、在群体价值观不起作用的社会道德环境中,必须由个人来对社会行为的对错、是非做出价值和道德判断,“人云亦云”和“随大流”无异于道德自杀。由于整个群体可能对错误的行为(如说假话、无诚信、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熟视无睹或麻木冷淡,正直的个人必须有独立的决断。
21、当正直的个人自己不小心或不得已也有这种行为的时候(如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他会有一种罪感,觉得内疚和良心不安。。这并不意味“内疚”或“罪感”会对大多数人的价值和道德观念产生实际的影响,而是意味着如果谁要坚持有良心与良知的人生,他就必须用罪感而不只是羞耻来检验和指导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