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先生研究认为南朝的政权交替存在着一种通用模式：“大抵司马氏以后，权臣取代旧王朝之方式，多仿曹氏老例，先加九锡，列举‘公之功也’，以制造舆论。继之以封国建台，最后受禅。”可以说宋齐梁陈四朝的建立都是遵循这一模式，这是它们的共性，然而陈朝在这四朝之中又有它的特殊性。与宋齐梁三朝相比，陈霸先的禅代明显有些操之过急，陈朝开国前后所面临的局势又明显要劣于前三朝，而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陈朝禅代与宋齐梁之不同
相比陈霸先仓促禅代，宋齐梁三朝开国君主所做的准备工作显然要完善很多。刘裕击败“心不
服也”的刘毅与“疑其有异志”的司马休之，萧道成攻灭“阴有异志”的沈攸之，萧衍代齐前有“安重之势”的萧颖胄“忧愤暴疾卒”。由此可见，三朝开国君主在禅代之前就已经解决了最大竞争对手，消灭了禅代过程中的最大阻碍，由此巩固并扩大了自身权力，从而能在一个政治平稳的环境下进行禅代。
反观陈霸先建国，与上述三位君主有很大不同。陈霸先受梁称帝的时候虽然已平定了王僧辩死后的部下反叛，然而此时盘踞在上游王琳“拥兵不应命”，名义上的下属周迪、陈宝应、留异等豪强酋帅也与其貌合神离。可以说，此时的陈霸先虽然已经成为梁朝第一人，但所要面对的形势依然严峻。这种情况下陈霸先没有效仿刘裕、萧道成、萧衍，先进一步削平各方割据势力，再做图谋；而是选择代梁称帝，从而使“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合法性丧失，结果激起各方的反抗，因此，陈霸先建国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平叛，然而其至死也没能统一江南。
二、陈武帝禅代前后的形势
（一）王僧辩死前的梁朝局势
梁元帝死后，王僧辩与陈霸先实际掌控了梁朝军政大权，共同拥立梁敬帝。以王僧辩为首的荆雍集团和陈霸先为首的吴人集团曾在白茅湾结盟，在这个同盟之中王僧辩集团占绝对优势，即“王主陈副的地位显而易见”。所以当时坐镇建康的王僧辩实际上是梁朝最高执政。
王僧辩执政后，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来自北方的威胁。梁元帝死，西魏趁机攻取大片梁朝土地，梁朝与西魏由此交恶。这时西魏既无力吞并梁朝，又需要时间消化新得地盘，不久便停止了对梁朝的战争，转而扶植萧詧，建立西梁傀儡政权，作为两国之间的缓冲，梁朝也因江陵一役损失惨重，加之还要应对北齐的威胁，也不可能对西魏进行反击，因此梁朝的西境暂时平静下来。
当时对王僧辩来说，北齐的威胁远远大于西魏，王僧辩扶立梁敬帝不久，高洋便送还萧渊明，并致信王僧辩要求改立萧渊明为帝，其真实目的是想要在江东扶持一个亲齐的政权。王僧辩一开始害怕失去对政局的掌控而果断拒绝，但在战事失利之后又答应了北齐的要求。对此，历代多有批评，王夫之认为“僧辩既遣裴之横御之于东关，亦已知敬帝已正位为君，而渊明为贼矣。乃之横败死，速屈节而迎渊明以人，何其馁也”。这也为王僧辩日后被杀埋下了隐患。
但是张国安却认为“王僧辩纳萧渊明是明智的决定，息事于北齐，化敌为友，可集中力量处理内政”。的确，从王僧辩提出的条件来看，“求以敬帝为皇太子”“齐师不渡江”、遏制萧渊明“贞阳求渡卫士三千，僧辩虑其为变，止受散卒千人”，可以说，这些条件的提出与北齐的应允使得王僧辩在日后依然能够掌控局面。果然萧渊明立后北齐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便决定与南朝交好，“凡是粱民，宜听反国以礼发遣”，这样梁朝的东部边境也得以安宁。
应当说此时的局势对王僧辩极为有利，所以在与北齐达成和议后王僧辩立即着手解决梁朝内部的割据问题，如使其弟王僧偣率兵与侯填共同讨伐“复据广州”的萧勃。如果情况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日后代梁的极有可能是王僧辩。然而不久陈霸先便以“远求夷狄，远立非次”为由袭杀王僧辩，废黜萧渊明，重立梁敬帝，取代王僧辩掌握了梁朝的中央大权。王僧辩对陈霸先素来忌惮，二人从白茅湾结盟时就由于“霸先倜傥多谋策，名盖僧辩，僧辩畏之”。此后尽管王僧辩整体实力一直优于陈霸先，但对陈霸先的威胁，王僧辩始终不曾忽视。同时王僧辩所在的荆雍集团又素来看不上出身寒门的陈霸先，如王僧辩的女婿杜龛“以霸先既非贵素，兵又猥杂，在军府日，都不以霸先经心；及为本郡，每以法绳其宗门，无所纵舍，霸先衔之切齿”。可见，陈霸先与王僧辩的决裂是一个必然事件。
当时陈霸先驻扎在京口，而他的周围分别是吴兴太守杜龛（王僧辩女婿）、南豫州刺史任约（娶梁元帝侄女）、秦州刺史徐嗣徽（王僧辩外甥）、吴郡太守王僧智（王僧辩弟）、义兴太守韦载（韦睿孙）、东扬州刺史张彪（王僧辩亲信），可以说此时的陈霸先完全处在王僧辩集团的包围 之中。当北齐来犯之时，王僧辩需要借助陈霸先的力量来抵御齐师，陈霸先得以存活。然而，当议和达成，王僧辩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减轻后，便可着手准备消灭陈霸先了。
恰在此时传来“齐兵大举至寿春”的消息，王僧辩认为齐兵一定会渡江，并派遣参军江旰去京口报告陈霸先，让他做好防范，但是事后发现寿春并没有齐军。这个消息很有可能是王僧辩故意传给陈霸先的，其目的就是“欲借伪传齐军南进之机，利用江旰前去京口探听、监视陈霸先的情况，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在如此凶险的情况之下，陈霸先决定铤而走险，趁着王僧辩暂时放松对自己的警惕时起兵将其袭杀。
综上，在王僧辩被杀之前梁朝的情况基本安定。对外，西魏和北齐接连罢兵，梁朝取得了难得的外部安宁；对内，王僧辩的亲属和部下占据着各处要地，因而王僧辩在对于全国的控制力都很强。这样的情况对于梁朝和王僧辩个人来说都是极有利的，但对陈霸先而言却是极不利的。为了避免日后被消灭，陈霸先先发制人，袭杀王僧辩，但这一行动却造成梁朝政局动荡不安，且废黜萧渊明又使得梁齐重新交恶。可以说，陈霸先禅代前局势的恶化完全是其一手造成的。
（二）陈霸先禅代前的局势
陈霸先自京口起兵袭杀王僧辩后，整个梁朝都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当时梁朝除陈霸先外还有四股势力，分别是王僧辩旧部、长江上游的王琳、广州的萧勃，以及各地的豪强酋帅。各地的豪强酋帅除余孝顷等少数外，绝大部分都依附于陈霸先，因而他们是陈霸先能够团结的力量。广州的萧勃力量不足，江陵之变后虽“复据广州”，不过其直至太平二年（557）二月才正式起兵反叛陈霸先，此时陈霸先已有余力解决萧勃，于是萧勃叛乱很快被平定，至此“岭南悉平”。
在这四方之中真正对陈霸先起到威胁作用的就是王僧辩旧部和王琳。王僧辩死后杜龛与韦载立刻起兵反抗陈霸先，徐嗣徽则与任约联合北齐渡江占据石头城，可以说，陈霸先当时处境十分危险。此后在平叛过程中，陈霸先对王僧辩旧部实行分化政策，对杜龛这样的核心分子坚决诛杀，而韦载等爪牙则“抚而释之”，最终使得江东平定下来。虽然陈霸先平定了王僧辩的旧部，且两度击败齐兵，保住了建康，稳定了江东政局，但这次的平叛花了近一年时间，直到太平元年（556年）才“大赦”“解严”。
陈霸先在平定王僧辩旧部叛乱的时候，王琳部下侯平“翻更不受指麾”，王琳因内乱而无力东下，加上常年作战使得“军势益衰”。这本是消灭王琳的绝佳机会，但由于平叛的牵制，陈霸先错失消灭王琳的机会。在此期间王琳不但称臣北齐、西魏、西梁三方换取外部支持，并且趁着郢州刺史、鄱阳王萧循去世攻取郢州，一时声势大振。陈霸先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太平元年（556）十一月以梁敬帝的名义征召王琳为司空，试图将王琳调离根据地，削夺其兵权。
然而王琳不但不服从诏令，反而回到长沙进行备战准备，随后“既不就征，大治舟舰”，准备随时东下进攻陈霸先。面对咄咄逼人的王琳，陈霸先在戡平广州萧勃后，立刻派遣大将侯安都、周文育以朝廷名义率军讨伐王琳。起初战局有利于陈霸先一方，朝廷大军刚一抵达武昌，王琳的守将樊猛便弃城而走，大军不战而胜。然而就在前线局势大好之际，突然传来陈霸先受禅的消息，侯安都听后大呼“我其败乎，师无名矣”，加之侯安都、周文育二人不合，果然最后陈军大败，连主将都被王琳俘虏。
纵观陈霸先弭平王僧辩旧部叛乱的过程，可以说其十分具有政治头脑。然而江东、岭南才刚刚平定需要时间加以安抚，各地豪强酋帅又貌合神离，上游王琳虎视眈眈，此时的局势绝不是短短数年就能够稳定下来的。因而陈霸先这时应当要做的就是“缓称王”，徐图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再行禅代。但是陈霸先却选择在讨伐王琳的最关键时刻禅代称帝，尽管梁朝已经四分五裂，但梁敬帝此时依然是天下承认的共主，陈霸先的这一举动使朝廷的平叛大军突然沦为叛军，不光挽救了王琳，也使江南地区的统一大大推迟。
（三）陈霸先受禅后的形势
王琳击败陈霸先的讨伐军后，隔年即永定二年（558）正月就率大军东下企图一举攻灭陈霸先。在王琳进军途中巡视大军时，其认为“可以为勤王之师矣”。可以看出王琳此时已经将自己定义为匡复社稷的功臣，而陈霸先则是颠覆社稷的乱臣贼子，企图在道义上占据上风。不光是王琳一方如此认为，士大夫方面也有人持这种想法，当时准备从北齐南渡回建康的颜之推在得知陈霸先受禅的消息后留居北齐。陈霸先的受禅不光给王琳以口实，而且失去了一批忠于梁朝的士大夫的支持，丧失了道义上的优势。在陈霸先废梁敬帝后，王琳立即遣使北齐，迎回质于北齐的萧庄，并拥立其登基称帝，实际上是与北齐结成同盟。北齐的加入使饱受战乱的江北再次受到威胁，且令陈霸先阵营内部产生分化，最终发生了南豫州刺史沈泰奔齐事件。
陈霸先受禅也使得豪强酋帅的问题开始凸显。梁末陈初由于侯景之乱和政局动荡不安，使得东晋以来的门阀士族遭受巨大打击，史载“搢绅之士，三族见诛”，建康士族“覆灭略尽”。在门阀士族遭 受毁灭性打击的同时 ， 南方的酋帅豪强迅速崛起并成为左右时局的重要力量 。可以说正是在这些“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的鼎力支持下，陈霸先才能够击败各方敌人，掌握大权。尽管这些酋帅豪强大多在名义上接受陈霸先的领导，但其又与陈霸先手下的将领有很大不同，这些酋帅豪强往往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独立性很强。这种地方割据的局面显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但受禅之际的陈霸先需要酋帅豪强的支持，以巩固新生的陈国，因而默认酋帅豪强割据的事实。
陈霸先受禅后即下诏，“山谷之酋，擅强幽险，皆从肆赦，咸使知闻”，对各地的豪强酋帅“但羁摩之”。这是在陈朝初建、皇权孱弱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必须指出酋帅豪强与陈霸先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同盟关系，当陈霸先作为梁朝权臣时，这些酋帅豪强与陈霸先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利用梁朝的国家权力来巩固扩大自身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当然会支持陈霸先。然而当陈霸先受禅后，由于身份的转换，作为新朝的皇帝必然要加强中央集权，这与酋帅豪强们的根本利益是相抵触的，而这必然会引起反弹。
陈霸先在位时间短，这种矛盾还不明显，只有熊昙朗因战事失利而杀周文育“以应王琳”，而到陈文帝时，周迪、留异、陈宝应等皆举兵反叛，尽管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必由之路，但根源在于陈霸先禅代时不仅没有解决豪强酋帅割据问题，反而由于采取羁縻怀柔政策使得豪强酋帅做大。
可以说陈霸先受禅是一个转折点，不光使陈霸先失去了政治上的制高点，而且让本来站在陈霸先一方的豪强酋帅逐渐走向对立面，令本已逐渐走向平稳的政治局势再度恶化。
三、陈霸先急于受禅的原因
陈霸先受禅的前一年即西魏恭帝三年（556），西魏权臣宇文泰“崩于云阳宫”，年五十。而陈霸先比宇文泰还要年长四岁。南朝和北朝的皇帝普遍寿命不长，除了梁武帝外，没有一位皇帝能活到 60 岁，因而当时五十多岁的陈霸先已经是那个时代的高龄老人了 。 再者陈霸先从永定元年（557）十月登基到永定三年（559）六月驾崩，在位仅 20 个月，是南朝开国四帝中在位时间最短的，陈霸先建国已经在暮年，必然要加快禅代的步伐。
陈霸先驾崩后，由于唯一的儿子陈昌身处北周，所以由侄子陈蒨也就是后来的陈文帝即位，关于陈文帝的继位《陈书》中有三种不同的记载。第一种是“高祖（陈霸先）崩，遗诏征世祖（陈蒨）入纂”；第二种是武帝（陈霸先）驾崩之后，（陈霸先）章皇后经过商议，决定“秘不发丧，召世祖入纂”；第三种是在侯安都的胁迫下，章皇后同意让陈蒨继位，“（侯安都）便按剑上殿，白太后出玺，又手解世祖发，推就丧次”。南朝皇权虽然受到限制，但皇位的传承依然有严格的血缘顺序，陈蒨作为陈霸先的亲侄也是当时陈国境内无可争议的唯一继承人，以这样的身份登上皇位尚且经过如此波折，倘若陈霸先卒于丞相任上，那么政权交接将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问题。一国权臣猝逝后其继任者能否压制元老功臣往往是一个问题。
远的不说，单陈霸先受禅之前就先后有，高欢死后，世子高澄为防范侯景反叛“秘不发丧”，结果失败；宇文泰去世后，世子宇文觉继任大冢宰，侄儿宇文护辅政，“而群公各图执政，莫肯服从”，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臣死后，继任者的接班缺乏法理依据。换言之，作为皇帝的陈霸先一旦驾崩，依照规定，毋庸置疑皇位必然在陈氏一家一姓中传承。而如果只是丞相陈霸先去世，与陈霸先貌合神离的各地豪强酋帅，乃至陈霸先麾下的实力派重臣能否继续接受陈霸先家族的领导，将会是一个变数，一旦到时候发生意外，遭到毁灭的将会是整个陈霸先集团。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早登大位来解决可能会出现的危机就显得十分必要。
年事已高和避免去世后的权力交接风波，是陈霸先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也正是基于现实考量，使得陈霸先在天下未定时，甘愿冒着巨大风险而提前建国称帝。这两个原因仅仅会促使禅代的步伐加快，而陈霸先禅代的同时，侯安都和周文育正率军以讨伐朝廷逆臣的名义与王琳决战，即使陈霸先急于称帝，正常来说也应当是在战役结束之后，在战事的紧要关头进行禅代，匡复梁朝的大功臣突然变为篡位者，对前方的战事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所以必定有什么决定性因素促使陈霸先选择在大军出征的时候进行禅代，而这个原因超越了讨伐王琳战争的胜负。这个决定性的原因便是侯景的前车之鉴。
《梁书》记载，“初，景既平京邑，便有篡夺之志，以四方须定，且未自立；既巴陵失律，江、郢丧师，猛将外歼，雄心内沮，便欲伪僣大号，遂其奸心”。侯景一 开始想走的便是削平四方再登基称帝这条路，然而巴陵之役的惨败使侯景迅速败亡，其后的称帝更是加速了这一过程，致使四方反叛，最终侯景为部下所杀。陈霸先当时面对的局面与侯景十分相似，讨伐王琳之前陈霸先平定了三吴之地，而侯景也是在“三吴尽没于景”后进行西征的。侯景统治地区任用的多是梁朝降将，侯景兵败后手下刘神茂立刻伙同诸降将在三吴地区“建义拒景”；而陈霸先受禅之前地方上也多是豪强酋帅，尽管他们是陈霸先能够取得胜利的阶级基础，然而这些人独立性极强，此时陈霸先与王琳展开决战，一旦陈霸先战败，这些豪强酋帅会不会起兵以应王琳，令陈霸先重蹈侯景的覆辙，一切都是未知数。
为了杜绝这一情况出现，陈霸先决定冒险行禅代之事。可以说，陈霸先选择此时禅代目的就是逼各地豪强酋帅表态站队。如果说抱着与陈霸先、王琳同作为梁朝臣子的态度，面对陈霸先与王琳之争，豪强酋帅还能骑墙观望，那么陈霸先的禅代无异于釜底抽薪，使豪强酋帅必须在“拥梁”和“仕陈”之间做出选择。如果豪强酋帅抵制陈霸先的禅代并发生反叛，陈霸先可提前做好准备，不至如侯景那般疲于奔命。如果豪强酋帅支持陈霸先，那自然是最好的选择，这就意味着豪强酋帅至少短时间内不能公开反对陈霸先，这样即使讨伐王琳失败，陈霸先的统治区域也暂时不会出现侯景曾经遭遇过的大规模反叛情况，使陈霸先有后续力量继续与王琳作战。
而在当时，出身庶族寒门的陈霸先更能维护豪强酋帅的利益，基于这一点，在禅代时，豪强酋帅中的大多数选择站在陈霸先一边。王琳俘获侯安都、周文育后，率大军东下企图歼灭陈霸先，却在江州遭到支持陈霸先的周迪等豪强酋帅的激烈抵抗，同时陈霸先也派出增援部队击败王琳，这种情况下王琳只得与陈霸先达成协议，退出江州，至此王琳威胁暂时解除。
另一方面，王琳当时是以勤王的名义讨伐陈霸先，陈霸先的禅代虽然令自身失去了道义上的制高点，但陈霸先在登基之后的诏书中认为“有梁末运，仍叶遘屯，獯丑凭陵，久移神器”，而对自己建国的定义则是“一匡天下，再造黔黎”，自此陈霸先重新定义了与王琳之间的战争，这不再是梁朝国内臣子争权的内斗，而是代表南朝黎民百姓的陈霸先与勾结北朝的胡族代理人王琳之间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梁朝末年北朝与南朝矛盾空前激化，北朝屡次侵犯南朝，侵占大片领土，劫掠江南，江陵之变更是“阖城长幼，被虏入关”，可以说，此时南朝上至贵族下至黎庶饱受北朝之苦。因此陈霸先通过禅代将战争的性质转变，使得南朝人民基于对北朝的仇恨和国破家亡的惨痛经历，而团结在陈霸先周围，共同抵抗强敌。此番操作令新生的陈朝与南朝的独立自主画上等号，获得了新的制高点。
吕思勉认为“从来人君得国，无如陈武帝之正者”。尽管有年龄及权力交接等问题促使陈霸先必须提前完成禅代，但陈霸先选择在讨伐王琳的关键时刻代梁称帝，最核心的原因还是为了防止一旦征讨王琳战败而重蹈侯景覆辙，通过禅代将潜在风险降到最小化，这是陈霸先进行的一场豪赌。此无奈之举不是以南朝的兴亡为立足点，而是为了陈霸先集团的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