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武汉“7·20”事件,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江青、王力、戚本禹等人,认为自身的权威遭到蔑视和打击;陈再道、许世友、韩先楚等大军区司令则认为,这是一场针对他们的“行动预演”。
一边是“新秀”,一边是“老将”,矛盾不断,一场更大的全面冲突一触即发。“7·20”的相关消息传出后,“再道”之名响彻全国,陈再道成为“一小撮”的代名词,各地纷纷掀起“揪再道”的浪潮,什么“李再道”、“许再道”、“韩再道”、“杨再道”等等。
在江青等人的大肆宣传和奋力鼓噪下,局势到了“完全失控“的地步。当时各大军区、省军区,向中央发来雪花似的告急文电,询问这样的“揪人”该怎么办。当时不是简单的抓人了,而是出现武力抢夺枪支弹药的情况。问他们抢这些危险的武器干嘛,他们振振有词地说:为了革命。
这样的“天下大乱”,不是毛主席所希望看到的。他看到江青等人在报刊媒体上喊的口号、鼓吹的言论后,勃然大怒:“还我长城!”
“7·20”前夕,毛主席对周总理说:“走,到武汉保陈再道去。”可是等他真的到武汉后,发现这激烈的形势,不是他出现露个面、说句话就能平静下来的。当时毛主席在武汉,同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见面谈过后,就指示谢富治、王力设一个专门的群众接待站,给武汉的群众组织做做思想工作。
王力和谢富治都信心满满,可惜押错了宝,还激怒了另一个群众组织。事态不断扩大,引起这场风暴的王力跟谢富治,却是无动于衷,拒不接见另一派进行解释,似乎有意扩大,觉得“浪越大越好”。
很快,王力被强行抓走,毛主席听说此事后,立即指示陈再道,把王力找回来。陈再道跟钟汉华打商量,一个负责找王力,一个负责毛主席的安全。
已经离开武汉、回到北京的周总理,得知武汉发生的事后,大感事态严重、有些不可收拾了,便立即再次乘飞机去武汉调解,稳定局势。万万没想到,他到武汉时,原定机场因遭到冲击、人满为患,只得换个机场降落。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在这件事上,江青、王力等人的想法是,闹得越乱越好,这样他们才能立威,才能名正言顺地把手插进军队。后续陈再道来到北京,毛主席明确是“保他,不怪他的”,奈何江青一伙实在要借此机会谋取个人的私利。
1970年年底,毛主席在会见美国老朋友斯诺时,专门谈到这件事:“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样全国性的、别样的“兵荒马乱”,让毛主席感到忧心忡忡。
1966年6月中旬,毛主席悄悄来到湖南韶山滴水洞,给江青写去一份长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7·20”那种“大乱”,不是他想要的。
因此,毛主席给这场运动定下了一条铁律,那就是“不能搞乱军队”。军队从此摇身一变成“裁判”,不再下场,同样也不受冲击。
枪杆子岀政权!教员的指导让革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