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14日到9月12日，正好是30天时间，毛主席离京到返京。这30天的日程十分紧凑，沿途在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昌、上海、济南等城市作停留，分别与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谈话。他在武汉停留的时间最长，长达10天，先后跟湖北、河南的领导班子，谈了5次。

在长沙，毛主席停留了5天时间，在这的时间比不过武汉，但却是他南下之旅，找人最多、谈话最全面的地方。当时他主要跟广州军区、湖南、广东、广西和中央，五处负责人谈话，交流看法。可能因为毛主席是湖南人，所以对长沙这个地方，信任程度明显超过除北京外的其他城市。

广州军区是毛主席在长沙谈话时，尤为关注的重点地区。广州军区跟4野的关系深厚，现任总长黄永胜又是从广州军区升上去，而广州军区当时的司令丁盛、政委刘兴元，也都是四野出身。

丁盛跟黄永胜有着一段不浅的直接上下级关系。刘兴元呢，在广州军区刚成立，黄永胜担任军区司令时，他就作为副政委，协助黄工作。另外，刘、黄两家，还是姻亲之家。

毛主席召见广州军区的军政一把手谈话，意味深长。当时毛主席问刘兴元、丁盛二人，会不会写文章，刘回“不会”，丁回“文盲，但对毛主席的书还看得懂，看不懂外国书”。

毛主席还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这么深，他倒了你们怎么办啊？他是办事组（军委）里，井冈山的独生子啊。”从这不难看出，毛主席对黄永胜的纠结，对刘、丁二人的爱护。

井冈山根据地是毛主席一手创建的，而黄永胜就是创建之初就跟在毛主席身边，一同浴血奋战的秋收余部。毛主席形容黄永胜是“井冈山的独子”，可见他对黄是有种视若己出的感情。当时正值“九·一三”的火山喷发之际，该怎么处理黄永胜，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在此之前，毛主席点明一些问题的同时，特别提到黄永胜这个名字，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军队造反”。这样的讲话方式，好像黄永胜站在他对面，两人在面对面交谈。

毛主席南下以来的谈话内容，黄永胜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刘兴元、丁盛二人，可以说是跟黄永胜关系莫逆，毛主席讲“黄永胜倒了怎么办”，讲“黄永胜是井冈山的独子”，一方面是稳住他们两个，另一方面是不是要他们在冒险给黄永胜传信时，带去这个友好信号呢？

但如果他们真的传递了，黄永胜幡然醒悟，不再对101死心塌地，并且平稳落地了，他们二人自己的政治生涯大概也宣告结束，被打上了“泄密，不可信任”的标签。这是双向选择，两方面的事情。

毛主席此番南下的行踪，是不被周总理之外的任何人掌握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都被安排去陪同江青，视察青岛。毛主席穷极一切，想方设法地封锁101一伙，让他们能尽量晚一点知道自己南下的谈话内容和谈话态度。

毛主席跟刘兴元、丁盛谈话，是冒了些泄密风险，但他必须要谈，必须要稳住黄永胜经营了十余年的“老巢”。离开长沙前，毛主席当着刘兴元、丁盛的面，任命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要求华“把军区的事管起来”。然后，他又叮嘱刘、丁二人：“你们有什么事，就找他商量。”

事实证明，刘兴元和丁盛对毛主席是百分百忠心的，他们通过了考验，没有向黄永胜等人泄密什么。但毛主席的谈话，还是泄露了，泄露者是在湖北省、武汉军区两个地方都举足轻重的人——刘丰。

武汉是毛主席南巡第一站，刘丰听了毛主席三次谈话。离开武汉前，毛主席特地嘱咐刘丰，谈话内容先不要传达，尤其是对北京，要做到绝对保密。可是没几天，刘丰主动告诉了刚从大连疗养回来的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和精神，并一再“要求”曾思玉做到绝对保密。

曾思玉是谁？当年红军时期，在101身边做过一段时间参谋，朝夕相处。所以刘丰这是什么意思，显而易见。结果，曾思玉做到了绝对保密，没跟任何人讲。而刘丰呢，见曾思玉迟迟不动，决定自己动手。他趁着李作鹏陪外宾到武汉的机会，向李作鹏转述毛主席的谈话内容。

李作鹏转头告诉黄永胜，黄永胜又告诉了叶群，这下不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了，毛主席的封锁失效，但“吹风”的效果已经达到。这些人知道毛主席的动向和意思时，已经晚了，他们就算想做什么，也掀不起任何风浪。

正因为如此，“九·一三”看似大厦将倾般的骇人，实际并没有在现实引起太大的动荡，相当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