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接秦之弊”，国贫民困，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文帝即位，“令郡国无来献。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至汉武帝时，采取推恩令与附益之法，使诸侯王威胁朝廷的问题得到解决，再加上汉武帝受春秋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开疆拓土，朝贡体系的核心遂由内部转向外界。

朝贡体系始于西周，于秦汉形成，于魏晋发展，于唐宋完善，于明清臻备，最终解体。这一体系持续近两千年，对于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或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各方面影响深远。汉朝国祚四百余年，朝贡体系在此时有了新的发展。汉朝周边的国家、民族众多，随着各方实力消涨，随着帝国对外以及民族政策正确与否，使得这一体系显得并不稳固。

汉朝皇帝的华夷一体的“大一统”观，随着朝贡体系的改变逐渐变成“夷夏之防”观。两汉时期，藩属国或外国使臣入朝觐见君主，贡献方物，并通过这一方式进而形成了以汉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研究汉代朝贡体系的演变，可以了解汉朝与周边国家或政权以及与境内各少数民族之间，在这一体系之中是什么样关系，以及双方是如何互相影响，相互交流的。

汉初，天下初定，国家疲敝，又内部问题繁多，诸王及边将常反汉以降匈奴。此时的汉帝国还没有实力与北边的匈奴相抗衡。由于这样穷困的经济基础，汉廷不得不暂时向匈奴妥协，加上匈奴是时已经夺得河南地，对汉帝国的都城长安威胁甚大，又经常入侵掳掠汉帝国边郡民众牲畜，汉帝国只能防守以驱逐其返回匈奴地界。

西域诸国也是汉帝国与匈奴争取加入自身阵营，即朝贡体系，以对抗对方的重要支撑。在冒顿单于时，“皆以为匈奴”，即开始臣属匈奴，贡献赋税、诸物，以供给匈奴。自冒顿单于控制西域诸国的这60余年中，西域诸国臣服于匈奴。僮仆都尉为匈奴统领西域南北两道三十六国。

从汉朝初建到汉武帝初即位，此时的东方世界，并存着两个朝贡体系。虽然汉、匈在名义上是兄弟之国，但是由于汉朝廷短暂和亲纳贡于匈奴，究其实质，则是匈奴独霸下的汉、匈二元并存的朝贡体系。这样的并尊格局，对于“华夏”而言，是无法忍受的。打破这种格局，成为势在必行的发展趋势。

汉武帝即位之后，决意废止华夷并尊的格局，于是改变了前世和亲岁奉之策，与匈奴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征战。经过河南、河西、漠北之战后，匈奴国势日衰。露三年（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正月。至此，匈奴成为汉帝国的藩属，汉廷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汉帝国的朝贡体系终从与匈奴并存变为汉帝国独尊。

汉帝国在西域扩张朝贡体系之时，必须要解决几个问题。除了削弱以及铲除其劲敌匈奴帝国对西域诸国的影响，建立一个赋税役使西域诸国的职官机构，取代匈奴所设置的僮仆都尉，和如何建立后勤基地来替汉廷管理西域。汉廷对西域的控制，经历了一个从自身与匈奴争夺、联盟西域诸国与匈奴争夺以及最后设置西域都护，能够完全控制西域的过程。

汉帝国之所以能够控制西域，一是因为帝国的实力强盛，军旅兴师30余年，征伐不断；再则赖以匈奴内部的分裂，日逐王的降汉。匈奴失去其右臂，其在西域的势力愈弱，赋税西域诸国的僮仆都尉也因此被罢。汉帝国遂在西域设西域都护，“以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汉武帝“情存远略，志僻四方”，“事征四夷，广威德”。汉初的无为思想已不能适应汉帝国的发展。又匈奴累年侵边，汉廷常受其害，虽然和亲岁奉亦难阻止其侵边掳掠。因此，“大一统”的思想被诸位思想家们提出来。汉廷通过在政治、军事及经济贸易上的制度建设来改变“蛮夷猾夏”的现状，为构建以“华夏”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做好准备，使天子的威德远播四海。

真正影响汉武帝去开疆拓土的，是兴起于此时最能代表大一统思想的春秋公羊学。《春秋左传》与《春秋公羊传》是于战国时期编纂的对于春秋时期各国在政治、外交以及军事等方面重要事件的记录。《左传》详于记事，而《公羊传》详于政治理论。对于春秋时期“王者”与“夷狄”之间的关系，两者都有着同样的观点。

《春秋公羊传》中关于“天下”的解说，提出了大一统理论，激励诸位皇帝辟地扬威。在华夏，也就是中国强盛之时，“大一统”与“王者无外”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汉武帝秉承着“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的开拓精神，终致汉帝国所苦心构建的朝贡体系得以扩张，使四夷与外国咸纳其中。

董仲舒对于夷狄是主张羁縻，而非征伐，夷狄贪汉财物，因此以金帛招致即可。但是以汉武帝时匈奴对汉帝国的举动考察，班固认为夷狄非征伐不可招来，其主张与韩安国同出一辙，皆认为“非威不能制”。但是韩安国处在武帝决意征伐夷狄之时，其时汉廷国力强盛。到武帝后期，国贫民困，不得不与民休养生息，所以董仲舒羁縻之策得到了汉廷众多大臣的继承。

为了构建一个广地万里的朝贡体系，汉帝国扩建骑兵，修马政，想要建立一个可以主动出击、横绝漠北的机动军队；又修障塞、烽燧等边防军事工程以稳固边境。这样就可以遣兵征伐，镇抚诸国来构建朝贡体系。

汉帝国所构建的朝贡体系是分为两个层面的：第一层为内层，即汉帝国的藩属国，汉廷为其宗主国，有管辖之权，是实质的宗藩关系，汉帝国在政治、文化与经济上都是有影响力的；第二层为外层，即与汉帝国实力与地位相等的域外大国，汉廷只是招来为外臣，欲使汉帝国之天子“圣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是名为宗藩，实为对等的“国际”关系。

汉武帝即位时，承接了一个五世承平的富庶局面，虽然此时国力强盛，但开始“事征四夷”后，原有的经济收入已不能满足朝廷的各项开支，尤其是军费开支占最大项。于是盐铁专营、榷酒酤、算缗告缗这些新经济政策开始推行，边境贸易与朝贡贸易亦发展利用以解决财政困难，为汉帝国构建朝贡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中国史书中所载的外国‘朝贡’以及朝廷相应的‘回赐’，显然是一种官方贸易。”但朝贡体系，更多是汉朝在军事及政治上对于外国的震慑和控制作用。朝贡体系既包含政治上的依附、军事上的震慑、文化上的仰慕，也确有商业贸易的往来。但是朝贡体系的本质构建取决于汉帝国的政治及军事实力，朝贡贸易只是起到了一个辅助作用。

王莽篡汉，继承了汉帝国的朝贡体系。在汉朝未亡之时，汉廷还可以用宣帝、元帝对匈奴的恩德镇抚匈奴，使其守藩臣之责。王莽建新之后，一改汉时对待匈奴之策，失匈奴之心，绥抚不当，匈奴遂有叛汉之心。天凤二年，王莽不听严尤之策，乃欲出兵攻击单于。由于大兵难以集合，遂未能出兵。单于得闻，于是入侵北边，汉朝北部关系破裂。

匈奴率骑兵大举攻击新朝北边，西域诸国同样选择了背叛新朝。焉耆由于跟匈奴地域相近，率先背叛了汉朝，诛杀了西域都护。新帝王莽想要征讨，但是由于汉朝大军未能集结而作罢。汉帝国在西域构建的朝贡体系面临崩溃之危，“西域亦瓦解”。

王莽称帝之后，制定的民族政策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失误的，以致匈奴背叛新朝。一是换玺为章；二是改匈奴之名为恭奴，称单于为善于。王莽胁迫须卜当至长安，立为须卜单于，又欲发兵辅立须卜当为单于。匈奴得知之后，“愈怒，并入北边，北边由是坏败”。此时的匈奴终是脱离了汉帝国所构建之朝贡体系，不再朝贡新朝，变为敌国。

除了对匈奴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西域诸国这边，王莽则“尽改其王为侯”，又对句町国及高句骊皆贬王为侯。句町王遂怨恨新朝。牂牁大尹诈杀句町王邯，其弟承叛新。王莽两次遣兵攻击而不能得胜，所实行错误的政策，对新政权的稳定毫无益处，反而一再使前时属汉的诸国背叛，致使西汉的朝贡体系崩解。

王莽为了朝贡体系不至崩溃，遂在军事方面设立猪突豨勇军和理军以攻击匈奴，又令百官养马，并且“拜十二部将率，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转委输于边。议满三十万众，賫三百日粮，同时十道并出”。但是王莽屯兵在外，又未能以雷霆之击来经营匈奴，久屯于外，镇而不抚，最终未对维护朝贡体系的稳定起到作用，徒费国库之资。

汉廷在宣帝至平帝五十余年间，由于边境和平，几无战事，国家经济得以发展。新朝承汉帝国之富饶，府库充盈。但是随着王莽在经济上各项政策的实行，国家财政陷入混乱，后又加征税赋以维护朝贡体系的稳定。地皇三年，随着王莽废除各项经济政策，改革失败，朝贡体系随着政治、军事及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而终至崩溃。

朝贡体系是对周代五服制在内容及形式上的扩展与延伸，是对先秦时期理想天下观的实践，是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种方式。古代中国在自身国力强盛之时，以“王者无外”作为构建朝贡体系、进行扩张的理论依据。但是当国力衰颓之时，又以“内诸夏而外夷狄”作为实行羁縻之策的借口。

西汉帝国既以兵威震慑诸藩属国，又以金帛财物招诱域外诸国来汉朝贡。西汉帝国对待诸国是以“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为准则，诸朝贡国既可得政治上之支持，又可得经济上之利益，于汉而言，又可“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这是对于诸国与汉朝双赢的事情.

由西汉所成立的朝贡体系，既承周之五服而得以扩展与延伸，创造了属于西汉独有的朝贡体系，再建之东汉及以后之魏晋、隋唐、明清，皆受到西汉帝国构建的朝贡体系的影响，对朝贡体系不断进行了补充与完善。西汉帝国所构建的朝贡体系，在历朝经过两千多年，皆有所损益。

朝贡体系的演变皆以古代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为基础，招来诸国以为臣属，使之朝贡不绝。西汉帝国构建的朝贡体系对于后世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于激励历代帝王皆以“大一统”思想为指导，以“王者无外”的精神去开疆拓土，力争构建一个地广万里、四夷宾服的朝贡体系。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

[4]何休注.《春秋公羊传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