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年底，郑新立自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被分配至国家计委，其职业生涯的新篇章由此拉开序幕。
他先是在国家计委麾下的国家信息中心干了两年，1989年12月，他的身影出现在了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的门槛上，先后担任副主任、主任之职，并兼任副秘书长与新闻发言人。
从1987年到2000年，郑新立在国家计委度过了整整十三个春秋，而这段时光，恰是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最为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章节。
郑新立，无疑是这段光荣历史的幸运见证者。
作为国务院麾下的一个综合性经济部门，国家计委肩上承载的是对国民经济运行中那些重大而紧迫问题的深刻剖析与应对。而政策研究室在国家计委的众多部门中，更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郑新立：那段光荣历史的见证者
它如同一座桥梁，将国家计委各部门对于重大问题的真知灼见汇聚一堂，熔铸成上报国务院的沉甸甸的报告，以及对国务院下级部门的指导性文件。
在国家计委13年间，郑新立历经了三任计委主任——邹家华、陈锦华、曾培炎。他的日常工作内容，主要是为几位主任撰写讲话稿与计委重要文件，包括“八五”、“九五”、“十一五”计划等历史性文件的起草工作。
这样的工作，几乎是参与掌舵中国这艘大船的航向，郑新立就算不是舵手，最起码也是那个负责看航海图的人。
“这13年里，我在洞悉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学会如何分析与处理那些重大矛盾的过程中，视野得以拓宽，见识得以增长。”郑新立感慨万千。
1989年年底郑新立调到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时，邹家华刚刚接掌国家计委帅印。在邹家华掌舵计委的三年多时光里，计委改革的核心便是“权力的下放”，以此重塑计划体系。
邹家华视察建设项目
彼时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十年，但“计划”这两个字，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计划”如此重要，对这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并非好事。
这体现在计委的权力之大：工业部门所有的扩大再生产皆由国家计委一手操办，地方政府无权涉足投资领域，甚至工厂里新建个厕所也要层层上报审批。
至于机器设备的更新换代、车间的改造升级同样需要计委审批同意，至于那些耗资巨万的大型项目，更是计委说了算，堪称权力高度集中。
从邹家华时代开始，行政审批权限如同春雨般纷纷洒落。起初，是那些投资总额较小的项目得以解脱束缚，几千万元以下的审批权下放至省级政府。
随后，这一门槛被提升至几亿元，最终，国家审批的项目聚焦于那些关乎国家经济命脉与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与骨干项目，其余项目的审批权则悉数下放至省与计划单列市。
给北京理工大学揭幕
“投资权限的下放，极大地激发了各级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投资热情。”郑新立在回顾历史时言简意赅地总结道。
80年代时，诸如钢材、煤炭等重要物资基本由国家计委统一调配，这一格局在90年代开始根本性地扭转。
在邹家华主持国家计委工作期间，仅留下少量发电用煤炭、石油等关键资源的分配权，其他一些工业部门所需的重要物资如钢铁等的供求几乎全部交由市场主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计划”彻底退场，而是在一个过渡时期内让计划去了更加合适的位置，发挥其合理的作用。
计划要不要做？还是要做的，但主要是中长期规划、年度宏观调控目标以及专项规划，三者相辅相成，我国的计划体系由此日渐完善。
当年的国家计委
郑新立对邹家华时期的“放权”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应当说，在邹家华任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期间，改革的力度是最大的。”
期间，国家计委的职能不断分解、组合、优化，包括将投资职能分解给了新成立的六大投资公司——能源、交通、农业、林业、电力（火电、水电）、原材料（钢铁、化工）。
后来，这六大投资公司合并为一家，即今日的国家投资公司。
1994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应运而生，作为直属国务院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投资体制的重大变革。
国投公司与国开行的成立，将过去完全由政府拨款、政府审批项目的投资体制，转变为由市场决定的投资体制。国家的重大建设项目，如电力、煤炭等，皆由国家投资公司承担。
电力建设一日千里
这样的及时调整，为包括电力建设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松了绑”，也推动了工业投资的全国性繁荣。
投资管理权限的下放，对于激发市场活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国家的审批项目仍在进一步下放，但真正的大规模下放，其实是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之后开始。
当时下放投资管理权限被视为对计划体制的一次深刻改革，即改革原有的以直接计划为主的体制，构建新型计划体系，包括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这是一场重大变革。
邹家华主推的，和计划的主导权向市场转变几乎同步的另一件事是市场价格改革。
原先中国应用的是价格双轨制，也就是国家定价与市场调节价并存，这是有中国特色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价格管理制度。
80年代的排队购物
“票证经济”就是价格双轨制下的一个重要产物，这种经济虽然为城镇居民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但对于发展生产而言长期是不利的。
继1979年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探索悄然启幕后，工业原材料市场定价的萌芽破土而出。
而到了邹家华时期，价格改革的方向直指双轨制的终结，最终市场成为原材料价格的主导。
实际上，我国市场价格放开的程度甚至超越了某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有一段时间里，90%以上的商品价格皆由市场决定。
这一系列改革得以顺利展开的背后，是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区别的精辟论述：“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社会主义国家也应有市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邓小平的意见给了关键支持
1993年党的十四大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后，紧接着召开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随后，在国家计委的带动下，各部门又掀起了向国外学习先进经验的浪潮，大家先是去日本，然后又去了德国、美国。
再后来，学习的对象又扩展到韩国、荷兰、芬兰、爱尔兰，这些国家各具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为我们搞活产业提供了重要借鉴。
虽然在现在看来西方的管理思想、计划工具未必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但在当时却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可以说，国家计委在邹家华时期推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不仅为中国从90年代开始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续的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
斯人已逝，贡献长存
正是通过不断学习、借鉴和创新，中国逐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