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和十七年（493 年），孝文帝迁都洛阳 ，结束了北魏王朝近百年之久的“ 平城时代”。这是魏晋时期的一件大事，多认为迁都的军事意义在于借助迁都来镇压起义、巩固统治，以及躲避柔然势力的威胁等。

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之间的确呈现出了多维度的交流趋势，但是在以相互侵吞兼并为主要格调的背景下，各政权之间的交通往来乃至在多领域内的深入互动，必然受到军事形势的严重制约。甚至可以说，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均受制于战乱年代军事形势的变化。孝文帝力排众议，作出都城南迁的决定，必然有诸多方面的考虑，而其与军事因素的联系却最为密切，亦最不容忽视。

当时的军事形势为南朝、北朝与柔然三者并存，三者之间相互牵制的微妙关系，决定了军事格局的复杂性。实力最强的北魏政权，处在南朝与柔然的中间地带，随时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雄心勃勃的孝文帝一心要完成统一南北的大业，自然无法忍受这种不利局面的长期存在，他力主迁都必然与军事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

一、当时的军事形势

北魏天兴五年（402 年），柔然国势日盛，成为北魏北边劲敌。道武帝拓跋珪曾对崔宏说：“今社仑学中国，立法置战阵，卒成边害。道家言圣人生，大盗起，信矣。”正是由于无法摆脱来自柔然的后顾之忧，北魏迟迟不能挥师南征。自太武帝拓跋焘时代起，即确立了“先北后南”的军事策略，即把对北方的统一战争放在首要位置。当时各方势力并存，南北双方均有更迫切的军事任务，无暇进行正面交锋 。 是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呈现各自为战、互不干涉的政治局面。凭借南北双方的政治默契，这种暗藏战机的和平局面一直维持了二十多年。

在北魏依次消灭了夏、北燕等割据政权后，其主要的敌对势力只余南朝与柔然，两者在地理位置上分居于北魏之南北两极，在军事策略上必然要有所先后。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征讨柔然的迫切性远大于南朝。至北魏太平真君十年（449 年），拓跋焘北伐之时，柔然远遁，“收柔然民畜凡百馀万。自是柔然衰弱，屏迹不敢犯魏塞”，北方柔然的威胁因此大为缓解。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进程中，南朝也完成了晋、宋政权的更替。作为尚存的两个最大的军事势力，双方关系变得日益紧张。

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450 年）的瓜步之战，是南北两朝的一次正面交锋。以刘义隆为代表的南朝统治集团犯下一系列错误，遭致大败，元气大伤。南北政权在军事上的平衡均势从此被打破。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自景平之初至于元嘉之末宋魏战争历三十年，宋多败衂，北强南弱之形势由此遂成，此实关系南北朝百六十年之大局，非徒一时之得失也。”这场大规模战争，使双方由战前的势均力敌，转而形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平衡。

南朝宋明帝泰始二年（466 年），介入南朝宗室内乱的薛安都以彭城降魏，使北朝政权首次把军事势力迫近到淮水流域，也间接破坏了持续多年的和平局面 。 在一系列军事行动均告失败后，南朝政权转而使用外交手段来延缓军事危机 。泰始年间（475~471 年），南北关系出现了明显好转。

与此同时，实力逐渐恢复的柔然与南朝政权结成战略同盟。双方的军事合作进入到实质性阶段，处于中间地带的北魏政权极有可能再度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在此情况下，北朝的战略思想再次应时而变 。 此阶段北魏对柔然的大规模战争逐渐减少，北边防务政策由主动进攻转变为以防守为主。对柔然军事策略的改变，一方面缓解了北魏北边边境的军事威胁 ，另一方面 ，为北魏争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相比较而言，南朝与柔然则一直处于严重的内耗之中，由于种种原因，结盟双方亦未能在军事上形成一致。

拓跋焘时代奉行的军事策略一直是先北后南，但是此时的形势已经起了变化。柔然国力溃退，击之则走，每一次征讨都要长途跋涉，往返数千里。大军远征，虚耗时日，也带来了重大的安全隐患。反之，南征则由于战线南移极大地降低了军事成本，而且对于孝文帝来说，通过统一南北而成为文化正统的设想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一切有关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诉求都要通过军事手段得到满足。迁都洛阳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军事大环境下发生，迁都与南征之间的内在联系值得我们深思。

二、迁都洛阳的原因

关于迁都的原因，孝文帝曾对任城王元澄透露出他的构想。他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 ，光宅中原 ，任城意以为何如？”元澄回答道 ：“伊洛中区 ，均天下所据 ，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另外 ，迁都之后，孝文帝也曾经说：“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 ，非帝王之都也 。”

由此看来孝文帝迁都的原因似是以洛阳为天子之都，迁都于此，对于大兴文治、辑平九服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朱大渭先生指出，在民族关系发展进程中，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必然被文化相对先进的民族所“同化”。而在我国历代民族关系中，汉胡统治者比较自觉地实践儒家民族理论并收到实际成效的，当在十六国北朝至唐初最为显著。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史传百家，无不该涉”，深受汉文化影响，自称黄帝之后，同时也是儒家“用夏变夷”理论的施行者。迁都洛阳在文化方面的象征意义，应该是孝文帝迁都洛阳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这并非主要原因。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中原板荡，各胡族势力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称雄一时，其统治者多尚武轻文，在文化表征与军事意义之间，多倾向于后者。因此，其都城更多是作为军事中心而非文化中心。刘曜、赫连勃勃均是魏晋时期胡族中杰出的军事人才，有着优秀的军事指挥能力和敏锐的军事判断力，对实际的军事意义重视程度要超过文化表征，这样的情况也在胡族领袖群体中广泛存在。

孝文帝曾在太和二十年（496 年）伐齐之前说过：“朕卜宅土中，纲条粗举；唯南冠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惟于深宫之中乎！朕今南征决矣，但未知早晚之期。”“寇戎咫尺，异日将为社稷之忧，朕何敢自安 ！”从中可以看出，孝文帝一心完成统一事业，不欲把兵戈征伐之事留给子孙后代。作为异族入主中原的统治者，其在军事方面的许多观点与刘曜、赫连勃勃二人存在相似之处。尽管孝文帝的迁都与二人的拒迁结果不同，却都是根据不同的军事环境作出的最利于本民族长足发展的决定。

孝文帝不同于之前的任何一代统治者，他有着强烈的改造“北朝质鲁不知书”的文化要求，同时拥有与拓跋焘一样的军事头脑。他曾于太和十五年（491年）下诏 ：“ 烈祖有创基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朕今奉尊烈祖为太祖，以世祖、显祖为二祧，馀皆以次而迁。”由此可以看出他对道武帝、太武帝所建功业的仰慕。

孝文帝认识到了自身民族在文化上的落后 ，试图在有生之年完成北魏帝国与“ 朔望相承”的南朝政权的文化交接。但这首先要求他以武力完成对南方的征服。同时，南北势力的结盟，对北魏政权形成夹击之势。在此情况下，必然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相比较而言，柔然轻骑，击之则走，先击“无足之寇”不失为一个明智的抉择。

我们可以注意到 ，迁都之前 ，孝文帝曾多次讲武 。 梁满仓先生指出 ，北魏时期 ，讲武练兵与军事征伐紧密结合 ，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太和十六年（492年），北魏“步骑十万以讨蠕蠕……高祖亲幸城北，训誓群帅”。 这一战 ，北魏大破柔然而还 ，严重削弱柔然的势力 ，为大举南征去除后顾之忧 。

是年六月 ，孝文帝再次讲武 ，下诏曰 ：“ 文武之道 ，自古并行 ，威福之施 ，必也相藉 。故三、五至仁 ，尚有征伐之事 ；夏殷明睿 ，未舍兵甲之行。然则天下虽平，忘战者殆；不教民战，可谓弃之 …… 国家虽崇文以怀九服 ，修武以宁八荒 ，然于习武之方 ，犹为未尽 。”七月 ，北魏宋弁使齐归来 ，孝文帝问以江南兴亡之数，宋弁回答道：“萧氏父子无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顺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剧 。 内无股肱之助 ，外有怨叛之民 。 以臣观之，必不能贻厥孙谋，保有南海。若物惮其威，身免为幸。”从这一段君臣对话中 ，我们不难发现宋弁使齐 ，一个主要使命就是探测南齐政权的虚实。这也可以反映出，此时孝文帝早已有南征的意图。

北魏迁洛之后，一段时期内，南北使者仍然相互往来。孝文帝曾对即将出使的卢昶说道：“密迩江扬，不早当晚，会是朕物。”其吞并江南之心已然表露无遗。另外王肃降魏，见孝文帝“遂语及为国之道，肃陈说治乱，音韵雅暢，深会帝旨。高祖嗟纳之，促席移景，不觉坐之疲淹也。因言萧氏危灭之兆，可乘之机 ，劝高祖大举 。 于是图南之规转锐 。器重礼遇日有加焉 ，亲贵旧臣莫能间也 ”。王肃以南朝降人的身份，甫见魏主，即得如此恩宠，这与他所陈的伐齐之策与孝文帝的南征意图相合有密切关系。

三、迁都洛阳的军事意义

第一，迁都洛阳可以保证对南朝的长期用兵，及时捕捉战机。南北对垒克敌制胜的最重要因素便是在长期对峙中相机而动。《魏书·游明根传》载，太和中，孝文帝“诏以与萧赜绝使多年，今宜通否，群臣会议。尚书陆叡曰：‘先以三吴不靖，荆梁有难，故权停之，将观衅而动。今彼方既靖，宜还通使。’”北魏正始三年（506 年），邢峦上表：“江东之衅，不患久无，畜力待机，谓为胜计。”由此可见，北魏所采取的正是“观衅而动”的战略。和平时期使者交聘，一旦江南有变，则随时准备挥师南下。但平城位置偏北，与江南远隔千里，无法保障信息的畅通，也便无由因衅而动。

此外，受北朝尚武之风的影响，大举征伐之际 ，皇帝往往通过御驾亲征的方式来激励士气。孝文帝更是战必躬亲，他曾在报卢渊的诏书中说道：“承平之主，所以不亲戎事者，或以同轨无敌，或以懦劣偷安。今谓之同轨则未然，比之懦劣则可耻，必若王者不当亲戎，则先王制革辂 ，何所施也？”但舆驾既动，又极大地增加了出行成本。韩显宗曾上表：“往冬舆驾停邺，是闲隙之时，犹编户供奉，劳费为剧……然大驾亲临，谁敢宁息？往来承奉，纷纷道路，田蚕暂废，则将来无资。此国之深忧也。”以孝文帝之爱民，巡行犹尚如此，亲率大军远征的消耗可想而知。

据《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蹇叔之语秦穆公“劳师袭远，非所闻也”；《史记》载李左车语“臣闻千里餽粮，士有饥色”；曹魏之时，袁淮曾亦谏曹爽“师不欲久，行不欲远”。由此可见，千里行军 、长途跋涉 ，自古就是行军作战的大忌 。 此外，“魏军多骑，师行剽锐，马上赍粮，不过旬日……至无所掠，资食无出，不过六旬，自然穷退”。 受这一特点的制约 ，北魏出兵受季节影响很大，往往要待秋凉马肥始能出师。迁都洛阳，则可以使以上问题迎刃而解 。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孝文帝围攻南阳时，遣中书舍人孙延景对南阳太守房伯玉说：“ 我今荡壹六合 ，非如向时冬来春去 。 不有所克 ，终不还北 。”孝文帝首先承认以往用兵多为“冬来春去”，每每无克而终；其次又表明自己此度兴师非如向时，必当有所克而还。这种军事态度上的变化都得益于其军事中心的南迁，从而在军事行动上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第二，迁都洛阳可以巩固对河南、淮北地区的统治。淮北、淮南之地是南朝长江以北的重要屏障，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而河南之地对于北朝的意义则更大。据李万生先生考证，黄河之于北朝犹如江淮之于南朝，都是“巨防”，但由于长江“巨防”的实际作用更大，所以河南作为屏障的意义就大于江淮之于南朝。故对北朝政权而言，河南是必争必保之地。但是自北魏延兴元年至太和十七 年（471~493年），在青州 、齐州、洛州、豫州、冀州、秦、徐州、兖州等地，时有各民族的农民起义发生，严重地威胁到了北魏在河南地区的统治。都城南迁至洛阳，可以更好地镇压起义，巩固北魏在河南的统治。

孝文帝锐意进取，以平南为己任，在保有河南的同时 ，还要巩固以彭城为中心的淮北地区。尽管南北对峙多年，北魏取得过如元嘉二十七年（450 年）的大捷 ，但也仍未得江南寸土。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北魏的政治中心远在平城，对于上述两个区域很难实现有效的统治，是以每每攻城之后只是掠民而还 。

太和十九年（495 年），孝文帝伐齐不利，退兵之际欲筑城置戍于淮南，以抚新附之民。相州刺史高闾以为，“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骑数十万……班师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辟一廛”；又说“敌之大镇逼其外，长淮隔其内，少置兵则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则粮运难通”。孝文帝最后虽然迫于当时的形势，听取了意见，不戍而还，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孝文帝试图对已征服地区建立起有效统治的军事思想。一方面要保护自己黄河以南的屏障，一方面要牢牢守住淮南之地，当此之时，迁都洛阳确为两全之策。

第三，迁都洛阳有助于改变北魏传统的作战方式。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长江防线几乎是北方游牧民族无法逾越的天堑。三国之际，赤壁之战前，诸葛亮曾说 ：“ 且北方之人 ，不习水战 。”曹魏黄初六年（225年）冬 ，魏文帝曹丕率十万大军至广陵，望江而叹：“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 。”又说 ：“ 魏虽有武骑千群 ，无所用也。”以当时的魏国国力之强，终魏之世仍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北魏源怀即曾上表称：“若彼内外无虞……乘舟藉水……未易当也。”胡三省亦以为：“‘夏水泛长，列舟长淮’为江南用兵之长势 。”

可见，欲平江南非有强大的水师不能建功，然而北魏军队却以陆地野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年）宋魏之战 ，宋文帝在预测战局时说道：“虏所恃唯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 ，则确磝必走 ，滑台小戍 ，易可覆拔。”燕州刺史穆罴也曾对孝文帝说道：“征伐之举，要须戎马，如其无马，事不可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魏人对战马的依赖及作战习惯。无马即无以克敌制胜，要想完成统一南北的伟业，改变作战方式势所必然。

孝文帝对这方面问题的重视超过了以前的历任统治者，北魏航运事业的发展，亦是在迁都洛阳之后。迁都之后，孝文帝自邺还京，泛舟洪池，对李冲说：“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至徐州 ，欲泛泗入河 ，溯流还洛。成淹以黄河浚急，上疏陈谏。孝文帝说道：“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魏书·成淹传》）从中可以看出孝文帝正是要亲为表率，以此来消除北人对江河的恐惧，进而建立起足以与南朝相抗衡的水军。

北魏宣武帝时，李神为别将，“率扬州水军受刺史李崇节度，与都督崔亮、行台仆射李平等攻硤石克之”。《资治通鉴》卷一四八梁武帝天监十五年条亦载“李平部分诸将，水陆并进”。可见，迁洛之后，北魏已经在淮南一带逐渐建立了水军，与南朝开始了水上争夺。改变作战方式，亦当属迁都洛阳的收获之一。

第四，迁都洛阳可以使北人逐渐适应中原及其以南地区的生活习惯。当时南北异俗，不仅存在文化上的差异，生活习俗也不尽相同。刘裕灭后秦之时，崔浩曾对明元帝拓跋嗣说：“且南北异俗，借使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吾争守河北之地 ，安能为吾患乎 ！”太武帝初闻宋文帝将北伐，与其书曰：“今闻彼自来……更无余物可以相与，今送猎白鹿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道里来远，或不服水士，药自可疗。”这是双方政权最高统治者的外交手段，但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南人对北方的气候、水土并不适应。

同理，北人对中原以南的地区存在同样不适应的情况。赤壁之战，周瑜即曾说：“（曹操）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 ，不习水土 ，必生疾病 。”最后 ，曹军果然“大疫 ，吏士多死者 ，乃引军还”。北魏神瑞二年（415 年），崔浩在反对迁邺时说 ：“今留守旧部，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代北人由于习惯了北方凉爽的气候，对于中原相对炎热的天气难以迅速适应，以至于不辞劳苦，春还秋返。更重要的是鲜卑人由于不适应远征地的气候，致使部队中疫病流行。道武帝皇始元年（386 年），率军远征后燕，“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帝问疫于诸将，对曰：‘在者才十四五 ’”，不得不就此撤军 。

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南征 ，众号三十万，铁骑弥望。“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诏去盖；见军士病者，亲隐恤之。”由此可以看出，北军征伐途中疾病滋生，司徒冯诞就因病而死于军中。

从以上记载，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习惯生活在代北的鲜卑人对于江南湿热的气候很难适应，甚至战马也有可能因不习水土而致死伤，这对南征之战极为不利。实际上，甚至孝文帝本人也病死于南征途中，可见整个民族易地而居，对于气候 、习俗的适应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孝文帝的迁都之举，正是为了改变北人的作战方式与生活习俗 ，加快灭亡南朝的进程 。但后来竟以身殉国，却非他当初所能预料了。

四、迁都洛阳的影响

第一，迁都洛阳使南北政权的政治中心进一步接近，双方为了自保，不得不频繁用兵。南北双方原本以黄淮之间为缓冲空间，这种形势却因孝文帝迁洛而遭破坏。由于国都贴近冲突线，双方的缓冲距离不足，边区稍有异动，常导致关系紧张而动武。这一方面给两国人民造成不可避免的损伤，但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快了南北统一的步伐。

自元嘉二十七年（450 年）南北大战至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 年）北魏分为东、西魏，是南北政权的直接对峙阶段。这一阶段，南北政权之间的矛盾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其间发生的几次大规模战争均是在迁都前后 。 太和十九年（495 年），李冲上书孝文帝称：“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须大将死士，平荡江会。”在迁都以前，李冲一直坚持反对孝文帝的南征之举，态度转变如此之大，主要是因为此时迁洛已成既定事实，自然要重新制定相应的对策。胡三省也说道：“魏既都洛，逼近淮、汉，故急于南伐以攘斥境土。”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太和十八年至太和二十三年（494~499 年），孝文帝几度伐齐，所出动的兵力都超过了 20 万 。 而由于这几次大战引发的各政权内部的争斗也接连不断。孝文帝死后，南北之战仍无时或息，自西晋建兴四年（316年）晋廷南渡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南北政权对峙178 年之久 。 而迁都之后 ，由于双方统治中心的进一步逼近，不得不依靠频繁的战争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战火不断虽然给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不利 ，但却在消耗战中加快了统一的进程 。过了 95 年即由隋完成了统一的大业，在统一进程中，孝文帝南迁洛阳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第二，迁都洛阳极大地削弱了统一战争中的民族因素，促进了民族融合。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南北对抗中长期处于弱势的南方政权能够存在 270 余年 ，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得到了数量较胡族占优的汉族士民的大力支持，宋文帝北伐的信心就源于“虐虏穷凶……河朔遗民，注诚请效”。南朝沈璞曾说过：“贼之残害，古今之未有，屠剥之刑，众所共见，其中有福者，不过得驱还北国作奴婢尔。彼虽乌合，宁不惮此耶！所谓‘同舟而济，胡、越不患异心’也。”

北魏拓跋焘经营四方，武力强盛。但其所奉行的狭隘的民族政策的失败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北朝无法取得对南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孝文帝执政期间，北魏政权对汉族统治阶级的政治正处于明显的转变阶段，由利用打击向联合依靠转变。迁都洛阳更为其实施汉化提供了契机，也成为他分解南朝政权的立足之本。他曾对出使南朝的王清石说道，“卿勿以南人自嫌”。 南梁时 ，陈庆之使魏归国后 ，叹道 ：“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 。 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 ，并在中原 ，礼仪富盛 ，人物殷阜 ，目所不识 ，口不能传。”可见迁洛之后的北人汉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而后历经 90 余年 ，虽然北朝政权几度变迁，但以洛阳、长安为统治中心的政治格局始终没有发生改变。在人们心中固存了 200 余年的华夷之争在南北朝末期已告终结，民族融合得以实现，为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南北朝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孝文帝在主观上要营造一个天下一统的大帝国，那么唯有先实现武力上的征服才有可能实施这一宏伟构想；客观上，北魏政权长期处在南北势力的中间地带，急于彻底摆脱军事上的困境。迁都洛阳是消除以上两个矛盾的最佳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军事行动的产物。军事需求是考察迁都事件最为核心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