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共选拔了114位状元。在这些状元中，凭借真才实学获得状元的则是少之又少。乾隆年间多次出现状元因各种机缘巧合，而非纯粹学问决定的情况。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问之外，命运和偶然的重要性。
在乾隆二十四年举办的殿试中。当年陕西人王杰的文章原本并非最为出色，但由于朝廷刚在西北取得大捷，乾隆为了表达对这一胜利的重视，最终决定将状元的桂冠戴在了王杰的头上，而原本在文章评比中居首的赵翼则屈居第三。
乾隆二十六年的状元评选也是一段传奇。当时的大兴县考生邵自昌的文章原本被认为最为出色，但拆封试卷的协办大学士程景伊半天拆不开邵自昌的卷子。乾隆等得不耐烦了，就将原本第二名的戴衢亨推至状元位置，而邵自昌只能屈居第四名。如此奇特的命运安排，让人不得不感叹科举之道中的风云变幻。
另一位状元，钱棨，是清代少数几位“三元及第”的状元。虽然他在实际殿试中的成绩只是第十名，但由于乾隆皇帝希望本朝能有一名“三元及第”，遂决定将钱棨拔到状元的位置，而原本在殿试中居首的秦承业则被调至第四名。这一举动，再次显示了即便才学出众，命运的牵引还是难以捉摸。
而在乾隆五十四年的殿试中，更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当时的阅卷大臣认为十份考卷难分高下，乾隆皇帝则关注到了第十名考生胡长龄的名字，因胡长龄这个名字正好契合乾隆心境，且乾隆对于北方少数民族一向重视，干脆将胡长龄提升为状元。这种带有偶然性的决定，再次印证了科举考试中命运的作用。
不仅乾隆年间，清代的科举状元历来都有类似的故事。例如，李蟠与王敬铭虽然在学问上的确卓越，但在状元评选中也有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这种种故事体现了当时科举体制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科举制度中，乡试、会试、殿试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乡试和会试是真才实学的较量，四书五经是考试的主要内容。考生如果不能对儒家经典倒背如流，根本无法应对复杂的截搭题。而殿试则主要考核策论，涉及到国家大事及治国策略。到了殿试阶段，考生们在学问才华上已难分高下，文章水平相差无几，再加上策论本身实际操作性强但考生几乎没有实践经验。因此，殿试的名次排序往往会受到考生的年龄、姓名、外貌和书法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曾国藩在殿试时，由于书法稍逊，尽管文章不错，但仍被排在三甲之外。这再次证明了在殿试中，外在因素有时比才华更能影响最终结果。
总的来说，尽管我国的科举制度被赋予了“公平”的光环，但在实际操作中，偶然和命运的因素常常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状元们的成就不仅仅是学问的体现，更是命运、机缘和时代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