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江南贡院是清代规模最大的贡院，拥有着26040间号舍，这表明江苏和安徽两省的考生数量之多简直让人瞠目结舌。那么，在严苛的乡试竞争之中，又有多少人能脱颖而出呢？
事实上，按江南贡院的号舍计算，安徽大约有10000名生员参加乡试，最终录取人数却仅有45人。这就意味着，举人的录取比率仅为0.45%。换句话说，参加乡试的222个生员中，只有一人最终能够成功考取举人。这个数字揭示了乡试竞争的激烈程度。
康熙年间，清朝的科举考试规则相对固定，生员录取的学额则则更为明确。以徽州府为例，徽州府所辖的歙县是当时的一个大县，乾隆期间的县试考试中约有1300名考生参试，但歙县每次县试却只录取15名生员，其录取比例不过1.1%。在当时，每400人中才有一位生员，而这些生员的水平堪比现代的清华、北大和华东五校的优秀生源。
清代全国范围内，进士总数约为2.7万人，而举人则多达15.7万人。到了晚清时期，全国的生员数量已经超过三百万。由此可见，尽管举人并不在少数，但其取得仍属于百里挑一的成绩。相较于生员，举人的竞争更为激烈，这意味着他们在整个社会中仍然占据着高度尊贵的地位，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方官员的选用。
各省的乡试情况也有所不同。以云南和广西为例，两地的乡试录取率略高于其他省份。云南省的号舍数量为4865间，录取人数为54人，录取率为1.1%；而广西则有号舍5500余间，录取人数为45人，录取率为0.8%。尽管录取率稍高，但仍然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安徽的情况也不例外。由于没有独立的乡试贡院，安徽的考生不得不前往江苏省参加乡试。历届考生中，那些能够成功脱颖而出的无疑是凤毛麟角的佼佼者。据统计，从清代全国的知县出身来看，科甲出身（进士、举人）的知县占比44.7%，其中仅举人便占了20%。这说明，举人依然是选取地方官员的重要来源之一，所谓"被官场鄙视"的说法并不准确。
从这里，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当时社会的读书氛围和教育水平的差异。以江苏和贵州两省为例，乾隆时期江苏省的人口达到3200多万，而贵州只有567万。两省之间不仅经济文化差距显著，读书人数量也有可能相差十几倍乃至数十倍。
从童试到县试，再到府试、院试，清代科举考试的每个阶段都要求考生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但是，每一位成功者背后，是数以千计、甚至万计的落榜者。历经千辛万苦，成功考取举人的那一刻，不仅代表着个人学术素养的最高成就，还象征着登上当时社会权力和财富阶梯的一次质的飞跃。
如此严苛的筛选机制，使得每一名考取的举人成为社会精英，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极其艰难的竞争。因此，能够在浩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举人，无论是在学术成就还是个人成就上，都无愧于“凤毛麟角”这一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