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朝都邑，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已基本形成共识。

但是，无论是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还是海外学者，都不得不承认，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上限最早只能到公元前1750年，并不是全部夏文化。换言之，我们目前已经找到的夏朝，只有“半个”。

至于夏朝早期都邑在哪里，什么类型的考古学文化才是早期夏文化，就连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也只能用不太肯定的语气指出“以王城岗遗址二、三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应是考古学上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于2000年，而完整版工程报告的出版已经是2022年的事了，相比于20年前的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完整版（繁本）提到的早期夏文化探索对象，依然不置可否。

这是因为，对于河南龙山文化（也叫王湾三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的说法，其实是在年代学基础上用“接竹竿”的方式给接出来的。

即：文献记载的夏朝国祚有471年（《竹书纪年》），而二里头文化存续时间不足300年，所以，在加上与二里头文化存在强关联的新砦文化100年后还不够，又继续往前接，接到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凑齐了471年。

这就导致了由同一个族群（夏族群）创造的夏朝政权，在考古学上却呈现出三种文化脉络，二里头文化和新砦文化之间的继承性较强，争议不大。但河南龙山文化和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之间，却并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

现有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二里头文化（包括过渡期的新砦文化），其已知的文化来源主要有：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晋南陶寺文化、浙江良渚文化、豫东造律台文化以及齐家文化等。

二里头文化日用陶器（代表下层平民）可以追溯到本地河南龙山文化，但铜、玉、陶质礼器和丧葬习俗等上层文化因素，却并非源自本地。比如：玉璋、玉琮、盉、爵等，分是新石器时代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湖北石家河等文化因素的典型器物，而青铜器，则是由甘青齐家文化传播而来。

受中原文明中心论的影响，齐家文化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视域中并不是重点，这一方面是因为齐家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等西北地区，另一方面是齐家文化至今没有发现大型中心都邑，最大一处遗址也只有20万平方米，不足二里头遗址的十五分之一。

但齐家文化所呈现出的特殊文化面貌，对于二里头文化而言，却是个Bug级存在。

首先，二里头被誉为是青铜文明，而青铜的广泛运用，是文明三要素的首要判定标准，代表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飞跃。但二里头的青铜技术却带有鲜明的齐家文化特色，二里头遗址二期出土的环首青铜刀，与齐家文化的甘肃康乐商罐地出土环首刀相似，而后者更为古老。

此外，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绿松石铜牌、铜镜、铜铃，都在齐家文化中找到了源头物，从绝对年代判断，齐家文化是中国境内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礼器玉刀与玉戈，同样在齐家文化遗址中大量出土。

其次，上文已述，二里头文化在绝对年代上与文献记载的夏朝存续期有着较大出入，故而只能被认定为夏朝晚期遗存。但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经过测定却在公元前2183年至前1630年，不仅在时空上与已知的夏王朝吻合，在存续时间上同样与夏朝大致契合。

第三，齐家文化的男尊女卑等级差异比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更鲜明，二里头遗址至今没有发现男女合葬墓，但齐家文化墓葬中却普遍发现男子随葬多名女性的情况，其中男子为仰身直肢，而女性则多为侧身卧贴面朝男性，暗示地位存在尊卑，俨然更像一个尊卑分明的父权社会。

第四，夏王朝是大洪水事件的直接产物。根据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莉教授的研究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华夏民族遭遇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大灾难，这次由洪水引发的社会大崩溃，导致龙山文化时代形成的诸多人口聚落瞬间毁灭殆尽，聚落总面积缩小至龙山文化时期的21.45%左右，下降幅度高达78.55%。

也就在这次灾难过后，崇山南北一带崛起了二里头遗址，凭借洪水过后积累的土壤腐殖质，伊洛平原迅速成为当时华夏的经济和人口中心。而同样在洪水过后走向兴盛的还有两处地方：一个是陕西的石峁遗址，另一处就是齐家文化。

单从考古发现层面对比，二里头文化和齐家文化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夏王朝遗存，但诸多旁证也均将二者指向“夏”属性。

而从文献记载的夏族群地望来看，二里头文化和齐家文化居然又“不分伯仲”。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国语》载“伊洛竭而夏亡”，《战国策》亦提到“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谿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将夏族的中心区域锁定在了伊洛平原一带，也就是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地方，这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都斟鄩的主要依据。

但包括《史记》《荀子》在内的史书同样也记载道：“大禹出西羌”，西羌的地望历来争议不大，在如今我国的西北，也就是齐家文化的分布区。《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齐家文化的临夏自治州内有积石山，州东南“西羌故地”曾置“大夏县”。曾有中美联合考古团队在青海积石峡及其附近发现了公元前1920年形成的大洪水痕迹，侧面印证了“积石”与洪水的关联。

鉴于齐家文化与“夏”千丝万缕的关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易华推论说：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齐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齐家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

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一早一晚，二里头文化已定性为夏朝中晚期文化，如果齐家文化是夏早期文化，那么如此看来似乎完整的夏朝已经被我们找到了。

但是，上文已述，二里头文化并非由某个单一文化因素为主体发展而来的，其自身呈现出诸多史前考古学文化碰撞融合的特点。

正是因为公元前1900年华夏出现的大灾变，打破了原本以血缘为纽带各自割据的诸多龙山时代文化聚落，诸多互不统属的部落纷纷移居洪水冲刷后更适宜农耕的伊洛平原，才催生了二里头文化，故而考古工作者称二里头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移民城市。

如果把二里头比作大洪水的“受益者”，那么齐家文化就是大洪水的“幸存者”，得益于较高的地势，和农牧混合经济的特点，齐家文化不仅躲过了公元前1900年的灾难，而且愈发兴盛。

从文化构成上来说，齐家文化较为单一，而二里头文化却十分多元。从时空交错上来说，二里头文化兴起之时（前1750年），齐家文化还没有衰落，二者有100年的重叠期。

所以，二里头文化并不是齐家文化东进移民伊洛平原的产物，二里头的诸多齐家文化青铜因素，更像是互动交流形成的，而非源自继承。

不仅如此，齐家文化衰亡原因的研究显示，齐家文化地处传统的农耕和游牧分界区，使得在大灾变时农耕产量严重受损的情况下，齐家文化可以依托畜牧业来获取新的食物来源，从而避免了灾变。

但也正是经济方式由农耕转向畜牧，为其衰亡埋下了伏笔。

齐家文化早期农作物品种多样化，到晚期时，遗址中六畜特别是羊骨数量大幅增加，与之对应的是农耕器具的变少，显示由农耕退化为流动性很强的畜牧文化。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齐家文化社会结构变得十分松散，原本可以向东进行文化输出的齐家文化，开始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如宗教祭祀、葬俗等开始“中原化”，彻底丧失了形成早期国家的基本条件。

所以，齐家文化虽然存续500余年，却始终没有发现较大型的中心都邑。无论是考古文化面貌还是齐家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都将齐家文化的主要群体，指向了华夏另一个关键祖源—古羌。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本姜姓之别”，古史当中，华夏共主之一的炎帝同样出于古羌，以养羊、牛、马为业，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绵羊骨、黄牛骨、马骨比二里头文化要早且多，可证羊、牛、马均自西北传入中原。

而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同样显示，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都源自从非洲出走的晚期智人，Y染色体单倍型类群M214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基因类型，大约四万年前，M214分化出两个支系，一支在中国东南沿海（M119），另一支则在黄河上游甘肃宁夏（M134）。

在距今1.3万年前，M134又进一步分化为南下长江中游的M7、海岱地区的O2a1b和渭河流域的M117，成为汉、藏、羌、白等各族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仰韶文化，而姜姓在M117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其他支系。

既然古羌是华夏祖源之一，那么同出一脉的二里头文明与古羌留在甘青一带的齐家文化通过渭河流域互动影响，也就不足为奇。至于禹兴西羌说，从宏观维度来看，也就解释得通了。

可见，所谓的“夏族”“夏朝”就包含了两层含义，一层是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狭义王权政治，它拟合了众多血缘氏族，建立了共同文化认同的“有中心的多元”，是真正意义上的夏王朝。而另一层则是以共同祖源认同为纽带的无中心的多元”，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类似南北朝一样并非朝代而是时代的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