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隋唐、五代之际，中国有两大瓷种享誉中外，这就是所谓的“南青、北白”，即江南的“越州青瓷”与河北的“邢州白瓷”。唐代皇宫曾将“南青、北白”之瓷，作为皇家御用瓷使用。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表明：北宋初年，北宋御用瓷仍沿用“南青、北白”之格局，青瓷使用江南“越州青瓷”，而白瓷则改用河北“定州白瓷”。

关于北宋弃用河北“定州白瓷”，改用河南“汝瓷”，古文献中多有记载。南宋诗人陆游在其所著《老学庵笔记》一书中，曾论及北宋御用瓷的使用情况，文曰：“故都时（北宋首都开封），定器不入禁内，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不堪用也。”

陆游（1125-1210年），南宋诗人。北宋灭亡时，陆游年仅两岁，所以将陆游称为南宋人较为适宜。南宋陆游对北宋御用汝窑器的使用情况，特别提到两点：1.北宋皇室，惟用汝器。2.北宋“弃定用汝”的原因是：“定器有芒不堪用也”。

由此可知，北宋初年御用白瓷为河北“定州白瓷”，后因“定器有芒不堪用也”而改用河南“汝瓷”。然而南宋陆游并没有记述北宋“弃定用汝”的具体时间，因此“北宋御用汝窑器”的创烧时间无法确定。

对于南宋陆游有关“定器有芒不堪用”的记述，当代诸多专家众口一词的解释为：因定瓷有“芒口”而被北宋皇室弃用。该观点详见以下学术专著，分述如下。

中国硅酸盐协会编著的《中国陶瓷史》在北宋定窑一章中，曾专门论及河北定窑覆烧工艺及定瓷“芒口”之事。该文章由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王莉英撰写，文曰：

“覆烧是宋代瓷器的装烧方法之一，是把盘碗之类器皿反过来烧，因此称为覆烧。是河北曲阳定窑首先创造的。这种烧法对北方及江南地区青白瓷窑有很大影响。使用覆烧法以前，定窑使用匣钵，即一件匣钵装烧一件器物；改用覆烧方法后，用垫圈组合的匣钵取代普通匣钵，每一垫圈的高度只占普通匣钵的五分之一，因此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普通匣钵产量要高，这就是覆烧方法为什么得以普遍推广的主要原因。”

定窑覆烧方法一般认为始于北宋，河北定县两座塔基出土一百多件北宋早期定窑白瓷，盘碗确是用普通匣钵装烧，覆烧还没出现；文献提到北宋宫廷不用定瓷，是因为有芒。芒是指用覆烧方法，而出现口部无釉的缺点，定窑创烧覆烧法的时间似在北宋的中期。

由上文可知，两位专家认为：古文献所书“有芒”，指定窑覆烧工艺产生的“芒口”。冯先生特别指出：“芒口是指用覆烧方法，而出现口部无釉的缺点。”冯先生明确认定，北宋弃用定瓷的原因“是因为有芒”，而北宋采用覆烧工艺产生“芒口”的时间为北宋中期。

冯先生认为北宋定瓷的“芒口”出现于北宋中期，而不是北宋晚期。如果北宋汝窑的创烧确实是因为定窑“芒口”现象所致，那么北宋御用汝窑器应是创烧于北宋中期，而不是北宋晚期。仅此“北宋御用汝窑器创烧于北宋晚期”的观点，就是一个漏洞。

北京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先生在其所著《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也曾论及此事，文曰：

“根据‘本朝以定州白磁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御）窑器（南宋人叶寘语）’与‘故都时（北宋首都开封），定器不入禁内，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不堪用也（南宋人陆游语）’的文献记载，证明汝州为宫中烧制贡瓷始于北宋后期。因为‘定器有芒’即器口无釉，是采用覆烧法所致，而定器的覆烧法正当于北宋后期。”

由上文可知，与冯先铭先生的观点不同，李辉柄先生认为：定器的覆烧法正当于北宋后期。李先生采用的是反推法，他以“汝州为宫中烧制贡瓷始于北宋后期”为依据，反推出北宋定窑产生“芒口”的时间。李先生将北宋定窑的“芒口”产生的时间与北宋汝州贡瓷的创烧时间直接联系到一起了。

还有众多学术专著均作如此论述，恕不详记。

历史事实果真像冯、李二位所说的那样：因为北宋定瓷“有芒”而导致北宋“弃定用汝”吗？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熟知陶瓷工艺学，这就要涉及北宋定窑特殊的“覆烧工艺”以及由此产生的“涩口”问题。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中的“涩口”，即当代专家所称之“芒口”。

不知何故，当代众多古陶瓷专家将北宋定窑瓷器上的“涩口”称之为“芒口”，并将北宋“弃定用汝”的原因归之为定瓷上的“芒口（涩口）”。所谓“芒口（涩口）”，特指瓷器露胎无釉的口部。人们在使用有“芒口（涩口）”的瓷器时，嘴唇会有涩涩的、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芒口（涩口）”是陶瓷生产中产生的工艺缺陷。

有人会问，既然“芒口（涩口）”是一种缺陷，为什么北宋定窑还要将瓷器的口部做成露胎无釉的“芒口（涩口）”呢？该问题涉及中国古代陶瓷生产工艺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即北宋定窑工匠发明的陶瓷“覆烧工艺”。“芒口（涩口）”是陶瓷“覆烧工艺”的必然产物。为说明此事，有必要从陶瓷工艺学的专业角度介绍一下，什么是陶瓷的“覆烧工艺”，以及陶瓷“覆烧工艺”与瓷器“芒口（涩口）”产生的因果关系。

中国古人自从发明陶瓷以来，一直采用传统的“仰烧工艺”，即器口朝上、底足朝下的烧制工艺。传统的“仰烧工艺”无“芒口（涩口）”之弊。河北定窑自唐代创烧以来，一直采用“仰烧工艺”。北宋早期，河北定窑工匠为提高瓷器的产量，发明了器口朝上、底足朝下的“履烧工艺”，从此，定窑一部分瓷器，改“仰烧工艺”为“履烧工艺”。

所谓传统的“仰烧工艺”，是指将器身施釉，足部无釉的生瓷胚，器身朝上，器足朝下，放置于匣钵之中，然后置于窑炉中烧制。“仰烧工艺”的优点是，器足无釉，器身满釉，因此该瓷器无“芒口（涩口）”现象。而“正烧工艺”的两大缺点是：1.一匣一器，产量低。2.烧制薄胎大碗时，由于碗口没有依托，碗口容易变形，成品率低。

所谓“覆烧工艺”，是指将数个器口不施釉的生瓷胚，器口朝下，器足朝上，层层堆放于特殊结构的匣钵之中，然后置于窑炉中烧制。在“覆烧工艺”中，为防止瓷胎与匣钵粘连，瓷碗口部不能施釉，所以“覆烧工艺”生产的瓷器，均有“芒口（涩口）”现象。“覆烧工艺”有两大优点：1.一匣多器，至少可提高产量五倍以上。2.烧制薄胎大碗时，碗口有匣钵支撑，不易变型，成品率高且质量优良。而“覆烧工艺”的缺点是：碗口无釉，有“芒口(涩口)”现象。

通过以上对比可知，“覆烧工艺”可大幅度地提高产品的产量与质量。以瓷碗为例，假如“仰烧工艺”生产一个瓷碗成本为1元钱，而用“覆烧工艺”生产则仅需3角钱，综合经济效益则可提高约3倍之多！由此，称“覆烧工艺”是中国古代陶瓷工艺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毫不为过。

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覆烧工艺”的弊是存在“芒口（涩口）”，而利却是成倍地提高了产品的产量。采用“覆烧工艺”是以小弊换大利，权衡利弊，烧瓷采用“覆烧工艺”还是相当划算的。客观地讲，使用带有“芒口（涩口）”的瓷器对普通人来讲确实有些不便，但原来价值1元的瓷碗，现在只用3角便可购得，对普通消费者来讲还是相当实惠的。其实，只要使用前，将瓷器“芒口（涩口）”用磨石稍加打磨，“涩口”便圆润光滑，可以正常使用了。由此看来，定瓷“芒口（涩口）”瓷器在使用中产生的不便，还是容易解决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定窑瓷器上的“芒口（涩口）”，是导致北宋“弃定用汝”的真正原因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下面从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1.“覆烧工艺”不是万能的，仅适合碗、盘等少数几种产品。

从陶瓷工艺学上讲，“覆烧工艺”仅是支烧匣具的一种发明创新，它不是万能的。“覆烧工艺”只适合口、足直径差别较大，且口、足平衡过渡的瓷器，如碗、盘等类产品。其他种类的瓷器，如瓶、罐、壶、炉、枕等众多产品，则不能用“覆烧工艺”，只能沿用传统的“仰烧工艺”生产。由此可知，在北宋存在的169年中，定窑生产的瓶、罐、壶、炉、枕等产品，并无“芒口（涩口）”之弊，北宋皇室完全可以正常使用。如果北宋仅仅是因为定瓷碗、盘上有“芒口（涩口）”，而禁用全部的定瓷产品，此论似乎不合情理。

2.解决定瓷“芒口（涩口）”问题，实乃易如反掌之事。

不可否认，北宋定窑工匠发明“覆烧工艺”后，定窑生产的碗、盘等少数产品上出现了“芒口（涩口）”现象。尽管如此，北宋定窑工匠仍在沿用传统的“仰烧工艺”大量生产其他无“芒口（涩口）”的定瓷产品。

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北宋需要无“芒口（涩口）”的碗、盘等产品，定窑仍可用传统的“仰烧工艺”为其生产。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此乃易如反掌之事。换言之，北宋定窑“覆烧工艺”的发明与部分定瓷上“芒口（涩口）”的产生，并不影响北宋定窑向皇室提供用传统“仰烧工艺”生产的“无芒口”的定瓷产品。因此，定瓷碗、盘上有“芒口（涩口）”，导致北宋全面禁用定窑产品的观点，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3.定瓷“芒口（涩口）”的出现，对“北宋御用瓷”来讲，是利而不是弊。

众所周知，自唐代开始，为显示皇家的权势，御用瓷有用金银装饰边口的习惯，俗称“金卸”“银卸”。到北宋时期，仍沿袭这一风俗习惯。

1987年，陕西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中出土了大批唐代珍贵文物，其中，有明确记载为唐代御用“秘色瓷”的瓶、盘、碗、碟等14件。在这批“秘色瓷”中，就有“金卸秘色碗”等物。

另外，据《吴越备史》卷六记载：“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九月十一日，王进朝谢于崇敬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由此可知，在北宋初年的宋太宗赵炅年间，北宋御用定窑瓷器仍在使用金银卸装饰，而此时，北宋定窑还没有发明“覆烧工艺”，定窑生产的碗、盘上并无“芒口（涩口）”现象，宋人是在口部施釉的“光口定瓷”上包嵌金银环条的。唐宋两朝用金银装饰瓷器的目的，均是借此提高瓷器的价值以显示皇族尊贵之身份。

现在的问题是：北宋定窑某些瓷器上“芒口（涩口）”的出现，对北宋御用瓷的金银镶口工艺，是利还是弊？定瓷“芒口（涩口）”的出现，会对北宋御用瓷的金银镶口工艺产生灾难性影响吗？此事会导致北宋“弃定用汝”吗？

众所周知，古人用金银环条对瓷器口沿进行包镶时，为保证金银环条与瓷器口沿粘接牢固并使外观饱满平整，需在瓷器口沿表面涂上一种膏状的油灰类粘接物（类似旧时铜瓷工匠所用之油灰膏）。更有甚者，宋人在施釉的“光口”瓷器上进行金银包镶时，有些工匠甚至特意将瓷器的“光口”人为打毛，使其产生“芒口（涩口）”，以保证金银包镶的粘接质量。所以，本文认定：定瓷“芒口（涩口）”的出现，对北宋御用“金银卸瓷器”而言，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定瓷“芒口（涩口）”的出现，恰使“金银卸瓷器”镶口的粘接质量有了可靠保证。

幸运的是，中国学术界不乏明白之人。中国深圳学者刘涛先生在其所著《宋辽金纪年瓷器》一书中就谈及此事，文曰：

“谈到覆烧，过去人们往往将它与‘芒口’相联系，认为‘芒口’必为覆烧所致。其实不然。在十世纪的定窑白瓷中，已有一类口部无釉的制品，如定县静志寺塔基和法库叶茂台墓等都有出土。有人认为它们是采用覆烧法烧制的。不过，经仔细观察实物，发现有些‘芒口’细窄，有的只在口沿顶端刮釉少许，‘芒口’犹如一条细线。再者，器底无釉，显然为支垫仰烧而成。台湾蔡玖芬学者也注意到，早期定窑的‘芒口’瓷器，与覆烧法无关。口部刮釉露胎，目的只是便于金属镶边，因为粗涩的‘芒口’可增加摩擦力及附着力。”

由上文可知，中国大陆学者刘涛发现：北宋早期，在定窑用“仰烧工艺”生产的定瓷产品中，就有特意生产的“芒口（涩口）”产品。定窑工匠此举目的何在？而中国台北学者蔡玖芬女士一语道破天机，他认为：宋人在用“仰烧工艺”生产定瓷时，人为地制造瓷器“芒口（涩口）”，“目的只为便于金属镶边”。

综上所述，可概括为三点：

1.“覆烧工艺”不是万能的，仅适合于碗、盘等少数几类产品，而瓶、罐、壶、炉、枕等众多其他产品必须用传统的“仰烧工艺”生产，这些定窑产品并无“芒口（涩口）”现象，不影响北宋皇室正常使用。

2.定窑工匠在使用“覆烧工艺”的同时，仍在继续使用传统的“仰烧工艺”生产产品。如需要，北宋定窑仍可用传统“仰烧工艺”为北宋皇室生产无“芒口（涩口）”的碗、盘等瓷器。

3.定瓷上的“芒口（涩口）”，对北宋皇室特需的“御用瓷金银镶口工艺”而言，是利而不是弊，“芒口（涩口）”可使金银镶口粘按牢固。另外，用“覆烧工艺”生产的大型碗、盘，口沿工整规矩，这些均可使“北宋御用瓷”的总体质量大大提高。

根据以上三点可得出如下结论：

北宋定窑发明“覆烧工艺”后，定瓷碗、盘上“芒口（涩口）”的存在，不影响北宋御用瓷的正常使用。

上述三点使当今中国陶瓷界所谓北宋因定瓷有“芒口（涩口）”而弃定用汝的说法，彻底丧失了理论根基。

通过对陶瓷工艺学及其对北宋御用瓷的使用状况研究，找不出任何一条理由可以证明：北宋定窑“覆烧工艺”产生的“芒口（涩口）”现象，会对北宋御用瓷的正常使用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并由此成为北宋“弃定用汝”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当今古陶瓷界众多专家所谓北宋因定器有“芒口（涩口）”而“弃定用汝”的说法，在理论与实践上均是站不住脚的。

至此，人们不禁要问：是南宋陆游的记述失误，还是当今专家对陆游的文章理解有误？陆游所言“有芒”，真的是指“有芒口(涩口)”吗？

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中国文字学的角度，对“芒”与“涩”两字的原本含义进行认真的研究与考证，以破解该谜团。

在中国文字学权威著作《辞海》中，对“芒”字的解释为“尖锐物”及“光芒”。而“涩”字的主要含义为“不润滑”。由此可知，中国古陶瓷界将北宋定瓷上的“涩口”称之为“芒口”，不符合中国文字的正常用法，是一个明显的文字使用错误。尽管“芒口”已成为陶瓷界约定俗成的习惯叫法，但我们应该明白，这种叫法是不准确、不科学的。

细究《辞海》中“芒”与“涩”两字的原本含义，丝毫看不出二者有相通之意，在中国文字学中，两字是不能假通的。

通过中国文字学研究，为我们重新解读南宋陆游之文开启了一条新思路。由此，本文最后认定：陆游文中所云定瓷“有芒”，并不表示定瓷“有芒口（涩口）”，而是表示定瓷“有光芒”，或曰：定瓷“釉面光芒太亮、太刺眼”。这种明亮的釉面光泽，被收藏界称之为“贼光”。这种“贼光”，不符合北宋人含蓄、内敛的审美情趣，所以，北宋才有“弃定用汝”之举动。

我们从中国文字学角度可以确定：南宋陆游所云定瓷“有芒”一词，不是“有芒口（涩口）”之意，而应是定瓷“釉面光芒太亮”之意。众所周知，“釉面明亮，光可鉴人”是北宋定窑瓷器的一大特点。这一特征既体现在有“芒口（涩口）”的碗、盘等器物上，也体现在无“芒口（涩口）”的瓶、罐、壶、炉、枕等众多其他产品上。因此，如果称北宋嫌定瓷“釉面光芒太亮”而弃定用汝，这一说法虽然有些吹毛求疵，但从字面上讲还是能说得通的。

通过以上考证分析，南宋陆游之文所表达的字面含义为“想当年，在北宋故都开封皇宫禁内，只用釉面温润如玉的汝器，不用定器，因定瓷的釉面光芒太亮（太刺眼）而不堪使用。”

南宋陆游文意之破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使当今陶瓷界流行的所谓定器因“芒口（涩口）”而导致北宋“弃定用汝”的说法被彻底否定。

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是，当今陶瓷界流行的以北宋定器“芒口（涩口）”出现时间点为理论基础的，所谓“北宋御用汝窑器”创烧于北宋晚期的观点被彻底颠覆。

本文认为，将南宋陆游所言“有芒（有光芒）”一词，理解为“有芒口（涩口）”之意，此乃当代北宋汝窑研究中的第二大误区。

据文献记载，直至清乾隆时期，仍认为定瓷“有芒”即是“有光芒”之意，这在清乾隆的御诗中清晰可见。

清乾隆《咏定窑小盂》曰：“尔时虽是厌光芒，不及官窑用庙堂，岁久光芒销以尽，希珍今亦口金镶。”

清乾隆《咏定窑莲叶碗》曰：“赵宋传来白定名，尔时却以有芒轻，即今火色全消尽，一朵玉莲水面擎。”

清乾隆《咏官窑盘子》曰：“只以光芒嫌定州，官窑秘器作珍留，独缘世之称稀见，髻垦仍多入市求。”

清乾隆《咏定窑娃娃枕》曰：“白定宋犹嫌有芒，于今火气久消亡。故宜入品称珍玩，便以摛吟著句偿。荷叶不离身作被，檀材新与卧为床。曲肱却复待人枕，乐在其中意岂忘。”

从以上四首诗中所表达的含义，可以证明直至清中期，所谓的“定窑芒口说”还未出笼。很有可能，将南宋陆游所言定瓷“有芒（有光芒）”曲解为有“芒口（涩口）”之事，始于近代某位大师，后来的学者们盲目跟风，以讹传讹，由此形成定论。

应该承认，即便否定了“定器芒口说”，众学者还另有证据，即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对天青色“汝州新窑器”的记载。宋人徐兢在北宋宣和年间（1120-1125年）称“天青色汝瓷”为“汝州新窑器”，由此可推断，这种“天青色汝瓷”的创烧时间应距北宋宣和年间不会太远，否则，宋人徐兢怎能将“天青色汝瓷”称之为“汝州新窑器”呢？

需特别指出的是：天青色“汝州新窑器”创烧于北宋晚期确是历史事实，但天青色“汝州新窑器”仅是“北宋御用汝窑器”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北宋御用汝窑器”的全部。如果将天青色“汝州新窑器”当成“北宋御用汝窑器”的全部，进而推定“北宋御用汝窑器”的创烧时间也是北宋晚期，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此说法，无异于“盲人摸象”。因为，在“北宋御用汝窑器”中，还有比天青色“汝州新窑器”更早的“汝州旧窑器”，它的创烧时间才是“北宋御用汝窑器”真正的创烧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