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窑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终于五代，时间延续300多年。长沙窑的技工们在青釉下加绘彩色花纹，冲破唐以前单色釉一统天下的局面，其烧制出来的瓷器品种丰富，美观精致，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值得一提的是，长沙窑的瓷器大量采用文字做装饰，这在当时也是一大创举。可以说，长沙窑是中国釉下彩绘的里程碑，为唐以后的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我国彩瓷工艺的骄傲。

瓷器的绘画装饰，主要可分为釉上彩、釉下彩和釉上釉下彩相结合三种情况。所谓釉上彩，就是指在经高温烧制已经成瓷的釉面上进行绘画，再入窑经过低温烧成，如五彩、洋彩等；釉下彩则是指在成型的泥胎上直接绘制花纹，施釉后入窑烧成的装饰方法，如青花、釉里红等；还有同时用这两种方法进行装饰的情况，如斗彩、青花五彩等。

关于釉下彩，我们最熟悉的要数青花瓷。其实早在原始青瓷时期，就已在瓷器上出现了釉下彩，两汉、三国时期也有发现。但早期的釉下彩并没有作为成熟的绘画形式形成一个独立的陶瓷门类，直到唐代湖南长沙窑的兴起，开辟了中国釉下彩陶瓷绘画新篇章。

顾名思义，唐代长沙窑位于湖南长沙，在今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至石渚湖一带，南距长沙城约27公里。由于这是一个民间窑场，不受官府控制，因此古代官方文献对于它的记载极少。根据唐代诗人李群玉所著诗词《石潴》中记载：“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诗名中的“石潴”就是指唐代湖南长沙窑的生产地——石渚。“古岸陶为器”也印证了现代考古发掘所证实的窑址所在地。

唐代越窑和邢窑称霸南北，坐拥“南青北白”的盛誉，其中邢窑有专为大盈库和翰林院烧造的“盈”款与“翰林”款官用瓷器，越窑更是有为皇家寺院——法门寺专门烧造的秘色瓷。与它们相比，长沙窑则是一个地道的民窑，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是普通民众，具有较为典型的民间风格特征。

长沙窑瓷器上大多有装饰，有的是印花，有的是绘画，有的是文字装饰。

长沙窑的绘画很有特色，线条随意放松，笔法肆意自由，与唐朝工笔画精描细染，追求严谨工整、富丽华贵的艺术风格大相径庭，却别有一番野逸妙趣，无不透露着民间艺人率真质朴的性格特点。下图这件长沙窑青釉褐彩鸟纹壶（1983年湖南望城兰岸嘴出土）就是一件颇有代表性的花鸟图案作品，壶的腹部正中绘制一只小鸟，栖息于枝头。小鸟的轮廓线用褐彩勾勒，身体上的羽毛用纤细的绿彩排线表现，并不作写实描绘，而是用抽象的表现手法展现了鸟栖枝头的有趣一景。

除了绘画以外，长沙窑瓷器中还有很多文字装饰，有诗歌、谚语、俗语、题款、警句等。这些诗文大都来自民间艺人，也有一些是摘自当时流行的名作，有抒写个人悲喜情怀，有宣传伦理、教化人们慈悲行善，也有描写年轻男女的爱悦之情，描绘世俗生活等，内容十分贴近生活，亲切质朴，并且读起来也朗朗上口。

长沙窑瓷器上的字体多为行书，也有少量草书。如上图右侧的青釉褐彩诗句执壶（1983年湖南望城兰岸嘴出土），就是用草书写有五言绝句：“去去关山远，行行胡地深。早知今日苦，多与画师金。”说的应是汉元帝时期，王昭君和亲匈奴时路途遥远艰辛的状况。

王昭君自小精通琴棋书画，才貌过人，于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汉元帝选秀女时，以南郡首选入宫，相传她因不肯贿赂宫廷画师毛延寿，而被画师在画像上做了手脚，受到皇帝的冷落，五年未能面圣。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主动来汉朝称臣，并请求和亲。汉元帝召集了后宫妃嫔，只有王昭君挺身而出，慷慨应诏。临行宴送时，汉元帝看到王昭君有惊人的美貌，十分后悔，可也无济于事了。于是王昭君便肩负着汉匈两族和平友好的重任，远赴漠北，一路风沙戈壁，条件很是艰苦，于是在瓷壶最后两句，作者感叹道：“早知今日苦，多与画师金。”——早知道今日要受这么多苦难，不如当初多给画师一些钱。

长沙窑瓷器在中晚唐时期曾大量外销。据统计，国外一共有13个国家出土了长沙窑瓷器，日本、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等海上沉船中也频频发现长沙窑瓷器，特别是“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了5万余件。 既然是以商业贸易为生产目的的外销产品，长沙窑瓷器自然会受到市场导向的影响，出现一些异国文化的烙印。

如上图所示，这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黄釉褐斑“何”字贴花执壶中，就可见一斑。这件长沙窑执壶直颈，丰肩，直腹，口部有六棱形短流，壶流的另一侧有一弓形手柄，在肩部两侧还分别对称贴塑两个系。在壶流的下方，以模印的手法，贴塑有狮子纹模印装饰，两侧系的下方也分别贴塑有纹样相同的椰枣纹饰，更为与众不同的是，这三块贴塑装饰的中央都印有“何”字。

关于“何”字的含义，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此件瓷器应为何姓工匠所生产。关于“何”姓的来源，有一种说法是，何姓源于国名，出自隋朝时期西域的何国，梵文为Kushacirc，属于以国名汉化为姓氏。何国为“昭武九姓”诸国之一，隶属唐王朝管辖，因此这件作品也很有可能是西域匠人所做。而狮子纹和椰枣纹都是广泛流传于西域国家的传统图案，绝非当时中国所有。

这种装饰的出现，印证了当时中外频繁的贸易交流，以及长沙窑瓷器远销国外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