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最早的一部语录体著作，内容包括孔子谈话、答弟子问以及弟子间的相互讨论。“语录体”是记录传教、讲学、论政及交际的文体形式，一般语句简短，多用口语，多取问答形式，随事记录，不重文字修饰。语录体著作突出的特点就是言简意赅、有句无篇，多以片段的形式记录思想和观点。不过‌没头没脑的一句两句话，缺乏连贯的叙事结构，‌导致信息的传递不够流畅和完整，有时候会产生误解和歧义。再加上汉字的多义性，就更容易造成困扰。《论语》也存在这个问题，很多章句两千年来聚讼纷纭，让人莫衷一是。

《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对这一章的解释，历来便分歧比较大。朱熹《论语集注》：“南人，南国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医，所以寄生死。故虽贱役，而尤不可以无常。孔子称其言而善之。”这里将“巫”与“医”分开来解释，是站在后人的视角。实际上，“巫医”本是一者，太初之时“巫医同源”“医源自巫”。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中国医学的演进，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离。以巫术治病，为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低级时代的普遍现象。”《春秋公羊传•隐公四年》：“于钟巫之祭焉。”何休注：“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仪礼·士丧礼》：“巫止于庙门外，祝代之。”郑玄注：“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在巫时代，初民秉持万物有灵观，或为泛灵崇拜，亦即相信万物（生物或非生物）均有灵魂；或为泛生崇拜，亦即相信任何事物或现象都是由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所操纵的。而巫为“接事鬼神”之人，可交通天地人神，负责祝祷或祓（fú，祭也）除不祥。那时的人也不懂病毒、细菌之类，认为人得病是鬼神作祟（《说文·示部》：“祟，神祸也。”王筠句读：“谓鬼神作灾祸也。”）。《韩非子•解老》：“凡所谓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乱，精神乱则无德。鬼不崇人则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乱，精神不乱之谓有德。”鬼神害人的方式是通过“崇”，即扰乱人的精神使人类的魂魄离散，从而使人得病。所以早期的巫也担负着防治疾病的责任，要通过寻找征兆或进行卜筮以“审证求因”，找出致祟的鬼神，然后采取歌舞、占卜、祭祀、祈祷、祝由、咒禁等方法，来感动鬼神，或降伏鬼神，达到去疾消灾的目的。人们在巫术治疗的过程中，一点点累积经验，发展出某些特定的医疗技术，医术才慢慢从巫术中脱离出来（后世中医有祝由科，是“巫疗法”的遗存，现在虽已剥离出去，但在民间仍大量存在）。在《论语》时代，“医”还没有从“巫”中分离，所以“巫医”是一体的。

朱熹认为巫医为“贱役”，所以“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可以理解为：人如果没有恒德的话，就连巫医这种贱役都做不了（何况其他的“贵役”呢？）这仍然犯了以后人眼光看待前代之事的毛病。“南人”指南国之人，《论语》时代指的便是楚国人。《左传·成公九年》载，“楚囚”钟仪为晋所絷，戴“南冠”，操“南音”，故“南人”即为楚地人。北方社会较早发展成为国家，巫很早就体制度化、职官化，淹没在王权社会的官本位中了。而南方社会由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原因，国家形成比较晚，长时间以部落的形态生活着，巫的影响要大得多。《汉书·地理志》：“楚人信巫鬼，重淫祀。”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所以在南人心目中，巫医不仅不是“贱役”，而是“重任”。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巫医皆抱道怀德，学彻天人。故必以有恒之人为之解者，或以巫医为贱役，非也。”按此观点，“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可释为：人如果没有恒德的话，就不可以付之以巫医的重任。钱穆《论语新解》将两种观点都列出来了：“古代巫道与医事相混。作，为义。此有两说：一谓无恒之人，即巫医贱业亦不可为。又一说：古人不以巫医为贱业，《周礼》司巫司医，皆由士大夫为之。此乃谓无恒之人，不可为之作巫医也。然就论语文义，仍以前说为当。惟南人之言，正是重巫医，故谓无恒者不可付以此任也。”

不管巫医是“贱役”还是“重任”，都认为无恒之人不可以当巫医，二者都是把“作”释作“为也”，即担任、充当、当作之义。《书·舜典》：“伯禹作司空。”“伯禹”即大禹，“作司空”即担任司空（掌水利、营建之事），“大禹治水”即司空行其份内之事。

还有另外一种注解。魏何宴集解，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郑玄曰：‘言巫医不能治无常之人也。’（皇侃义疏）：人若用行不恒者，则巫医为治之不差。”郑说于无恒之人，巫医也不能治；皇疏则认为人如果品行无恒，那么巫医为他们治也治不好。此处“作”为使动，可译为使……作（振作、兴起等）。《书·康诰》：“亦惟助宅天命，作新民。”《书·说命下》：“昔先正（指前代的贤臣）保衡（指伊尹）作我先王（指商汤）。”《左传·庄公十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作新民”是使民众奋发图新，“作我先王”是使我先王兴起，“一鼓作气”是第一次击鼓使士气振奋。故“作巫医”就是使巫医占卜医治。

“作”的这两个义项在《论语》时代都有使用，那么这里是哪种用法呢？这要结合下文进行理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论语集解义疏》：“孔安国云：‘此《易·恒卦》之辞也，言德无常则羞辱承之也。”钱穆释为：“言人无恒德，常有羞辱承续其后。”“孔子言，其人无恒德，亦惟有不为之占问吉凶，因即为之占，亦将无准。”没有恒德的人，干啥啥不行（“或承之羞”），也不必去占卜了（“不占而已”），因为占也没有用，再好的卦象都能弄的稀碎。这样上下两句放一起，就明白了，这是讲的是“恒德”的重要，与担不担任巫医无关。没有恒德的人不可使巫医为他占卜医治；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使人去占卜：因为这都是无用功。古人讲“天人交相感应”，天上出现日食，皇帝都得下“罪己诏”。你没有恒德，占卜得吉兆也会变成凶兆。生病亦是此理，古人不知是病毒、病菌引起的，而是反躬自省，肯定是德行不行，得罪了天帝祖宗等鬼神，所以降下灾罚。

《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春秋时期，正处于“天道”向“人道”，“重神”向“重民”转换的时期，相比于卜筮，人们更为看重个人德行的重要作用，体现出一种“重人德而轻巫术”的思想倾向。《论语》的这一章，也正是由巫向人文转变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