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彭总率红三军团驻扎在于都东山坝。此时，国民党大军已分路进入苏区边境，红军面临着如何打破敌人“围剿”的严峻形势。

就在这个时刻，有人给彭总送来一份材料，其中一封“毛泽东叛变投敌”的信，让他大吃一惊。

此时大战一触即发，红三军团又处在一个很关键的地位，与毛主席所在的总前委相距不过六七十里，如何处理这封密信，成为决定红军甚至共产党命运的关键点。那么，彭总是怎么做的？那封“毛泽东叛变投敌”的信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就要从给红军造成严重影响的“富田事变”说起。

红军早期，毛主席还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当时人们常把主席与朱老总、彭总、黄公略四人并称为“毛朱彭黄”。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在总前委主持工作的毛主席制定了“放开两手，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却被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即江西省委）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江西省委不仅不执行总前委的作战指示，还作出与总前委针锋相对的决定，即攻打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南昌。

在这种情况下，手握重兵的彭总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他站在哪一边，对他与主席之间的关系包括红军的命运，都将产生极大影响。

而彭总之所以会面临这种抉择，要归结于几年前出现的“AB团”。

“AB团”，是国民党右派于1927年成立的一个反共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其目的是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领导权。

但是该团成立不到三个月，就在1927年4月2日被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四·二”大暴动所推翻，该团头目和成员四处逃亡，分散各地。

可是“AB团”虽已消亡，却给共产党和红军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以至于出现后来几千名红军将士被错抓错杀的“富田事变”。

1930年10月，红军在攻克吉安城后，在敌军遗留下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与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李文林的家属有关的条子。

李文林是江西红军独立二团与四团的创建人，江西带头抓“AB团”的负责人，主席对他极为欣赏。如今发现其家属与敌人有关系，李文林自然成为怀疑对象，于当年12月被定为AB人物被抓捕。

李文林被捕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以特派员的身份到富田帮助江西省委进行肃反，总前委也派出前委秘书长、毛主席的秘书古柏前进协助肃反。

两个多月后，李、古二人以AB团的名义，在红军和地方抓捕了4000多名干部，杀害了几十名所谓的“AB团”总团长。

被抓捕的干部受不了严刑逼供，胡乱指认，让很多人受到牵连，时任红二十军第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也被说成AB分子。

刘敌与李韶九是同乡，李韶九看在同乡份上，先与刘敌谈话，让他说清问题，免受皮肉之苦。刘敌谎称回去想想，借机脱身。

刘敌被诬陷为AB分子，激起了他对总前委的强烈不满与质疑。回去后，他找来营长张兴、教导员梁学贻紧急商议，决定进行反抓捕，于第二天率领一营人包围二十军军部，抓住了李韶九和军长刘铁超，释放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

随后，谢汉昌带领红二十军包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关押的省苏维埃和省行委100多人。随后喊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过激口号，把部队拉到赣江以西地区，由此引发了“富田事变”。

这里提一句，1983年，原红军第二十二师政委方强回忆说，李韶九直到红军长征时才被释放​，奉命留守闽西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春，李韶九在一次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1岁​。1952年，中央追认李韶九为革命烈士。

古柏在红军长征后，也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并担任闽粤赣边游击队司令员。在1935年3月6日的一次战斗中，古柏为掩护同志们突围壮烈牺牲，年仅29岁。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非常悲痛，为他亲笔写下悼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

事变不久，彭总就收到了那份来历不明的材料，里面有毛主席写给秘书古柏的一封信，要求古柏在审讯“AB团”时进行逼供，诬陷彭总也是“AB团”分子。

信后还附有上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叫嚣“党内大难已到，毛泽东叛变投敌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等等。

这些材料让彭总极为震惊，他立刻找来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政治委员滕代远、参谋长邓萍等人，给他们看了信，商量对策。

滕代远说：“这封信有问题，毛泽东不会给古柏写这样的信，其中必须有阴谋。”

袁国平也说：“这封信在挑拨离间，毛泽东不可能这样写。”

对于主席，彭总自然有自己的认识。

从秋收起义到创建工农革命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争取袁文才、王佐加入，再到红五军留守井冈山问题上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作出的决议......这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方针的制定，都说明毛主席是值得信赖的，“绝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彭德怀自述》），绝对不会搞阴谋诡计，置战友于死地。

彭总等人又仔细分析信件，发现笔迹虽然与主席的非常像，但落款日期却是阿拉伯数字。

彭总深知，主席一贯是写中文数字的，怎么可能突然改成阿拉伯数字？

另外，这封既然写给古柏，他自己的秘书，怎么又会送到红三军团？

这足以说明来信系伪造，目的就是要挑拨红一、三军团的关系，分裂红军。

几人商议之后，考虑到红三军团与总前委相距太远，既来不及请示，又怕迟则生变。彭总当机立断，匆匆写下一篇一百多字的《红三军团宣言》，要求大家认清“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红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

紧接着，彭总主持召开了红三军团前委紧急扩大会议，将伪造的信件和《告同志和民众书》公布给大家，决定派一个班把材料送到总前委毛主席处。

彭总说，国民党重兵进攻红军，总前委依靠群众和有利地形，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正确的，我完全拥护。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红军，破坏总前委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公开宣传要打倒毛泽东，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行为，是AB团的阴谋诡计。

会后，参谋长邓萍安排一个班的战士把伪造信和宣言送到黄陂呈送毛主席。主席看过后，“增加了对彭德怀的信任”（黄克诚语）。

后经详细核查，发现伪造信是“富田事变”头子丛永中所写。此人经常模仿毛主席的字体，写得非常像。但他写伪造信时却忽略了一个细节：把中文数字落款随手写成阿拉伯数字。从而露出马脚。

会后第二天，彭总把红三军团开到离总前委15里处，亲自到黄陂邀请主席参加红三军团干部会，主席欣然前往。

主席没有丝毫犹豫的到会，以及给与会干部所作的宣讲，打消了红三军团干部的疑虑，进一步巩固了总前委的领导。

在这次认识和处理伪造信件中，彭总的态度得到主席的赏识，增加了他们彼此的信任，进一步巩固了两人之间的关系。正如后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弗雷德里克·泰韦斯所说：

“彭德怀在富田事变、遵义会议和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给予毛泽东以决定性的支持后，到40年代初期，一直坚定地在毛泽东的阵营中。这两人的主要关系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