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主张:“政府政策是军国政策，人民教育是军国教育，社会组织是军国组织。”这就是他推行“民用政治”的思想基础。其内容有:建立行政网，编订村制;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推行“六政三事”(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三事:种棉、造林、畜牧)。阎锡山还成立所谓“洗心社”,让知识分子每周举行“自省”,灌输封建意识。当时,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北洋政府因此授予山西“模范省”的称号。
1920年，阎锡山召开“进山会议”，研究对付“五四”运动后人民革命日益高涨的策略，认为共产主义是“人人为圣人始可办到”的制度，提出土地公有私种、资田公给、限制工商业、实行“村本政治”等主张，妄图与时代潮流抗衡。他为了加强统治，强化基层，以村为政治本位，以“编村”为施政单位，选举地主豪绅，分任村长村副;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道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还成立保卫团，对青年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同时，还建设可制武器的小型军 火工业，并将晋军扩编为4个混成旅，辖12个步兵团、4个炮兵营、1个机枪连。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之后，阎锡山渐弃其保境安民”的政策，滋长了对外扩展的野心。
阎锡山能统治山西多年，其原因，除了山西地形有利，可攻可守，阎又投机奸诈，很善于应变，以致成为民国以来政治舞台上之“不倒翁”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锡山执行了一条任人唯亲的路线，即“任人唯亲戚”,“任人唯同乡”的极端的封建主义路线。他的高级文武官员，不是他的亲戚，就是他的同乡。民国以来，山西军政学界流传着一句谚语:“学会五台话，就有洋刀挎。”
阎锡山用人，特别强调地域性，首先是山西省人。如是山西省内的人，阎锡山又是看重晋北的人，不重用晋南的人。在晋北的人中他首先要用五台人，其次才是邻县的人。在五台人中，他又首先要用他本村人，或有亲戚关系的邻村人。阎锡山是军阀，他的政权主要建立在军权统治之上。他的将领中被提升为集团军总司令以上职位的，五台县就有三个人:杨爱源、王靖国和赵承绶，而受阎锡山排挤的，则有早期的山西高级将领商震、徐永昌等。
阎对傅作义，既加使用,又不视为心腹，所以最后把他挤到绥远去了，徐永昌、傅作义虽是山西人，但不是五台人，亲疏之分，十分明显。由于阎锡山实行封建地域观念的用人路线，所以他所亲信的那些高级将领们在新军阀混战期间，曾公开说:“总司令'革命’，咱就'革命’，总司令不'革命’，咱也不'革命’。”有人后来坦率地说：“我就是阎锡山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
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逐步稳定后，其它各系军阀矛盾日益尖锐。在混战中，阎两面三刀，看风使舵，倚强凌弱，大打出手，扩张了自己的势力。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都派人与阎锡山联系，但阎见这场战争前景莫测，持中立态度。当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后，他见直系失败已成定局，便出兵联冯倒直，从中渔利。两年后，直奉联合进攻冯玉祥，阎锡山乘火打劫，加入直奉联军，将统治地盘由山西扩大到绥远，并收编了韩复榘、石友三、徐永昌等部。战事稍息,阎锡山即着手进行山西第二次扩军,军队亦改名为绥远军。
北伐战争前,国民党一直是争取阎锡山,他一直观望不动,广东国民政府曾几次派人联系，要求他出兵配合，他只是虚与委蛇。北伐军很快占领两湖，又节节胜利，善观市场行情的阎锡山，看到中国政治行情在急剧变化，于是更帆换向，声言响应北伐，愿在北方作反奉张的先锋。蒋介石建立南京反动政权后，阎锡山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挂起了青天白日旗。随后，即在山西疯狂反 共，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与此同时，他又进行了山西第三次扩军，将晋军统编为7 个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