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8.1级强烈地震，造成巨大灾难，伤亡约10万人，200万人无家可归。地震之后的海啸又造成二次灾难，巨浪摧毁住家约70万户，死亡人数达到13万。

消息传到中国，北洋政府迅速行动，展现了极其罕见的高效率。

此时的中国战乱频仍，国弱民穷，但北洋政府还是号召各界捐弃前嫌，不再抵制日货，捐款捐物，以减轻日本人民负担。同时下令暂免食品、药品、服装、卫生材料出口日本的关税。

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日本灾情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政府应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各阁员表示赞成。

北洋政府财政部迅速筹款20万元汇给日本政府（当时1元钱能买40斤大米）。

摄政内阁颁布大总统令，号召全国人民给日本捐款捐物，“以申救灾恤邻之至意”。

内阁还邀请各界名流开会到下午5点，商议援助日本的具体事项。最后议定：

各省各地区都要筹款赈济，解除粮食禁令，迅速给日本送去赈灾粮30万石（1石约120斤）……

在政府的强力呼吁和动员下，中国各界达成罕见的一致行动。日本驻华使领馆收到无数的慰问电、慰问信和慰问品。中国新闻界几乎一致呼吁民众，为日本灾区献爱心。

对于中国的援助，日本华裔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写道：

“......从海外来的救援船纷纷抵达码头，其中最先到达的是中国的新铭号，而向日本捐款的第一人就是梅兰芳大师。”

给日本捐款捐物的社会名流有：

张作霖捐赠面粉万袋，牛100头；

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捐款5万元；

段祺瑞成立救灾同志会，筹款10万元；

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湖北督军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

溥仪变卖了价值70万元的清宫金、银、玉器陈设品送交日本；其妻子婉蓉也以皇后身份捐助600元；

中国红十字会派出救护队一行30余人开赴日本救灾，还带去大量药品和现金；

…………

后来统计，来自我国2100个民间团体及众多个人的捐款，总额超过50万元。

而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让日本轮船直放温州，一次就给日本运去高达51万元的木炭、烟味、菜品、鸡蛋等物品。

仅来自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公布的三条捐款公告，就显示已收到捐款高达44万大洋。

面对日本大灾，中国放弃战争前嫌，在自己还非常落后的情况下，举全国之力相助，捐款捐物助赈，表现出纯洁的道德感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可是就在此前，日本人还为了永久占有旅顺、大连二港，永久持有南满、安奉铁路管理权，与北洋政府胡搅蛮缠；为报复中国人抵制日货的行动，日本军队在宜昌和长沙开枪射杀中国民众，酿成“宜昌惨案”和“长沙惨案”。

更令中国人民痛恨的，是日本人恩将仇报，在大地震后的第三天，突然疯狂屠戮在日华工，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东瀛惨案”。

当时在日本的温州华工大约有5000人，大多在工厂、码头充当苦力。

9月3日，大岛町八丁目的华工全部羁留在客栈里。当天下午，300多名日本浪人和当地日本民众跑到华工住宿的几家客栈，以让华工回家为由，把174名华工骗出客栈。当人们来到一片空旷地带时，日本人突然大嚷：“地震了，快卧倒！”华工不知是计，纷纷趴到地上，凶徒们趁机拿出藏在身上的砍刀、斧头，向毫无准备的华工身上砍去……

惨案发生后，日本当局在遇害者尸体上浇上汽油焚烧，而后将表层土铲除运走，铺上新土，以达到毁尸灭迹的目的。

日本人为何向华工下此毒手？又是谁组织了这场大屠杀？

发动这场大屠杀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裕仁皇太子。当时的日本天皇大正体弱多病，平庸无能，裕仁以皇太子名义摄政。

地震过后，他调集3.5万军队到灾区巡逻，名为维持灾区秩序，实际上却另有企图。

裕仁指责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冒犯神灵，导致了这场大灾难的发生，并无端指责他们趁火打劫。在军国主义分子的蛊惑下，日本人信以为真，开始了对朝鲜人和在日华工的大屠杀。

事后统计，共有750多名华工遇害，6000多名朝鲜人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黑龙团”斩杀。

中华民族敦厚善良，爱好和平，在遭受日本甲午战争之辱、九一八之耻后，仍然不计前嫌，全民总动员，捐钱捐物赈济日本灾区。可是日人不但毫无感恩之心，反而恩将仇报，屠戮华工，实为禽兽之举！

其实我国对日本的援助从清朝时候就有。

《清史稿》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清政府曾“颁帑十万助赈日本灾”。

这是甲午战后中国对日本的首次经济援助。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恰逢中国大灾年，发生了历史罕见的丁戊奇荒，全国饿死人数超千万，在这种灾情下，可以想象粮食有多么的珍贵！

可是这年九月，日本发生水灾，又来向清政府求助。

慈禧太后二话没说，给日本送去了六十万石救命粮。——“日本以水灾来告，输江、皖、浙、鄂诸省米粮六十万石济之”。

虽说慈禧败家，但赈济日本之举，却也是政府行为，体现了中国人的善良与仁慈。可是日本人感恩了吗？没有，仍然对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莎士比亚说，忘恩负义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忘恩负义的群众是一个可怕的妖魔。

大和民族是一个不懂感恩的民族，他们在逼仄的环境下缺乏安全感，没有是非对错，没有道德观念，有的只是生存和利益。他们从中国学走很多东西，却只知小节而无大义，对我们常怀虎狼之心，时刻在找机会下手。

关东大地震后，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再度爆发。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

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