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英，化名：张浩（1887—1942），八路军高级指挥员，湖北黄岗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曾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严厉批评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2月起先后任援西军政治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八路军第129师政训处主任（后改称政治委员）。后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兼工人学校校长。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1938年1月因病回延安医治。1942年3月6日在延安病逝。
林育英（林彪堂兄）化名：张浩（1887—1942）
1935年9月，张国涛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与中央闹分裂，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并于10月间成立第二“中央”。为使张国涛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苦苦相劝，但张国涛仍置若罔闻。此时中央急需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但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后，同共产国际就已失去联系1年了。正当毛、张、周、博等一筹莫展时，一位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携带同共产国际联系的电讯密码，从苏联越过蒙古大沙漠，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延安。
在向中央领导人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后，又应毛泽东之邀，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采取有理有节的方式，对张国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终配合中央促使张国涛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他，就是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首任政治委员的张浩。1942年3月6日他病逝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亲自为他执绋抬棺。尽管张浩不为今天一般读者所熟悉，但当年他却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中共中央挫败张国涛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为取得全党的统一团结发挥了独特而极为重要的作用，为党和红军团结一致北上抗日立下了大功。
张浩（中）和红军将领徐海东（右）、郭述申( 左）在一起。
第1章：历尽千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
1887年，林育英出生于湖北黄冈。湖北黄冈的林氏家族，在当地是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出了三个在中国现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人物——林育英、林育南、林彪（林育蓉）林氏三兄弟。林育南是卓越的工运领袖，与恽代英齐名，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秘书长、湖北省委代理书记，1931年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1922年，张浩经林育南与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陆续担任过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职务。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张浩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32年初，他担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总书记。在从事革命斗争时，他还曾用名林仲丹。1933年1月，鉴于张浩过去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又懂俄文，中共中央决定派他担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月下旬的一天，张浩从上海乘船离开中国，2月下旬到达德国汉堡，随后前往柏林。他在柏林住了一段时间后，化名李复生转赴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张浩参与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著名《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自1933年初中共中央离开上海迁往瑞金后，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便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破坏，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便完全中断。但这也促使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决定自己的路线与政策，遵义会议就是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召开的。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而统一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张浩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莫斯科期间，他广交朋友，积极工作，并多次与季米特洛夫、斯大林在一起交谈，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问题。
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商量，决定派一位同志回国。当时，从苏联回国有新疆、东北、蒙古三条路线。由新疆到延安路途太远，而东北为日军占领区，只有从蒙古回国路途较近，且国民党的势力较为薄弱，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但是沿途关卡重重，不能携带文件，只能记在脑子里。鉴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实际，共产国际认为，派回国的同志不仅要立场坚定，机智勇敢，还要有对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和一定的威望，并为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经过反复考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决定派张浩回国，提出派张浩回国，是陈云与陈潭秋的建议。
张浩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又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是中共代表团起草《八一宣言》的创作者之一，对宣言精神自然再熟悉不过了。由于路上不能携带文件，由张浩回国传达无疑是最佳人选，斯大林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征求张浩意见时，他愉快地接受了这项既艰苦又危险的任务。离开莫斯科时，他给自己取了个化名。这个名字可能是为了纪念早年在安源从事革命斗争时营救过自己的一位名叫张仲华战友的浩然之气而取的。张浩这个名字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叫的，并因他后来担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而为大家所熟悉，林仲丹、李复生、林育英这三个名字反倒不为人知。
张浩扮作商人，携带密码，骑着骆驼，与在苏联一同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一起踏上了回国征途。一路上，他们爬山涉水，忍饥挨饿，历尽千辛万苦。在蒙古大沙漠，他们遇上了一场大沙暴，险些被沙暴吞噬。经过1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终于在1935年11月到达陕甘交界的定边县，并很快与定边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瓦窑堡会议遗址。
第2章：对党在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11月中旬，张浩对定边县党组织的人说自已叫张浩，有重要事情向党中央汇报，请他们将自已送到中央去。当时定边县党组织的负责人不认识张浩，对他有些怀疑，于是即向中共陕甘晋省委发了电报。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接到电报后，也不知张浩是何许人也，遂电话请示了当时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
张闻天认为，张浩可能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同志，应派人去接，遂派邓发代表中央到定边县去接张浩，还发电报指示定边县党组织，要好好照顾张浩，并注意他的安全。张浩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寒暄之后，张闻天给张浩安排了食宿。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当时他们是1个月前刚结的婚）听说客人来了，赶忙从窑洞里出来，将张浩安排在了张闻天隔壁的窑洞。刘英看到张浩挑着一副货郎担，反穿光板羊皮大衣，高大魁梧。挑着货郎担，除了掩护的需要，还有就是走乡串户卖点针头线脑维持生计。
刘英问他一路是怎么来的，不喜欢张扬的张浩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有车坐车，没车走路。”就这么简单的8个字，把这次无比艰险的行程概括下来了。他是如何跋涉茫茫千里沙漠的，现在无可考察。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有陈云等送行；到达陕北时，有张闻天接待。至于中间怎么走，不得而知，永远成为了历史之谜。
在瓦窑堡，张浩还见到了博古、刘少奇、李维汉等中央领导同志。12月8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张浩同他作了长谈。当时正值直罗镇战役取得胜利不久，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愉快，忽然接到报告，说共产国际派回了一位叫张浩的代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已经一年多了，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长征的事情，共产国际的态度如何？中共中央领导层在遵义会议后发生的变化，共产国际是何态度？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中国处于危急关头，共产国际有何办法？这都是毛泽东极为关心的。毛泽东也非常想知道共产国际的最新政策，但由于直罗镇战役后军务仍旧繁忙，12月8日，毛泽东才致电中央，要求在直罗镇与瓦窑堡之间的安塞与张浩见面。
虽然中央的总负责人是张闻天，但是实际上的领导核心已经是毛泽东，这是大家都清楚的。所以张闻天马上带着张浩赶往安塞。谁知毛泽东想见张浩心切，竟于12月13日径直赶到了瓦窑堡。14日晚，张闻天、张浩得知毛泽东已回到瓦窑堡，于是连夜骑马又赶了回来。张浩与毛泽东见面了。这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两人在武汉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毛泽东急于了解共产国际的最新策略，寒暄之后便立刻进入正题。张浩对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下了一番背诵的功夫，加之自已又亲身参加了会议，所以谈起来既有条理，又很自然，很多重要的段落除了背诵了原文外，还用自已的语言作了必要的阐述。
15、16日，毛泽东与张浩进行了长谈。毛泽东想知道什么，张浩就尽力满足他，毛泽东感到很满意。12月中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专门听取了张浩关于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传达。大家认为，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是十分正确的，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也应适时制定新政策。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商量决定，马上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
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张浩在会上进一步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制定和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制定新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解决了党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来得及解决的路线和策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瓦窑堡会议的准备和召开张浩有着重要贡献。他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到达陕北，及时纠正了“左”的政策。
关于张浩对瓦窑堡会议的贡献，刘英后来回忆说：“我曾听闻天讲，张浩回国对我们帮助很大，给我们打通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帮助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不久，中央开会决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张浩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另一贡献，是带回了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密码。瓦窑堡会议在12月23日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准备以六个月（二月至七月），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这说明，在张浩回来后，中央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但因为陕北没有大功率电台，一直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
1935年12月，上海地下党组织将一台100瓦特的电台送往陕北。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用张浩带回的电码向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了第一封长达2000余字的电报。7月2日，中共中央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回电。当天11时，张闻天致电博古：“国际电台已畅通。”至此，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恢复了电讯联络，这对于促进和推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鉴于张浩在中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也为了更好地做张国涛的争取工作，中央政治局决定，张浩与彭德怀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这反映了党中央对张浩的允分信任。
1938年9月29日，林彪（左一）、张浩（中）、毛泽东（右一）在一起。
第3章：张浩按中央政治局决定说服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
瓦窑堡会议刚结束，张浩就向毛泽东请求分配新的任务。他坦诚的表示：“我的任务一定完成，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党员，请中央分配工作。”中央很快决定由张浩做说服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工作。中央考虑由张浩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的原因有三：第一，他党性强，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主张团结，一向坚决主张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第二，他在党内资格比较老，多次承担党的重任，在党内有较高的威信；第三，他有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张国焘成立的第二“中央”没有经过代表大会的民主选举，更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和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重大问题及组织变动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因此由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张国焘的工作是最合适的。
张浩愉快地接受了党中央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并以“林育英”的名字向张国焘发去了第一封电报。
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公然致电中共中央，狂妄地声称“此间已用党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不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该称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的名义”。张国焘还自封为“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并下令“通缉”。对中央来说，处理张国焘个人是容易的，但要他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就需要做艰苦的工作了。
张浩看到张国焘自立“中央”的电报后，极为气愤。他很了解张国焘的为人，在大革命的武汉时期，他参加工人运动。张国焘担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两人曾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前后楼。看到有关会议的文件和张国焘的电报后，张浩立即旗帜鲜明地坚决维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维护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团结统一。此时陕北还没有大功率的电台，虽然有密码，但仍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上，无法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张国焘与党中央相持不下成僵局时，张浩的作用是无人能替代的。
毛泽东知道张国焘比较听共产国际的话，所以就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张浩。张浩也有为难之处，他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张国焘还未另立“中央”，共产国际并未赋予他解决张国焘问题的任务。但现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不上，而张国焘分裂党的问题又迫在眉睫。张浩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定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解决这一令党中央为难的棘手问题。
1936年元旦，毛泽东给朱德、张国焘发电报，告知共产国际已派代表林育英来，并表示“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张国焘仍不愿带部队北上，心存侥幸地幻想共产国际代表张浩能支持他。于是张国焘给张浩发了一封电报，诬告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在电报的末尾，张国焘以“党中央”的名义表示：“最后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就给张浩的工作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1936年1月16日，张浩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去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请转四方面军张国焘同志：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来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林育英19日9时。”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张浩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张国焘分裂党、危害红军的问题。与会所有领导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极为愤慨，纷纷发言谴责张国焘，并作出决定：“党中央除去电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8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为配合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个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又建议给张国焘发电。第二天，张浩给张国焘、朱德发去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线，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的电报，内容如下：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24日。”
该电较前一封电报相比，这封电报口气上严厉些，从正面肯定了中央的政治路线，表明它是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还指出中央的原则争论提交共产国际解决，没有作任何商量的余地。为解决党内纠纷，张浩让张国焘“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使之能愿意接受。同日，张闻天也致电张国焘，同意张浩的建议，组织关系上可以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表示张国焘可以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
张国焘看到电报，心里颇不是滋味。张浩的电报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就意味着张国焘的主张和做法是错误的，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从心里讲，张国焘很难接受张浩的这个电报。只是由于张浩的电报中说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他才不得不考虑张浩的意见。他如再一意孤行，带部队南下，就要负上“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中的二号人物、总政委陈昌浩也开始转变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张国焘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1942年3月8日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张浩抬棺。
与此同时，在朱德等同志的斗争下，张国焘南下的计划受阻被迫接受了成立由自已担任书记，任弼时担任副书记的中共西南局，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一过渡性的办法。接着，张浩接连致电红四方面军，传达“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及其原因，并电告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各项细则和《八一宣言》的要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时解决张国焘分裂主义、谋求团结的政治基础。这些电文令人耳目一新，使朱德、徐向前等红军将领“深有‘柳暗花明’之感”（徐前向语）。
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并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
为了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有同志提出，这边可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个过渡性的办法，大家认为比较合适，张国焘能够接受。经与中央协商，中央表示同意。”就连张国焘也不加掩饰地说；“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改变了……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了这个新指示，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立即对外展开活动。”
在中央红军北上节节胜利的同时，张国焘南下处处碰壁。他此时的心情很复杂：政治上毛泽东得到了张浩这个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他们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而左路军南下作战接连失利，形势日益紧张，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都激烈反对他的分裂行为，甚至就连一贯支持他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开始反对他，使他在政治上成了孤家寡人。严峻的现实使张国焘不得不承认：“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已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
过了几天，张国焘连续给张浩发了三封电报。在这几封电报中，张国焘的气焰再没有先前那么嚣张了。这一时期，张浩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了数封电报，要求他们取消伪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对南下红军的战略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第一为北上陕甘，并指出此方案在林育英动身离开莫斯科时已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第二为二、四方面军就地发展；第三为四方面军南下转战。张闻天、张浩指出：中央认为，第一方案为上策。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都一致决定接受中央的第一个方案。
鉴于此，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伪中央，并同意北上，因为张浩的电报里说斯大林希望主力红军向北发展，靠近苏联，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6月6日，张国焘召开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议，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在1936年7月2日收到王明从莫斯科发回的电报后，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完全恢复。7月22日，张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愽古联名给张国焘发去了电报：“国际电台从六月起畅通，望国焘兄将四方面军的情形及意见电告，以便转达国际。”
1936年8月3日、9月3日，张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愽古又联名给朱德、张国焘发电，欢迎他们前来会师，并说为“注重目前团结，过去的争论一概不谈”，还说林育英将亲自到前方去接他们。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浩、张闻天、毛泽东，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意见，部队马上前来与一方面军会合，先头部队会到达界石铺，决不再改变。随后，四方面军日夜行军北上，并按期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0月19日，张浩从保安启程，代表中共中央到宁夏同心城迎接二、四方面军。经过几天的急行军，二、四方面军于11月3日抵达同心城，张浩在关桥堡会见了朱德、张国焘。
随后，张浩在红四方面军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报告，向广大干部介绍了党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过了几天，张国焘回到保安。根据中央的指示，张浩又赶到保安，代表中央找他谈话，做他思想工作，希望他能认识自已的错误。随后，张浩与张国焘一同回到瓦窑堡。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张浩又多次找张国焘谈话，做工作。在争取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的过程中，张浩利用自己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为党和红军立下了大功，这也是张浩革命生涯中最光辉的一页。
1942年3月8日，许多人在张浩遗体面前，泪流满面。当天，毛泽东亲自为张浩题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在争取张国焘北上后，张浩还出任援救西路军的援西军政委，刘伯承任司令员。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8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援西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张浩任师政训处主任。10月，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后，张浩改任师政委。8月25日，张浩出席了党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就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策略问题作了重要发言。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11人中央军事委员会，张浩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9人组成，朱、彭分别为副书记。这无疑与张浩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回国传达国际“七大”精神和争取张国焘北上的重要贡献分不开。在一二九师工作时，刘伯承就亲切地称他为“国际代表”。1938年1月，病情严重的张浩不得不辞去一二九师政委的职务，回到延安养病。他的职务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任。张浩在援西军和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两年戎马生活中，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刘伯承、邓小平及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高度评价张浩不愧为：“艰苦忠实的模范”。
1942年3月6日，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3月8日，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向遗体告别。毛泽东亲自为张浩题写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党中央公祭张浩，万余人参加出殡，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将他的棺材抬到挑花岭上安葬。毛泽东还亲自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毛泽东亲自执绋抬棺，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张浩的器重程度多么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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