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从地理位置来看，因为朝代的不同，西域的疆域在不断地变化中，但它的核心区域基本没有变更过。“西域”这个名字第一次在正史中出现，却晚至汉代。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西域以其所代表的特定区域名称出现，自此西域逐渐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而西域文化也以其独有的特点影响着汉代文学。

从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起，两地区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就越来越密切，文化方面的交流也逐渐加深。西域文化对汉代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汉代上至皇室王族，下至普通百姓，都对其充满了好奇之心，整个汉代社会生活中异域文化的色彩较之前的国家都浓厚，影响更为深远。

《汉书·西域传》记载：“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

张骞回汉之后对汉武帝及官员大臣的报告，也是汉朝官方首次对西域的全面了解。自此之后，两汉与西域互通有无，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两汉与西域的交流正式开始，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在交往范围的逐渐扩大中，变得越来越广。

汉朝与西域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西域文化的出现，对当时的中原人来说，在心理上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大量不同于汉代传统的新奇事物涌入，大大丰富了当时中土人们对西域世界的认识与想象。使得人们对西域的认识逐渐从神秘化转入了半神秘半现实的状态之中，在心理上也逐渐开始接受西域的真实。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

纵观两汉，在不同时期，汉人对西域的心理态度就不相同。汉朝与西域的关系时和时战，到了东汉，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更是以战争为主基调，和西域的关系“三绝三通”。汉朝人民眼中的西域和朝廷对西域的态度紧密相连，这些主流的态度往往会在一定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可能会影响到文人在创作与之相关作品时的态度。

西汉前期，人们对西域的认识还基于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概念，新奇与恐惧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反应。从朝廷对西域的态度就能看出，汉高祖、文帝至景帝时期，朝廷与西域基本没有直接的联系，上层对西域的一些了解也大多来自于匈奴。

从汉武帝始，汉朝的政策发生转变，以战争为主要手段。这样到过西域的人数也较以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这个地方，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进而对西域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了解。以朝廷为主，下诏开始派遣驻兵屯田，以上层人士为代表，汉庭开始主动了解西域，并借以战争来达到统治者的目的。

而战争自古就是输赢兼备，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性的伤害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这一时段人们对西域的态度是恐惧与征服。这时的恐惧主要是对西域诸国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力量和地形本身的畏惧，征服则主要变现为西域对大汉的臣服，让人们看到了西域的渺小，和作为一个征服者的胜利姿态。

东汉与西域三分三合，在当时人们对西域认识不深的情况下，这样战争与和平的交替，除了引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之外，恐惧和担忧也同时存在，对于在中原的人来说，汉对西域的经营状况，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西域的态度。东汉时期，人们对西域的态度就是比较复杂，接受、新奇与恐惧相互交织并存。

经过西汉与东汉两朝，汉人对西域的认识从单纯战争性的接触到习俗生活化的接受，人们在逐渐揭开西域神秘的面纱，从而认识到更为真实、现实的西域。了解的越多，作品中表现西域物象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真实；另一方面，通过文人的描述，更多的人认识到西域这个地方，使当时的人们在心理接受的范围和程度上，对西域也有了一个更为直接深入的认识。

《博物志卷·之六》记载：“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

西域有着丰富的物产，这些与地大物博的大汉王朝相比，可能无法在量上与之相媲美，但在汉人眼中这是一片现实与神话交织为一体的神奇地方，这里的宝物与奇物足以引起他们的关注和好奇。从西域输入的事物，大多是当时的中原所没有的，特别是一些珍奇的动植物、玉饰、香料，比如孔雀、郁金香、胡椒、紫花苜蓿、迷迭香料等都是那时从西域传入中土的。

西域除了有奇特的物产之外，还有一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幻术伎艺。汉代作品中对此也有一定的描述。尤其是汉代的百戏，是西域大秦的杂技艺术传入中原后，与中原地区传统的艺术相结合，产生的新的西域化的乐舞表演。由西域传入中原的幻术有，“自支解”、“易牛马头”、“自缚自解”、“吐火”等。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永宁元年，掸国王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

汉代百戏中融合西域的这些伎艺是最多的，汉代百戏是融合了魔术与乐舞的一种舞台表演形式，“象人击鼓”、“赤身弄蛇”、“易貌分形”、“吞刀吐火”等都是受西域影响较多的表演形式。汉代文人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表演的盛况。扬雄的《羽猎赋》中提到了“吞火”表演，张衡在《西京赋》中对“漫衍”、“鱼龙”的注解，更加凸显了其强烈的异域情调。

人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差异表现是最直接的，从外貌上来看，西域与中原的人民差异非常大。随着汉与西域交往越来越密切，来汉的胡人也越来越多。长安、洛阳城中，来汉经商、学习的胡人很多，汉代诗赋小说中就有关于西域人物形象的描写，有独立成篇详细描述的，也有穿插于各种人物之间概述的。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其人皆深眼，多须髯。”

汉代时期，由于地域距离和交通方式的不便，到达西域的人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有很多人并没有亲历西域的经历，而正是通过这些到过西域的人，当时的人们得以了解了西域的风土人情，也能在想象中勾勒出西域人物的相貌、形态。在当时文人的作品中，就有这样一些作品是刻画西域人物外貌的，如蔡邕的《短人赋》中就写到“侏儒短人，僬侥之后”。

这些来自西域的人们，仰慕中原的文化，逐渐顺应中原的习俗，并在这里安家。这些人虽然已经适应了中原的生活，但是他们的外貌没有太大的改变，文人的作品也让当时的人们更具体的了解了西域人与汉人的不同之处，有很强的对比性。

胡地因为西部偏远地区，环境恶劣，形成了与中原地区不同的习性。扬雄的《长杨赋》描写中，“明年，上将军夸胡人以多禽兽……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从描写来看，这种做法很是残忍，但从另一个角度反衬了胡人的威猛和魄力。这样的胡人，汉人很难与之相处，这些行为与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恪守礼仪为上的汉人格格不入。

《览海赋》记载：“朱紫彩烂，明珠夜光。松乔坐于东序，王母处于西箱。”

关于西王母的传说很早就有，而它的起源地就在西域。西王母生活的地点不断地变换，但应该距汉不远，玉门关之外，大概在今青海一带。西王母的故事在中土地区流传很广，随着故事内容的增加，西王母的形象也在不断地变化当中。汉代时期，神仙思想和神仙崇拜非常盛行，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尤其是在汉武帝统治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狂热。

西王母作为一个神的代表，必然成为当时人们顶礼膜拜的一个对象。这一时期民间不断有祭祀西王母的活动，人们把西王母当作一种精神信仰，将希望与祝福寄托在她的身上。可见西王母形象在汉代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人们内在的精神支柱，在形象上也越来越接近于汉人。

纵观汉代辞赋、诗歌、散文、小说，汉代文学整体呈现出“诡奇”、“巨丽”的风格特点，这其中汉代乐府诗因为受到西域音乐的影响，呈现出质朴悲壮的特点，这些风格不是单方面某个因素可以形成的，文化交融的大背景是产生发展的根源，汉代本土文化是促使形成这些不同风格的原始土壤。

不同于汉代固有的主流文化传统，西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多文化融合的地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西域都处于重要的交通枢纽位置，是连接东西方文明不可或缺的枢纽，在中西方经济、文化发展融合中有着特殊的贡献。

西域文化由多种文化组合而成，多文化的交融及地域不同等因素，使它呈现出与中土文化不一样的风貌，展现的是汉代文化中缺失的一些东西。这些不同地域和民族文化所构建的新奇世界，成了汉代文人创作中的一个新的对象和表现内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汉代以“诡奇”、“巨丽”为主的文学风格的形成。

汉乐府乐曲中所用的乐器部分来自西域，比如箫、胡笳、羌笛、琵琶、箜篌等，这些乐器大多音色低沉，有悲壮苍凉之感，这也是胡地乐器特有的风格。而乐府诗的基调大多主要以“悲”为主，“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其所特有的音乐风格方面的特点，与汉朝杂言诗、边塞诗的创作风格有很大的关联。

器物在西域文化中占较大的比重，一定程度上也是西域文化特点的反映。西域文化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有很多历史未解之谜，这使得神秘性成了它最大的特点。伴随着神秘性而来的就是人们对它巨大的好奇心，这些好奇心就足以说明它与当时的传统文化是不同的，这样的差别在文学表现中，往往会不同。

在汉代文学作品中，这些特点在文人加工创作的时候，因为对事物本身不完全的了解，创作中就可能带有明显的误解、夸饰、虚构、想象的色彩，无形中夸大了它的本来特性，事物本身的特点被无限的放大，故而“神奇性、奢华性、趣味性”的特点既可以看成是西域文化的特点，也可以是文人通过在作品中描述西域物事，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风格特点。

汉代文学中，文人们对西域文化的接受和再创作，是西域文化在作品中呈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汉代文学偏于诡奇，甚至怪异的风格，是诗赋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显现出来的。越是不真实、不确定的，给创作者留下的创作空间就越大，西域文化的本身就是如此，人们很难认识它的全貌，这也是人们对其进行大胆想象、虚化的重要原因。

西域与汉代同处历史长河之中，它们的交流与碰撞不是偶然的，时代的大背景给了它们一个开阔的平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使双方有了很多共鸣之处。文学与文化关系密切，一个时代文化的走向往往会影响到文学的发展，文学往往也会成为时代的记录者，汉代文学就是汉代与西域往来的标本。

异域的风土人情，瑰丽的文化特点，都让西域对汉代文学作品和汉代文学风格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创作素材、人物形象到内容的多样性，西域地貌、物产、伎艺、神话等在文学作品中都有直观的体现，这些意象不用进行加工或文学性的描写，使中原文学作品呈现出异域的风采。

西域这片神秘的土地为文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文人的想象创造力，强化了文人的铺张夸饰之风，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了汉代文学的风格特点和艺术特征，所以可以认为西域文化是形成汉代以“奇”“丽”为主的文学风格特征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