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段苏权在锦州攻坚战中被刘亚楼怒斥，从纵队司令员降为了作战处长

引言：

世人皆知辽沈战役中锦州攻坚战的辉煌胜利，却鲜有人知在这场战役中，曾有一位纵队司令员因一系列失误而被降职。1948年秋，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在指挥部内怒斥道：＂你们是吃草的还是吃饭的？＂这句话至今仍在军史中广为流传。说这话时，刘亚楼面前站着的，正是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段苏权。作为一支能征善战的主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段苏权为何会遭此批评？更令人不解的是，战役结束后，他竟从正军级的纵队司令员降为了师级的作战处长。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一、锦州攻坚战的战略背景

1948年深秋，东北的战局正处于关键时刻。锦州，这座位于辽西走廊咽喉要道上的军事重镇，宛如一把钥匙，掌握着通往关内的战略要道。当时的国民党军在锦州布防严密，仅城内就有10万重兵把守，城外还有援军随时准备增援。

林彪同志在9月下旬召开的作战会议上，面对着挂在墙上的巨幅地图，久久不语。参谋人员汇报说，锦州城四周筑有两道壕沟，内城墙高二十余米，且建有暗堡和地下工事，防御工事之坚固，在东北地区首屈一指。

就在这时，毛主席的电报传来了。电报中说：＂只有先打下锦州，才能切断长春之敌的退路。＂这是继8月份以来，中央军委第三次催促打锦州。

林彪深知此战的重要性。若打下锦州，不仅能切断长春之敌的退路，更能分割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为歼灭东北全境之敌创造有利条件。但若是打不下来，不仅会造成重大伤亡，更可能影响整个辽沈战役的进程。

为确保万无一失，林彪和刘亚楼反复研究作战方案。他们决定抽调东北野战军最精锐的五个纵队参与攻城战斗。其中，第四纵队、第七纵队、第八纵队、第九纵队和第十一纵队为主攻部队，另有数支部队负责阻援任务。

1948年10月12日凌晨，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在前线指挥所召开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会上，他特别强调：＂锦州城内不仅有范汉杰的第五十三军，还有吴澄宇的七个旅，敌军总兵力达十万之众。我们必须打好这场硬仗！＂

当天下午，各纵队陆续到达预定位置。第八纵队担负着攻打锦州城南部的重要任务。这时的段苏权还不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让他的军旅生涯发生重大转折。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战役打响前夕，情报部门获悉国民党军正在调动新的兵力。沈阳方面准备空运一个整编军进驻锦州，这个消息让前线指挥部立即调整了作战部署。新的任务随即下达：必须抢在敌军空运增援之前，控制锦州的两座机场。

二、第八纵队的战前准备

在锦州战役打响前，段苏权已有丰富的作战经验。1937年参加八路军后，他从一名普通战士逐步成长为团长。抗战胜利后，段苏权率部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在四平战役中表现出色，被提拔为师长。1947年，因在夏季攻势中的突出表现，他被任命为第八纵队司令员。

第八纵队在东北野战军中素有＂铁军＂之称。这支部队自建立之日起就屡立战功，在1947年的夏季攻势中一举突破新开岭防线，攻克辽源。1948年初，又在四平战役中连续突破敌军数道防线。这支纵队不仅战斗力强，更以严明的军纪著称。

10月10日，第八纵队接到锦州攻坚战的作战任务后，立即展开战前准备。段苏权召集各师团主要负责人，在指挥部研究作战地形。锦州城南部是八纵的主攻方向，这里有一处战略要地——小紫金山。这座不足百米的小山，却是控制锦州南大门的关键。

为了打好这场硬仗，八纵进行了细致的战前准备。工兵连连夜制作了大批攻城器材，每个连队都配备了爆破组。医疗队在距离前线三公里处设立了野战医院。通信连架设了新的电话线，确保战时指挥畅通。

在选择攻城主力时，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经过反复权衡，最终确定由四纵、七纵、八纵、九纵和十一纵五个主力纵队担任主攻任务。这五个纵队都是久经沙场的精锐之师，但每支部队都有其特点。四纵擅长运动战，七纵特长是近战，八纵则以顽强著称，九纵机动性强，十一纵则善于夜战。

10月11日，段苏权带领八纵指挥部成员，对预定进攻路线进行了最后一次实地侦察。在望远镜里，锦州城的轮廓清晰可见。城墙高大坚固，每隔五十米就设有一个碉堡，敌军的机枪阵地构筑得密不透风。

就在这时，一份新的情报送到了指挥部。原来，敌军在城南不仅布置了重兵，还在小紫金山后方埋设了大量地雷，并在山腰修建了永固工事。这些新发现的情况，让原定的进攻方案不得不作出调整。

段苏权立即下令：工兵连要在天黑后秘密排雷，突击队要准备好爆破器材，各部队必须在凌晨三点前到达指定位置。同时，他还特别强调，此战关系重大，各级指挥员要严格执行上级命令，不得擅自行动。

然而，就在这些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命令打乱了八纵的部署。刘亚楼突然下令要求封锁机场，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却因为两个机场的特殊位置，让八纵陷入了两难境地。

三、段苏权在战斗中的三次重大失误

10月12日晚间，锦州战役正式打响。第八纵队按照既定计划，向城南发起猛烈进攻。然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段苏权接连犯下三个重大错误，这些失误不仅影响了战局的进展，更最终导致了他的降职处分。

第一个失误发生在战役开始的第一个晚上。当时，刘亚楼下达了明确命令：各部队必须在凌晨三点前完成对两个机场的封锁。段苏权接到命令后，没有立即调整部署，而是继续按原计划让主力部队攻打小紫金山。等到发现情况不对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这个决策直接导致国民党军利用机场空运进一个整编旅，大大增加了我军攻城的难度。

第二个失误更为严重。10月13日下午，在攻打南城门的战斗中，第八纵队突破了外围防线，并控制了一段城墙。按照统一部署，此时应该等待其他纵队同步推进，形成合围之势。但段苏权见战机难得，未经请示就命令部队继续前进。结果遭到敌军预先设置的火力网打击，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当晚的作战会议上，刘亚楼严厉指出：＂这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协同作战！＂

最致命的第三个失误出现在10月14日。当天上午，敌军利用第八纵队防线出现的一个缺口，对我军发动反冲击。段苏权接到前线告急电报后，不顾参谋长的劝阻，擅自调动预备队增援。这个决定违背了战前定下的＂预备队未经司令部批准不得动用＂的铁律。更糟糕的是，这次调动打乱了整体部署，导致后续的战斗计划不得不临时调整。

这三次失误的后果很快显现出来。原本预计三天可以攻下的南城门区域，整整拖延了两天才最终突破。而因为机场封锁不力，敌军得以空运增援，使得整个战役的伤亡人数超出了预期。

10月15日上午，在前线指挥所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刘亚楼拍案而起。＂你们是吃草的还是吃饭的？＂这句严厉的质问，不仅指向段苏权的指挥失误，更是对战场纪律的重申。当场，刘亚楼宣布免除段苏权的第八纵队司令员职务，改由副司令员暂时代理指挥。

在这次会议上，刘亚楼还指出了段苏权犯错的根源：＂不是能力问题，而是纪律问题。在战场上，个人的判断再准确，也不能凌驾于整体战略之上。＂为了确保战役的顺利进行，刘亚楼当即调整了指挥体系，加强了各纵队之间的协同作战。

这次严厉的处分在前线部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老战士都说，段苏权是个好指挥员，但这次确实犯了不该犯的错误。更有参谋人员分析说，段苏权的问题在于把部队打顺手了，反而忽视了严格执行命令的重要性。

四、段苏权被降职后的锦州战局变化

段苏权被免职后，第八纵队的指挥权临时交由副司令员李志远代理。在这个关键时刻，刘亚楼亲自到八纵前线指导工作，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首先，他命令八纵与相邻的第七纵队加强协同，两个纵队的进攻时间必须严格统一。其次，对预备队的使用权上收到军区司令部，任何调动都必须经过刘亚楼亲自批准。

这些调整立即显现出效果。10月15日下午，第八纵队与第七纵队默契配合，采用＂两点一线＂的突破战术，终于攻克了困扰多时的小紫金山阵地。当晚，两个纵队乘胜追击，一举突破了南城门外围的第二道防线。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仅打开了进攻锦州城的突破口，更证明了严格的指挥体系对于大规模作战的重要性。

10月16日，战斗进入最关键阶段。在新的指挥体制下，第八纵队各项行动都严格按照统一部署进行。当第四纵队在东面发起佯攻时，八纵立即配合发动猛烈炮击，吸引敌军火力。随后，第七纵队抓住战机，成功突入城内。这种默契的配合，与此前段苏权任职时独断专行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

战役进行到第五天，也就是10月17日，锦州城内的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由于我军严密封锁了两处机场，国民党军援军迟迟无法到达，城内守军弹药补给开始出现严重不足。这时，第八纵队获得一个重要情报：敌军司令部已转移到城西北角的一处地下工事。李志远立即向军区司令部报告，并建议集中优势兵力对该地区实施突击。

刘亚楼采纳了这个建议，但做了重要补充：命令第九纵队配合行动，防止敌军突围。这个决定证明是非常正确的。10月18日拂晓，当第八纵队主力突入城西北角时，果然遭遇了敌军的顽强抵抗。正是由于第九纵队的严密封锁，才没有让敌军主要将领突围成功。

到10月19日中午，锦州战役取得全面胜利。在整个战役中，调整后的第八纵队表现出色，不仅完成了预定作战任务，伤亡人数也远低于预期。这场胜利充分证明了严格的指挥体系和协同作战的重要性。

在战后的总结会上，刘亚楼特别指出了第八纵队的转变。他说，这支部队在新的指挥体制下，展现出了更强的战斗力。这不仅体现在战术执行的准确性上，更体现在与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上。而这种转变，恰恰印证了此前撤换段苏权的决定是正确的。

这场战役的经验教训，被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为重要案例，编入了《战例选编》。其中特别强调了在现代化战争中，即便是最精锐的部队，也必须服从统一指挥，严格执行战术意图。而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指挥作风，已经不适应大规模协同作战的需求。

五、段苏权的后期战场生涯

锦州战役结束后，段苏权被调离东北野战军，改任华东野战军某师政委。这个岗位调整，实际上是给了他一个重新思考和学习的机会。在新的岗位上，段苏权开始更多地关注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基层建设。

1949年初，华东野战军展开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此时的段苏权已经对大规模协同作战有了新的认识。在军区党委会上，他主动建议在渡江作战前，加强各部队之间的协同演练。这个提议得到了总指挥员的肯定，并被列入战前准备计划中。

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段苏权所在的部队担任第二梯队任务。这次他严格执行上级命令，不再像在锦州战役时那样独断专行。当第一梯队遇到困难时，他立即向上级报告，请示是否投入预备队增援。这种谨慎而不失灵活的指挥作风，获得了军区首长的赞许。

渡江战役胜利后，段苏权在一份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锦州之败让我明白，现代战争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而是需要精密协调的体系作战。＂这份报告被军区政治部作为典型案例，在部队中进行了传达学习。

1949年下半年，解放军展开战略追击，向西南地区挺进。段苏权此时已经重新获得了重要指挥岗位，担任某军副军长。在进军四川的战役中，他特别注重与其他部队的协同配合。当部队准备强渡岷江时，他亲自与相邻部队召开联席会议，制定详细的协同方案。这次战役取得圆满成功，段苏权的指挥能力得到了充分体现。

1950年初，段苏权被任命为某军军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关于加强部队协同作战能力的几点体会》的发言。这个发言引起与会将领的广泛共鸣，其中提到的许多观点被写入了军队建设的相关文件中。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段苏权率部参加了上甘岭战役。这次战役中，他特别强调通信联络的重要性。在他的建议下，部队增设了多部电台，保证了各级指挥部之间的联系畅通。这个经验后来被总结为＂通信先行＂的作战原则。

1952年夏，段苏权在一次战役指挥中表现突出，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授勋词特别提到：＂在指挥艺术上有显著进步，尤其在协同作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这个评价，某种程度上是对他克服了锦州战役失误的肯定。

到1953年，段苏权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高级指挥员。在军队院校的一次授课中，他以锦州战役为例，详细讲解了现代战争中指挥体系的重要性。他说：＂没有任何一个指挥员可以凭借个人意志打赢现代战争，胜利必须建立在严密的组织和周密的配合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