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期限终到期，中央首长透露：毛岸英真相，可以向外界公开！

世人皆知毛岸英是毛主席的长子，却鲜少人知他年少时曾在上海街头流浪。1988年，一位年迈的老人终于等到了中央首长的一句话：＂保密期已过，可以说出来了。＂这位老人就是中共特科最后一位女特工李云。她颤抖着双手，终于可以将这个深藏心底数十年的秘密公之于世。这个秘密，不仅涉及到毛主席的儿子们，更牵扯出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历史。为何两个孩子会流落街头？他们又是如何被找到的？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特殊的寻人任务

1937年的上海，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初期。这座繁华的国际都市表面上歌舞升平，暗地里却暗流涌动。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以及各方势力的探子在这里织就了一张错综复杂的情报网。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上海地下党组织接到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寻找两位流落街头的少年。这项任务由时任特科联络员的李云和她的丈夫徐强负责执行。任务的特殊性在于，上级只告知这是两位烈士子女，却对他们的具体身份讳莫如深。

为了完成这项秘密任务，李云和徐强商定分头行动。徐强负责打探国民党监狱和警署的情况，确认这两位少年是否已落入敌人之手。同时，他还要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网，排查上海各个区域可能出现这两位少年的地点。

李云则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方式。她装扮成普通居民，每天带着菜篮出入上海各大菜市场。她特别关注了八仙桥附近的菜场，因为那里有几位热心的绅士太太定期施粥，经常会吸引大量流浪儿聚集。

在搜寻过程中，李云注意到一个重要细节：这两位少年与一般流浪儿不同。根据上级提供的线索，他们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说话也不像一般流浪儿那样粗俗。这让搜寻工作既有了方向，又增添了难度。

为了不引起敌特的注意，李云每次外出都要变换装扮。有时候她是提着竹篮买菜的主妇，有时候是卖布的小贩，有时候又装扮成卖花姑娘。她总是在人群中若即若离地观察着每一个符合年龄特征的流浪儿。

同时，徐强也在暗中活动。他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网，打探到这两位少年曾在法租界出现过。他们不像普通流浪儿那样乞讨，而是经常在书报亭附近徘徊，有时还会翻看地上散落的旧报纸。这个情报为搜寻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

当时的上海局势异常紧张，日军的特务活动日益猖獗，国民党的探子也在四处侦查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李云和徐强必须在完成任务的同时，还要确保自己的身份不被暴露。每一次外出搜寻，都像是在刀尖上行走。

二、烈士之子的艰难岁月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英勇就义。这位革命烈士留下了三个年幼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为了保护这三个孩子的安全，党组织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将他们转移到上海。

当时的上海，虽然局势复杂，但也是地下党力量较为集中的地方。党组织将三兄弟安置在中共创办的大同幼稚园。这所幼儿园表面上是一所普通的教育机构，实际上却是地下党专门安置革命烈士子女的秘密基地。

在大同幼稚园，三兄弟的身份被严格保密。园方登记时只写明他们是烈士子女，连真实姓名都不敢记录。这种谨慎并非多余，因为当时国民党正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毛泽东，开出了高达数十万大洋的悬赏。如果三兄弟的身份暴露，后果将不堪设想。

1931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年仅六岁的小儿子毛岸龙的生命。在那个医疗条件极其匮乏的年代，普通的发烧感冒都可能成为致命疾病。园方只能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悄悄地将这个幼小的生命埋葬。

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大同幼稚园的处境越发危险。1932年，多名地下党员在上海被捕，迫使幼稚园不得不暂时关闭。为了安全起见，园长将毛岸英和毛岸青带到自己家中收养。

在园长家中，两兄弟的生活并不轻松。虽然组织每月都会提供一定的抚养费，但园长家庭成员众多，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两个孩子经常挨饿受冻，有时还要承受园长家人的责骂。

特别是在1933年的一个寒冬，上海米价飞涨，园长家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两兄弟常常只能吃一顿稀粥度日。但即便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毛岸英和毛岸青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从不向外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1934年春天，局势进一步恶化。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的搜查行动越发频繁，多次差点暴露了两兄弟的藏身之处。园长家的处境也愈发艰难，家中其他成员对这两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多有怨言。

就在这种种压力之下，年仅十三岁的毛岸英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在一个雨夜里，他带着弟弟毛岸青悄悄离开了园长家，开始了在上海街头的流浪生活。这个决定虽然充满风险，但对两兄弟来说，这或许是唯一能够保护自己、不连累他人的选择。

三、兄弟俩的街头求生

离开园长家后，毛岸英和毛岸青开始了更为艰难的街头生活。在上海这座繁华都市的角落里，两个少年不得不以捡破烂为生。毛岸英总是让弟弟在相对安全的巷子里等待，自己则去更远的地方寻找可以变卖的废品。

为了躲避巡警和特务的盘查，两兄弟经常在法租界的边缘地带活动。这里治安相对松散，却也是地下党员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法租界的特殊地位，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同时，这里也聚集着各色人等，两兄弟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在南京路附近的一家旧书报亭，毛岸英发现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书报亭的老板是个年迈的文人，对这两个爱看报纸的少年格外宽容。每当天气恶劣时，老板都会默许他们在报亭后面的小屋里暂避风雨。这个偶然的庇护所，成了两兄弟在街头生活中难得的温暖。

1934年的一个雨夜，两兄弟在躲避巡警追捕时，意外得到了一位地下党员的帮助。这位党员是开设杂货店的老板娘，她将两个孩子藏在店铺的地下室里。从此，这家杂货店成为了两兄弟定期能够获得食物的地方。老板娘虽然从未询问过他们的身份，但暗中一直在关照着这对聪慧的兄弟。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毛岸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白天会装扮成普通的乞儿，但却总是保持着整洁的衣着。晚上则躲在法租界的一些偏僻角落，或是废弃的房屋里过夜。毛岸英经常提醒弟弟，即使是乞讨，也要保持文明有礼的态度。这种与普通流浪儿不同的举止，反而让他们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两兄弟之间建立了一套独特的联络暗号。每天早晨分开行动时，他们会约定好在某个特定的地点碰面。如果其中一人遇到危险，就在约定的地点画一个特殊的记号。这个简单却有效的方法，帮助他们多次躲过了敌人的追查。

有一次，毛岸青在街头被几个地痞盯上。这些地痞怀疑他们兄弟的真实身份，想要绑架他们去领取赏金。关键时刻，一位卖报的老人挺身而出，声称两兄弟是他的孙子。这位老人实际上是地下党安排的暗中保护者之一，但直到多年后，两兄弟才得知这个真相。

上海的冬天格外寒冷，但街头的艰难生活反而锻炼了两兄弟的意志。他们学会了在危险中生存，在困境中求进。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候，两兄弟也始终坚持每天阅读他们能找到的报纸和书籍，从不放弃对知识的渴求。

四、命运的转折点

1935年初春的一个清晨，李云终于在八仙桥附近的旧书报亭发现了可疑线索。一位老者说起两个与普通流浪儿不同的少年，他们经常来看报纸，言谈举止透露出不一般的教养。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李云的注意。

经过反复确认，李云和徐强决定在书报亭附近设伏。他们请来三位地下党员分别在周边几个路口盯梢，以防意外发生。同时，他们还动员了附近几家店铺的同志协助观察。这场寻人行动持续了整整一周。

终于在第八天的下午，两个衣着破旧但面容清秀的少年出现在书报亭。为了不惊动他们，李云装作买报的顾客，仔细观察着两个少年的一举一动。他们确实如情报所说，在翻看报纸时显露出超出年龄的见识。

接下来的考验是如何确认他们的身份。直接上前询问显然太过冒险，万一认错人不仅会打草惊蛇，还可能暴露组织的行动。李云想出了一个办法：她让同志们在报纸上做了特殊标记，这些标记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能识别。

果然，年长的少年在翻看报纸时，对这些标记表现出了明显的关注。这证实了李云的判断：这两个少年一定接受过地下党的基本训练。但为了以防万一，李云还是决定再做一次确认。

她让徐强假扮成叫卖糖果的小贩，专门在两个少年经常出现的地方兜售。在递糖果时，徐强用特殊的暗语试探。令人惊喜的是，年长的少年立即用正确的方式做出了回应。这个细节最终确认了他们就是组织要找的人。

但是接下来的营救工作并不顺利。就在准备接触两兄弟的关键时刻，一队日本特务突然出现在附近搜查。为了确保安全，李云不得不暂时中止行动。这一耽搁就是三天，等他们再去寻找时，两兄弟已经不见踪影。

好在事先做了充分准备。李云发动了法租界内的地下党员全面搜索，终于在一个废弃仓库里找到了暂时藏身的两兄弟。这次，李云没有再犹豫，直接出示了组织的信物：一枚特制的纪念章。看到这枚纪念章，两兄弟立即认出这是母亲生前常说的组织联络信物。

1935年3月15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组织派人将两兄弟秘密转移到了安全地点。为了掩人耳目，转移行动分三次进行，每次都换不同的路线和交通工具。期间，他们还经历了一次惊险的检查，幸好事先准备的假身份文件完美无缺。

这次成功的营救行动标志着两兄弟漂泊流浪的生活终于画上了句号。但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组织决定暂时不透露他们的真实身份，而是以烈士遗孤的名义安置。直到很多年后，这段历史才逐渐被揭开面纱。

五、新生活的开始

1935年4月，在组织的安排下，毛岸英和毛岸青被送往上海郊区的一所特殊学校。这所名为＂育才学校＂的机构表面上是一所普通的私立学校，实际上是地下党专门为革命者子女设立的教育基地。

在育才学校，两兄弟第一次获得了正规的教育机会。学校采用了独特的教学方式，除了基础课程外，还开设了外语、音乐等特殊课程。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学校严格控制对外联系，所有师生都使用化名。毛岸英和毛岸青分别用＂李小山＂和＂李小河＂作为化名。

学校的生活虽然清苦，但秩序井然。每天清晨五点半，学生就要起床参加早操。早餐通常是一碗稀粥配咸菜，但两兄弟从不抱怨。他们在课堂上表现出超常的学习热情，特别是在历史和语文课上，常常能提出独到的见解。

1935年夏天，学校遭遇了一次突然检查。国民党特务声称接到举报，说学校窝藏共产党人。关键时刻，校长沈子修展现出非凡的应变能力。他立即组织学生表演事先准备好的文艺节目，并向特务展示了伪造的办学许可证。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最终被巧妙化解。

为了加强安全防范，学校开始实行更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学生被分成若干小组，每组配备一名教师专门负责。两兄弟被分在了张老师的小组，这位老教师实际上是地下党的老党员，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1936年初，局势进一步紧张。学校决定将部分学生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毛岸英和毛岸青跟随另外十几名学生，被秘密转移到了浙江一个偏僻的山村。这里虽然条件更为艰苦，但也更加安全。

在山村的日子里，两兄弟除了继续学习外，还参加了农业劳动。他们和当地农民一起耕种，学习农村的生产技能。这段经历让他们对农村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也为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了基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组织决定将两兄弟送往延安。9月的一个夜晚，在几位地下党员的护送下，他们踏上了北上的journey。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他们走最偏僻的山路，昼伏夜行。

这段艰难的跋涉持续了将近两个月。途中他们经历了多次险情，有一次还差点被流匪发现。但在组织周密的安排下，他们最终安全抵达了延安。在这片红色圣地，两兄弟终于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父亲，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到达延安后，组织考虑到安全因素，仍然没有公开他们的真实身份。两兄弟以普通学员的身份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这里，他们像其他青年一样，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