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的最后一个周二，细雨绵绵。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前，早早就排起了长队。这是朱锐教授的《艺术与人脑》课，已经成为校园里最热门的”网红课”。
教室里挤满了人，连过道都坐不下。学生们从隔壁教室搬来椅子，有人干脆席地而坐。五点四十分，一阵轻微的骚动：朱锐来了。
他拄着登山杖，步履蹒跚地走向讲台。深色外套，厚厚的帽子，一双黑手套，这身装扮在春末的北京显得格格不入。但学生们都知道，这是为了遮掩化疗的痕迹。
“老师，能给我签个名吗？”一个短发女生怯生生地问。朱锐露出温和的笑容，像对待一件珍宝般认真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没人知道，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批签名。
“今天我们聊聊维特根斯坦和艺术。”朱锐的声音依然洪亮，仿佛和两年前一样健康。可他的学生胡可欣知道，课前老师刚吞下一把止痛片。
“老师最恨别人用‘可怜'的眼光看他。”胡可欣红着眼圈说，“他说要用学者的姿态完成生命的最后一程。”
一个月前，朱锐在课堂上宣布了个“好消息”：化疗停了，以后再不用请假。教室里瞬间鸦雀无声。大家都懂：不是病好了，而是治疗已经无效。
“别担心啊，”朱锐笑着说，“我现在可是双赢。假如明天走了，就解脱了；假如明天没走，又赢得一天。每一天都是赚来的。”
生病前的朱锐是个标准的“艺术家型”教授。蓬松的自然卷发，复古的圆框眼镜，总是衣着考究。这位留美归来的博士，精通古希腊语、拉丁语、德语、英语，在心灵哲学和神经美学领域建树颇丰。
更难得的是他的平易近人。”我把大家都当成平等的朋友，”他常说，”课堂上没有权威，只有探讨。”每节课他都留出半小时互动时间，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据理力争。
2022年8月，噩耦降临。确诊结直肠癌后，朱锐在多家医院辗转治疗。可他从不向学生提起病痛，上课时永远笑容满面。有时医生打电话催他去做化疗，他就轻描淡写地说：”你在打扰我上课呢。”
他的博士生赵海若说：”有次我去办公室找老师，看见他蜷缩在椅子上，疼得直冒冷汗。可一进教室，他立刻变成了那个神采奕奕的朱锐。”
去年秋天，朱锐还能和同事刘畅一起坐高铁去武汉开会。照片里，他头发浓密，笑容灿烂。可到了冬天，新一轮放疗后，他的状态急转直下。
“有次下课我想请教几个问题，”胡可欣回忆，”老师还是笑着，说：'我们改天聊好吗？我现在浑身都疼。'“说这话时，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一丝变化。
朱锐最爱的一幅画是北宋郭熙的《秋山行旅图》。每次提到这幅画，他的眼睛都会发亮：”看这幅画里的生命力！它告诉我们，艺术和死亡一样，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他把最后的热情都给了讲台。即使只能坐着讲课，声音也要保持洪亮；即使疼痛难忍，笑容也从未消失。”如果我哪天倒在讲台上，”他说，”别难过，那是我最骄傲的时刻。”
今年6月，医生给出最后通牒：只剩一个多月。朱锐第一次主动要求见学生。7月17日，七名研究生来到病房，带来一束橙红色的蝴蝶兰。
“选这个是因为看着温暖，能开很久。”胡可欣说。已经瘦得皮包骨的朱锐，硬是撑着说了40分钟。他没有谈论学术，只是叮嘱大家要善良、要勇敢、要坚持梦想。
临走前的合影，他举起瘦骨嶙峋的右手，开心地比了个“耶”。那一刻，泪水模糊了学生们的镜头。
8月1日下午1点15分，朱锐永远地离开了。按照他的遗愿，没有葬礼，没有追思会。他留下的最后一条微信，是给学生胡可欣发的鼓掌表情。那时他可能已经无力打字，但还是要为学生的学术进步鼓掌。
第二天晚上，细雨中，学生们自发来到人文楼前的寿山石旁。有人念起他生前最爱的诗：
“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也没有消失。
我是千万缕阳光中的一缕，
我是轻柔的秋雨。
当你在静谧的清晨醒来，
那和煦的微风就是我轻轻的问候。”
讲台上，朱锐的登山杖依然静静地立在那里。那是他生病后，好友刘畅送他的礼物。它见证了一位哲学家最后的倔强：站着生活，站着授课，站着离开。
“他就像个出色的魔术师，”刘畅说，”在夏日的阳光中，像蒸腾的泡沫一般消失了，只把最美好的形象永远留给了我们。”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了多久，而在于如何活过。朱锐用他的生命完成了最后一堂课，正如他在最后的毕业致辞中说：
“无论你在哪里，是在中心还是边缘，是高是低，是大是小，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用善良、智慧和坚韧，让那片天空因为你而闪耀。”
他没有消失，只是化作了千万缕阳光中的一缕，永远照亮着他的学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