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建国宾馆门前，万人空巷。2013年2月7日，这个煤城飘着细雨，却挡不住市民们的脚步。“耿市长请留下”的横幅铺天盖地，人群中不时响起抽泣声。
坐在车里的耿彦波，望着窗外哭红了眼的市民，这个以铁面著称的“山西省最严厉的市长”，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落下泪来。
“你说他是个疯子，可你见过哪个疯子能把一座煤城变成花园？”一位大同的老人颤巍巍地说。
时光倒回到1995年，37岁的耿彦波刚上任灵石县长。一个惊人的决定让整个县城炸开了锅：拿出5000万修缮王家大院。
“你疯了吧？”县委常委会上，一位老领导拍案而起，“咱们一年才收入一个亿啊！”
耿彦波站在会议室中央，目光坚定。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摞厚厚的资料，是他连续几个月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研究的古建筑考证。
“这座建筑群相当于1.6个北京故宫，修好了就是咱们的'聚宝盆'！”他的声音掷地有声。
没人信他。会后有老领导私下劝他：“年轻人，别太理想主义。”
耿彦波不为所动。每天天不亮，他就骑着自行车到王家大院转悠，有时蹲在角落里画图纸，有时站在高处构思规划。工地的工人都认识这个“怪县长”。
1996年，转机来了。中国民居学术会议在太原召开，耿彦波如获至宝。他一个个登门拜访与会专家，请他们来看王家大院。
深夜十二点，专家们刚准备休息，敲门声响起：“耿县长在楼下等着讨论方案呢。”
“这孩子，也太拼了。”专家们面面相觑。
凌晨三点，耿彦波还在滔滔不绝地讲他的设想。一位古建专家终于忍不住说：“小耿啊，你这个方案，真的很棒！”
王家大院渐渐有了名气，可耿彦波没等到收获的季节，就调任榆次了。离开那天，有人送来三个白花圈。他笑着说：”这待遇可以啊，不枉我得罪了这么多人。”
2008年，调任大同市长的耿彦波第一次去三道营房转悠。街道堆满垃圾，污水结成黄冰，远处的煤山黑压压一片。
当晚，他给规划局打了电话：“明天晚上8点，我要看整体规划！”
规划局班子彻夜未眠。第二天，他们自豪地展示省里批准的方案。谁知耿彦波三言两语就戳中要害：“城市布局太散，路网不合理，产业聚集度低。”
一周后，他提出惊人的“一轴双城”规划：古城整体保护，东边建新区，投资500亿。
“又疯了！”议论声四起。这笔钱相当于全市五年的财政收入。
耿彦波不理会质疑，扎进工地。他蹲下摸一把沙子就知道配比，瞄一眼地砖就能说出铺设问题。工人们私下叫他”老工程师”，都不敢偷工减料。
最难啃的是拆迁。有天，一个开发商送来500万，想保住违建。耿彦波二话不说，当场把钱捐给市政府。
“我对事不对人，违法必拆！”他的态度坚决得吓人。
工地上，他经常从早忙到晚，饭都顾不上吃。西装永远蒙着灰，皮鞋后跟磨得只剩一半。有次工人看他摇摇欲坠，赶紧扶住，才发现这位市长居然发着高烧。
“没事，再坚持一会。”他咬着牙说完，又钻进施工现场。
五年里，他在工地上晕倒了8次。秘书心疼地说：“您这么拼命值得吗？”
耿彦波抬头望着逐渐露出轮廓的古城墙：“一个市长任期才5年，想干的事太多了。等不起啊！”
有开发商找关系给他递条子，被他当场撕掉。有人威胁他，他就笑笑：“我这辈子，就是要跟歪风邪气死磕到底。”
2016年，大同的天空前所未有的蓝。街上的大爷大妈笑着说：“以前天上像扣了口黑锅，现在连白衬衫都敢穿了。”
古城墙修缮一新，华严寺重焕光彩，云冈石窟声名远播。耿彦波请来世界级建筑大师，每人在御东新区留下一座杰作。
“原来他真不是疯子，是个做梦的人。”街头巷尾，当年骂他最凶的人，悄悄改了口。
2019年，年满60岁的耿彦波从太原市长任上退休。有记者问他：“这么多年被骂，值得吗？”
他笑了：“你是想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我宁愿现在被骂个狗血喷头，也不想当个不干事的懒官。”
在大同文庙，他留下一副对联：“做个好官留个好名，自古善恶有公论。”
如今，他主政过的城市一座座展露锋芒。那些青砖灰瓦间，藏着一个固执市长的倔强梦想。大同市民给他起了个新绰号：“耿黄牛”。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老百姓需要更多这样的“疯子”，用执着和坚守，去追逐那看似不可能的梦想。
正如他常说的：“我不在乎个人得失，我在乎的是百年之后，人们会如何评价这座城市。”
他是逆风中的追梦人，是黑夜里的筑城者，更是一个真正懂得为民造福的好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