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毫无意义”：“虚无感”背后的社会原因

【导读】在凯恩斯看来，技术进步本应促成人类从劳动中的解放。但事实是，我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感受到的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一切背后可能存在更深的社会原因。你是否也曾焦虑于择业与就业问题？是否也对自己正在从事或将要从事的工作产生过“虚无感”？那这篇发表近10年的论文可能会给你一些启示。

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曾预测，到20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以至在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人们一周只需工作15小时。他的预测确实很有道理，当时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凯恩斯的这个预言。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的确具备实现这一预言的条件。但事实是这一愿景没有实现。

相反地，一项项技术组合起来，使人们工作的时间更长了。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各种各样实际上没有意义的工作应运而生。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大量的人把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浪费在做一些他们私下里认为其实没有必要的事情上。这种情况造成的道德和精神伤害是深远的。这是一道印在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伤疤。

即使在60年代依然被热切地期待着，为什么那个凯恩斯预言的乌托邦并未成为现实?如今的标准说法是，他没有预见到消费主义的兴起。在更少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娱乐时间之间，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者。

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道德寓言故事，但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它不可能是真的。的确，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新工作和新行业层出不穷，但这些新生行业很少与日常消费品相关，如寿司、手机或高级运动鞋的生产和分销。

那么，这些新出现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一份报告比较了1910年至2000年美国的就业情况(这与英国的情况基本一致)，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上个世纪国内工业和农业部门的雇佣工人和农民数量急剧下降。与此同时，“专业人士、管理人员、办事员、销售人员和服务业工作者”的数量增加了两倍，这一数字“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从四分之一增加到四分之三”。换句话说，正如预测的那样，生产性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自动化技术取代（即使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全球产业工人，从事生产性工作的工人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远不及从前。）

但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并没有大幅减少，自然也就无法获得更多的自由去探索自己的项目、兴趣、愿景和想法。甚至，我们所看到激增的数字并不是出现在服务行业，而是出现在行政领域，包括金融服务、电话营销等全新行业，而公司法务、学术研究、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等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这些数字甚至没有包括那些为上述行业提供行政、技术或安全支持的人，也没有反映出那些如为宠物狗洗澡、夜间外送披萨等辅助行业的存在，而这些行业的出现恰恰只是因为人们把大量时间花费在了“工作”上而无暇顾及其他。

以上这些就是我眼中所谓的“毫无意义的工作”。

就好像是有人为了让大家不断工作而编造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岗位，这正是谜团所在。根据经济学理论，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最不可能做的事情就是把钱花在他们并不真正需要雇佣的工人身上。然而，不知何故，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

虽然企业可能会缩减规模，但受裁员和加速生产影响最大的总是那些真正干着实事的人，比如从事制造、搬运、修理、维护的工人。然而不知为何，拿薪水的行政文书工作者的数量却一直在增加。越来越多的员工发现自己实际上和苏联工人没有什么不同，每周理论上工作了40甚至50个小时，但正如凯恩斯预测的那样，他们实际的有效工作时长只有15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花在了组织或参加动员大会、更新facebook的个人资料或下载一部接着一部的电视剧上。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解释的，我们需要把目光转向道德和政治领域。

统治阶级已经发现，如果人们拥有大量的自由时间、生活快乐且工作高效，这就会给社会稳定带来致命的危险(想想在60年代时发生了什么，而那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只不过是开始有了一点点那样发展的趋势)。

另一方面，他们一贯认为工作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义务，人们清醒的大部分时间必须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节奏中，否则他们就不配拥有好生活。这样的道德理念正好为统治阶级所利用。

有一次，当我在思考英国学术部门无止境的行政事务膨胀问题时，我想到了一种可能的“地狱景象”。在那里，一群人把大量时间花在他们不喜欢也不擅长的任务上。

比如说他们被公司雇佣是因为他们是优秀的橱柜制造工人，然后却被公司要求花大量的时间来炸鱼。因为需要炸的鱼数量非常有限，这项任务实际上也不需要由他们来完成。想到一些同事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做橱柜，他们感到非常不满，以至于难以将鱼炸好。

所以不久之后，这些人实际做的事情就是使得车间里充斥着无用的、炸烂的鱼。我认为这实际上非常精准地描述了我们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动力。

类似论点会立即遭到反对:“你有什么资格去评价某项工作是不是真正‘必要的’?那到底什么才是必要的呢?人类学教授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我本人作为一位人类学教授，我能够理解有很多读者会把我的职业视为‘无意义工作’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质疑显然是正确的，因为社会价值不可能有客观的衡量标准。

对于那些认同自己正在为世界做出有意义贡献的人，我不会冒昧地告诉他们事实上他们的工作并没有意义。但那些已经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的人，他们又该如何对待呢?

不久前，我联系上了一个我12岁后就没见过面的老同学。在此期间，他先是成为了一名诗人，然后做了一支独立摇滚乐队的主唱。我在收音机里听过他的一些歌，却并不知道这位歌手就是我的同学。他显然才华横溢，富有创新精神，他的工作无疑会给他粉丝的生活带来一些光彩。然而，在出了几张不成功的专辑后，他失去了唱片公司的合同，在女儿刚出生时被债务所困扰，最后，正如他所说，他最终“选择了许多没有方向的人都默许的选择:法学院”。

现在他是一名企业律师，在纽约一家著名的律所工作。他是第一个承认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对世界毫无贡献的人，在他自己看来，他的这份工作根本不应该存在。

这个故事中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

首先，它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对有才华的诗人和音乐家的需求似乎极其有限，但对公司法务专家的需求却是无限的，这说明了什么?(答案是:如果1%的人口控制着世界上大部分可支配财富，那么我们所说的“需求市场”反映的是他们认为有用或重要的东西，而不是其他大多数人的需求。)

但更重要的是，这表明从事无意义工作的大多数人最终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事实上，我不确定我遇到过哪个企业律师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上述几乎所有新兴行业的从业者都有类似的看法。

这是一种很严重的心理暴力。当一个人暗自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应该存在时，还谈什么劳动的尊严呢?如此怎能不让人产生深深的愤怒和怨恨？

然而，我们社会的统治者们精明地找到了一种方法，就像炸鱼工的例子一样，能够确保这些愤怒全部发泄在那些真正做有意义工作的人身上。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似乎有这样一个普遍的规则，即一个人的工作对他人的好处越明显，他/她获得的报酬可能就越少。

即使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但一个简单的方法是思考：如果某一个专业人士阶层忽然间消失会有什么后果?不管你对护士、环卫工人或机械师有什么看法，很明显，如果他们突然消失，我们的社会将立即陷入灾难。个人实际贡献越多，获得的报酬越少。

更反常的是，似乎大多数人都认为事情应该是这样的。这也为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某种潜在优势。我们可以从小报对地铁工人的态度上得到佐证：在伦敦地铁工人和雇主发生合同纠纷时，这些媒体煽动民众憎恨这些工人，因为他们的罢工使伦敦陷入了瘫痪。地铁工人能使伦敦瘫痪的事实本身就表明，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必要的，但这似乎恰恰是让人们恼火的地方。

在美国，这一点更加明显，共和党人成功地煽动人们对学校教师或汽车工人的不满（而不是对真正造成问题的学校行政人员和汽车产业经理表达不满），因为他们被认为工资和福利过高。

这就好像是在告诉他们:“你得教孩子!你得制造汽车!你得实实在在地工作！有这些就够了！还敢嚷嚷着要拿到中产阶级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

如果有人想要设计一种能完美维护金融资本权力的工作机制，那他/她是很难想出超越前文做法的方案的。真正有生产力的工人被无情地压榨和剥削，剩下的人被分成了两个阶层，一个是受到普遍谴责的失业阶层，另一个更大的阶层虽然领着工资但基本上什么都不做，他们的职位只是为了认同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感受 (如经理、行政人员等，其中统治阶级的财务代理人尤为突出)。

但与此同时，他们对那些从事具有社会价值工作的人产生了浓浓怨恨。显然，这个系统并不是被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是在近一个世纪的试验和错误中逐渐形成的。这是唯一能够解释为什么尽管我们的技术水平提高了这么多，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每天的工作时间还是远超3-4小时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