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吕品
作者介绍：吕正哲曾用名吕品。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市毛祁镇山后村，系吕正操三弟，1937年10月随吕正操参加革命。曾任冀中人民自卫军第26大队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装甲教导团团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战车师司令部副参谋长。后任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国家民航总局副局长。
正文：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冀中十分区，在很长时间里存在着许多股“外围军”。所谓“外围军”，就是我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武装。他们有抗日的一面，但又有危害群众利益、阻碍抗日政权建设的一面。因为他们纪律不好，当地群众称他们为便衣队。
十分区之所以长期存在外围军，主要是这一地区的斗争具有特别尖锐、复杂、残酷、激烈的特点而造成。当然也有其他种种历史的原因。对待外围军，我们在政策上犯过错误，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我们还是逐步提高了政策水平，纠正了错误，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改造成了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一、历史的经验
十分区位于京畿之地，又临近全国最大商埠之一的天津。在这里有着深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没落的王孙贵族和显赫的官僚政客，在本地有巨大权力。他们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占有大量土地。在地主豪绅的残酷压榨、剥削下，这里两级分化严重。富者良田千顷，穷者无立足之地。失去土地的农民，一部份生活无路，被逼上梁山，他们集结成股，杀人越货，绑架勒索，成了绿林帮伙。再加上这一带地形复杂，大清河下游，河湖、港岔，芦苇丛生，永定河两岸、密林沙丘，连绵起伏，极易隐藏，给绿林活动造成了有利条件。“七七事变”前，这里有以绿林为骨干，大部为破产农民的武装不下百余股。
“七七事变”爆发，国民党军队与政府官员溃败南逃。日寇只顾沿铁路线进攻，对广大农村无暇顾及，各种人物纷纷组织武装，绿林头头拉起的武装更是不少。
一九三八年二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从安平县北上，首先攻克新镇，坝县（霸县，现霸州）、很快建立了第五军分区(后改为第十军分区)，声势浩大，人心振奋，各种武装纷纷接受领导。绿林头头有的带领武装参加我军，编入主力，其性质起了质的变化;有的接受我军番号，名为我军一部，实际是外围军性质。编入我军主力的有王录祥、缑海楼、沈文瑞等部。这三人开始都任营长，后来成立八团，王录祥当了团长。加委的有张哈飞的游击一团，马维舟的游击二团，王瑞林的游击六路，以及几个游击大队。
一九三九年春，大清河北一方面敌人不断“扫荡”，建立据点，另一方面各级抗日政权和抗日群众团体相继健全，武装力量开始按主力军、地方游击队、民兵的体制加速建设，部队进行了整编和政治整训。来自绿林的武装，基本上都编入主力部队，这些成员到达主力后不少人抛弃了以往的恶习，努力学习，加紧改造，有的成了共产党员，成了军队的骨干。
如周正明同志幼年入绿林，是王录祥结拜弟兄，参军后英勇作战，屡立战功，成了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沈文瑞同志在一大队任营长，一九三九年房山县北龙泉战斗中光荣牺牲。刘子纲同志也来自绿林，任三十二团副营长，一九四〇年固安县田，郝二庄子战斗中，一人击毙几十名日军，最后英勇牺牲。缑海楼同志参军后入了党，日特、蒋特多次拉拢他，始终场坚定，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任邱县鄚州。
但也有相当的人在整编时和整编后，逃离革命队伍，有的重操旧业，成了土匪;有的叛变投敌，当了伪军。
这些人的逃离革命队伍，客观原因是环境日益残酷，斗争日益激烈，以及敌人的威胁利诱等等。但主要的还是这些人的阶级本性和我们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的。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数量不少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工人，这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果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由绿林头头组织的武装，大量成员是这种游民无产者，他们既反对日本人的“大东亚新秩序”，更不喜欢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秩序。这些人只恨天下不乱，以便乱中取利。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正是他们的思想。这些人没有什么政治目标，有奶就是娘，见钱小三辈，朝秦暮楚，反复无常。时常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敌我力量的消长，特别是我们政策的宽严程度，而决定其去留行止。当抗日政权逐步健全，社会秩序走向稳定之后，他们就感到受了限制，特别是编到主力后，对严格的纪律和艰苦的生活，他们更感难以忍受。因此，他们逃离部队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我们工作上的失误,主要是对他们的顽固的阶级性认识不足，对大清河北绿林帮伙的历史情况以及产生绿林的社会基础和他们的能量认识不足，因之引导不力，对他们要求过高过急，其结果适得其反。特别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发生了八团团长王录祥的叛变之后，对一些来自绿林的人产生怀疑，甚至杀了一些罪不当诛的原绿林头头，就更造成了这些人的离心离德，纷纷逃离。
一九四〇年十分区形势更为严峻，永定河两岸已被敌“蚕食”，在那里出现了所谓“红、黄、蓝、白、黑”各种势力激烈斗争的复杂局面。
“红”，指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政权;“黄”，系取“皇军”中皇的谐音，指日本侵略军;“蓝”指蒋特与汪特及汪记“伪军;“白”，指伪警备团、队，因伪军开始佩带白色领章，群众称之为“白脖”，从此伪军就统称之“白脖”了;“黑”，就是指土匪，群众称之为“黑队”，他们自己称“黑天档子”。在“黑”的里边不少是我改编他们时从我军逃跑者。
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根据上级指示，自一九四〇年夏季起，分区决定纠正“左”的作法，组建外围军，派出坚强的领导干部，以主力部队的小分队为骨干，收容、争取这些从我军逃跑者，同时动员一部份基本群众参加，组成由我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武装，坚持永定河两岸的对敌斗争。
二、北上支队
为了坚持永定河两岸的抗日斗争，和摸索对待黑色武装的经验，一九四〇年六月，分区组织了北上支队，抽调29团一个连作为支队的骨干，派李大卫同志为支队长。李是永清县韩村人，“七七事变”前系青年学生，事变后在家乡组织抗日义勇队。一九三八年二月，独立第一团攻克霸县后，李率部前来参加，被任命为第九大队(相当营)大队长。分区成立时编入一大队(相当团)，李任营长，不久任一大队参谋长，一九三九年改任分区司令部作战科长。选李大卫同志任北上支队支队长，是因为他“七七事变”后组织抗日武装，在这一带有一定声望，加以人地两熟，有比较广泛的社会联系。支队干部还有王雨田同志，任副支队长，田树藩同志任参谋长，朱万福同志任政治主任，徐承瑞同志任供给主任，还配备了两名参谋。这些同志都是共产党员，也多是当地人。
北上支队的基本政策是: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日本侵略军，团结教育“黑”的，争取“白”的和“蓝”的。对黑队只要不给日本人办事就广交朋友，愿意接受我指挥者，答应其不改编，不调离，甚至允许其到“六十大线”以外(即六十里外的敌占区)绑票。不愿接受指挥者则保持朋友关系，
北上支队到达永定河两岸后，第一个争取的是徐玉芝。徐是永清徐庄人，幼年入绿林，心毒手黑，人称“徐瞎子”，枪打得准，有胆量。李大卫任九大队大队长时,推荐徐为副大队长,九大队编入主力后徐又重组九大队，一九三九年新的九大队编入29团，任命徐为营长，徐怕艰苦,开小差回到永定河北又拉起一百多人的黑队。李大卫同志向徐宣传抗日道理，要他改恶从善共同抗日，并说明不离开永定河，不编入主力，徐欣然接受，徐部成了北上支队的第一大队。
不久，又收编赵宗正部为第二大队。赵也是永清人，曾在九大队任过中队长，一九三九年九大队编入主力后他怕吃苦开小差回家。赵回家后又组织了几十个人的队伍，其成员多为贫苦农民，但不愿离开家乡。
紧接着，又收编了于丰年部为第三大队。于系安次县北市村人，因家贫偷了地主一棵树，受过地主吊打，后来拉起了黑队，绿林中称之为“于老猛子”。于不仅作战勇敢，而且政治坚定，他的队伍成为支队中一个较好的大队。
时间不长，又收编孙瑞峰部为第四大队。孙是永清县张家务人，“七七事变”前给县治安团团长当过警卫员，一九三八年参加抗日，后曾编入我主力，因生活腐化曾受过处分，对我有成见，逃跑后重新拉起了黑队，经耐心说服后成为支队的一部分。
短短几个月，北上支队已是拥有四个大队五百多人，五百多支枪的队伍了。这时主力连回29团归原建制，支队领导同志经常回到分区报告情况，接受工作任务。
北上支队还与另一股黑队金部建立了联系，相互支援，共同抗日。金部的首领是位五十岁左右的老太婆，安次县后屯村人，人称金老太太，有人枪各百余，轻机枪一挺。她坚持“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作法，当地群众还多少念道她一点“好处”。我们的医生高雅轩同志给她的长子治过伤，她有感激之情，与我们友好相处，在我教育帮助下,她愿共同抗日。这位绿林头目,一套四合院，招待四方人(红蓝白黑都有来往),同吃一桌饭，共赏一台戏，是我们进行统战工作的有利之地。这股武装在百团大战期间，与北上支队几次配合作战，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同志于一九四一年春在饶阳县境曾接见过她，当时由李大卫同志陪同前往。吕司令的接见对她有很大鼓舞，抗日更为坚决。不幸，后来全家大都遭敌杀害。
由于北上支队广交朋友和宣传抗日救国，使这一带的绿林逐渐消除了对我之恐惧和成见，纷纷向我靠近;同时争取了部份伪军中立和暗助，坚持了永定河两岸的对敌斗争，并取得了团结、利用、教育黑色武装的经验。
三、东进总队
一九四一年春，十分区斗争环境更为严酷，大部地区成了敌占区或游击区，抗日根据地只剩下几十个村子。晋察冀分局和冀中区党委对十分区的工作作了不少指示，其中有一条即扩建外围武装。于是分区决定把北上支队扩大为东进总队。派缑海楼同志为总队长，李大卫同志为副总队长，还派曹玉振，吴兆声等同志到东进总队工作。
缑海楼又名缑长海，永清县李黄庄人，“七七事变”前是永定河两岸的绿林头目,与另一个绿林头目王禄祥是结拜兄弟,曾任过我三大队大队长，骑兵营营长，后来部整编，三大队和骑兵营均撤消，缑进抗大学习。缑对永定河两岸地理人情熟悉，与黑色武装的头目多有过交往。王禄祥投敌后任伪永清县警备团长，缑与王是故交，所以派缑海楼同志任总队长是非常合适的。
曹玉振系永清县河西营村人，行伍出身，抗战前在吕正操同志领导的国民党53军691团任班长，691团改为人民自卫军后，曾于一九三八年调独一团，五分区成立时，曹任分区副司令员，后又改任特务大队大队长，特务大队改为27团时曹进抗大学习。曹对这次的新任务充满信心，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从不计较职位的高低，是便衣队中较好的干部。
吴兆声为人随合，人称“吴二哥”,曾在永清县伪治安队任中队长，一九三八年二月独立团攻克霸县后，带一百多名伪军反正，在分区曾任过营长职务。
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日，冀察热挺进军司令员肖克同志对东进总队的工作作了明确指示(一九四〇年夏至一九四一年秋十分区的地方党、政工作由冀察热区党委领导，军队由冀中军区和冀察热挺进军共同指挥)。指出:“目前要加强对东进总队的领导，可以用八路军名义培养成为统一战线部队”，“对土匪和联庄，过去采取打击吃掉的办法，造成了我之孤立……要消除他们对我之恐惧心理，不一定调来整训，不要派干部，不要改编，要多交朋友。
东进总队成立后，缑海楼同志很快与王禄祥建立了联系。王投敌时原想会飞黄腾达，但日本人没有重用他，仅仅给了一个警备团长的差事，而且受日本人的气，与另一个警备团长康德林也有矛盾，因而有后悔之意，经我教育后接受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要求，暗助于我。
大兴县礼贤镇有一股较大的土匪，其头子为胡景荣、胡显荣兄弟。为了使该股土匪不与我为敌，李大卫同志曾亲到礼贤镇与胡氏二兄弟谈判。二胡与东进总队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中立，后来该部终于投降了日寇。
东进总队发展到三个支队，李大卫兼北上支队支队长，另两个支队支队长由曹玉振、程万朝担任。活动地区北至大兴县境，东至天津近郊，南至胜芳大苇塘，西至平大公路。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日军集中两万余兵力，对大清河北进行了空前的大“扫荡”，反复“梳篦”，“拉网”之后，进一步“细碎分割”，“驻屯清剿”，修筑公路、据点、封锁沟、墙，实行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不但大部队无法活动，分散的抗日人员也难以存身。整个十分区已风云变换，为敌人所控制。这时，我主力部队均转移到外线，县区游击队一部转到外线，一部溃散，东进总队却利用了他们与伪军的关系始终坚持在大清河北，但也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付出了重大代价。北上支队副支队长王雨田、政治主任朱万福、三大队长于丰年先后牺牲。一大队长徐玉芝、二大队长赵宗正相继投敌，这两个大队解体。
一九四二年夏，分区主力又返回大清河北，东进总队又得到发展的机会，到一九四三年春，总队有两个支队三个直属大队，一个直属中队。两个支队即东挺支队和北上支队，其具体情况是:
东挺支队支队长曹玉振，下属三个大队。
一大队长柯万田，人枪各百余，(轻机枪一挺):，成员多来自“红枪会。”红枪会乃永、霸两县交界处几十个村庄的迷信组织，日特企图利用他们“保家”的口号与共产党八路军作对，我们也利用这个口号策动他们抵制日伪掠夺。红枪会曾杀害过我县委书记高均，但我们没有因此而放弃对它的争取工作。对他们进行一定的打击之后，教育他们认清日本侵略军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不赶走日本人，中国人没有安生日子过。通过一系列的工作，争取了一部分编入我东挺支队
二大队长吴兆声，有人枪各百余。
三大队长孙峰迎是分区派去的干部，这个大队只有人枪各二十余。
北上支队支队长李大卫兼，下属三个大队
一大队长孙瑞峰，人百余名，有轻机枪两挺，掷弹筒两个，步枪百来支，都是从鬼子手中缴来的“三八”大盖。这是战斗力最好的一个大队。孙抗日坚决，对敌人有软有硬。但生活腐化，群众反感。
二大队长张竺天，系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民族意识，抗日战争中坚持了下来，但抗战胜利后投降了国民党，与人民为敌，一九四七年大王庄战斗被我击毙。
三大队长孙庆余，该队成员多是从金部拉过来的。一九四二年金老太太被杀害，该部人员多投奔于我。
总队直属队:
一大队长李国栋，永清县人，与王禄祥、缑海楼结拜兄弟，排行最后，故称“李老台”。有二百余人，轻机枪一挺，长短枪一百多支。
二大队长唐永恒，有勇少谋，有时把打仗当儿戏，绰号“唐混旦”。有百余人，轻机枪一挺，长短枪百余支。
三大队长刘殿中，有人枪各百余
特务中队长缑长江,是缑海楼之胞弟,由我主力第43地区队调来有人枪各百余。
东进总队在十分区最艰苦困难时一直坚持在大清河北，对抗日斗争是有功绩的。
一九二年夏，我部队重返大清河北时，有东总供应情报，配合作战，为我部队很快站住脚并恢复、开辟了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假如没有东总的存在，我们恢复根据地的工作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东总不断以巧妙的方式，打击敌特汉奸，使敌人普遍建立伪政权的企图受到阻力。一九四一年春，大队长孙瑞峰等三人，在永清县曹家务村东截获小汽车一辆，俘前来视察治安情况的日本少将特务大本清。一九四一年七月，北上支队在永定河大堤设伏，在伪团长王禄祥暗中配合之下，击毙永清县伪县长郭永年。一九四一年夏，又击毙一贯道道首日特“八仙姑”
由于东总与当地伪军有密切联系，通过他们的搭桥给我们进行伪军工作提给了有利条件。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我们对伪军的工作有显著成绩，争取了不少伪军暗中相帮或保持中立，东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便衣队的成员多来自绿林，他们有一套秘密活动的本领，在分散与集结，隐蔽与暴露，秘密与公开等战术运用上是很灵活的。在行动上他们有高度的诡诈性，通信联络也相当灵活，在我们刚刚返回大清河北时，夜行军与他们相遇时都是首先为他们所发觉。他们夜间三人活动;可以伪装为百十人的队伍，当发现情况时，前头人一问，中间人一接话，后头人再一答话就使人感到这是一个百八十人的队伍。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曾风趣的说过:“小部队隐蔽活动战术，不少东西我是从土匪那里学来的”
一九四四年二月，分区的参谋会议对便衣队的工作曾进行过总结，对东总便衣队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有一段论述，现全文录下:
“一年来东总便衣队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
(一)日寇利用汉奸流氓破坏抗日工作，我们又经过外围军争取了伪军的好转，共同欺骗敌人，掩护了抗日工作，特别在分区恢复工作以来，我们曾经通过他们的许多伪军关系，争取了抗日的两面派的普遍出现。
(二)镇压了敌特活动。敌人利用流氓浪人深入进行特务工作这不但有害于抗日工作，而且直接危害着伪军伪组织的合法存在，一年来我们经过外围军镇压了特务活动与特务破坏，
(三)严重地打击和大量地杀伤了敌人。分散活动的地区队，不但得到了外围军作战的配合，而且经过外围军的关系，也得到了内线的配合。如敌人的出动规律，敌人的“清剿”，伪军经常外送情报。一年来我们在反“清剿”当中是极其有利的。
(四)打击了伪组织，使敌人始终未建立起秩序来，永定河两岸的大乡、保甲制度，一直未顺利建起来。因此，敌人在永定河两岸未曾获得什么人力物力。
(五)牵制了大量敌人，便于我在其他地区的工作恢复与巩固，有利的配合其他地区反“扫荡”斗争。
(六)粉碎了敌人的迷信团体(即会门道门)控制农村的企图。由于有东总便衣队的武力威胁，对红枪会、先天道起到了很大的镇压作用。”
东进总队在永定河两岸的存在，给日寇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他眼看这一带的伪军有全部投降东总的趋势，于是，于一九四三年冬采取“内清外扫”的作法。“内清”,即把这一带的伪军大部武装缴械,而调来伪治安军第七集团军四个团代替原来的伪军，并划永清、安次、固安、坝县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直辖行政区;“外扫”，即日军与伪治安军相配合，彻底“扫荡”我东进总队。东总受到了严重损失，一部份英勇牺牲，一部份插枪隐匿。孙瑞峰的北上支队第一大队，在永清县仑上遭敌包围，英勇战斗一整天，孙瑞峰同志和大部份人员英勇牺牲，少数人突出重围。唐永恒同志在反“扫荡”中也英勇牺牲该大队成员一部份牺牲，一部份溃散。
经过这次反“扫荡”，东进总队大大缩小了。北上支队和总队直属大队仅保留了一百多人，编为一个大队由刘荣波任大队长，番号为东总一大队，撤离了永定河地区。曹玉振同志领导的东挺支队，因活动于津西地区，未受损失，其番号不变，指挥关系改为直属分区。总队直属中队并入了分区特务大队，
四、东进支队和武安永支队
在组建北上支队的同时，还有两支外围武装，即东进支队和武(清)安(次)永(清)支队。
东进支队的头头叫黄久征，坝县黄庄子人，因驼背，人称黄骡锅。“七七事变”前是绿林头子，抗日战争爆发，他组织了几百人的队伍，为高士一同志领导的河北游击军第5路收编;编成一个团，黄任团长(开始称旅长)。
一九三九年高士一部编为120师独一旅，黄仍为团长，120师离开冀中时，黄开小差回大清河北，又组织起百十人的队伍,为使这股武装不落入敌手,我将其委为“东进支队”番号。
一九四一年占领大清河北后,该支队活动于大清河两岸,一九四二年夏在白洋淀的采蒲台遭日军包围，进行了英勇抗击，黄囚水逃脱，后又扩大到六、七十人。但该部不接受教育，一贯残害群众。他们白天上炮楼是伪军，夜间下炮楼是土匪。一九四三年秋，强行缴了他们的枪，将其遣散，从此黄消声匿迹，直至日本投降后，他又露面成了围民党反动派地主还乡团，一九四八年为我胜(芳)坝独立营击毙。
武安永支队的头头叫刘凤泉，为人狡诈，善于投机，“七七事变”后随魏大光同志在津西组织武装，编为冀中军区第五支队，一九三九年该支队编为120师独二旅，魏任旅长，刘任供给部长。该旅也有一些绿林出身的人，编120师后逃亡严重,魏奉命带刘回津西收容逃亡人员，又组成了三、四百人的队伍。
魏大光同志一次外出与敌人遭遇，不幸牺牲，这股武装即由刘指挥。120师离开冀中后，我将该部命为武安永支队，并派去一批政工干部。一九四一年日寇对大清河北大“扫荡”时，刘动摇率部投敌，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对我派去的干部采取了留去自愿的办法,当然无一人留下。
一九四二年我主力返回大清河北后，刘又与我靠近，但始终是脚踩两只船，不愿率部反正。日本投降后成了国民党的忠实走卒，杀害了无数的基本群众和我地方干部。一九四六年我将其歼灭于葛鱼城。
五、几支抗日先锋队
一九四二年秋，我主力返回大清河北并站住脚后，针对一部分同志不愿保留外围武装的思想，地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外围军问题。会上统一了认识。确定了对外围军继续发展和因势利导逐步改造的方针。
根据此方针，不但东进总队得到了发展，而且又建立了几支抗日先锋队。
坝县东柏林庄人张永福，原是我军战士，战斗负伤失去左臂，从此人称“张胳膊”。张退役回家，一九四二年秋，组织了三十人左右的抗日义勇队，分区委以“新固霸抗日先锋队”。后来他的队伍又有扩大，争取了固安县彭村伪军二十余人反正，编入该队，分区又委以“新固霸抗日先锋支队。张任支队长，人枪发展到各二百左右。一九四三年春，分区派原29团总支书记吕绍增到该支队任政治主任。
原分区司令部管理股长王子卿，是新城县小韩村人，与新城汉奸王凤岗是同乡同学，当时曾设想通过王子卿同志争取王凤岗，于是派王子卿同志组织新固涿抗日先锋支队。王凤岗已成铁杆汉奸，争取工作落空，但却组建了一百多人和一百多条枪的队伍，王任该支队支队长。
霸县辛店人郑敬智，抗战前为该镇经纪，兼营棉花加工业，社会联系广泛，三教九流，均有所来往。抗日战争爆发，他组织了一支百十人的队伍,分区给了他们警备第三营的番号,郑任营长，还给他们补充了一些人和武器。十分区的干部战士留传着郑敬智不少的笑话。说他一次指挥战斗时下的命令是:“前面发生敌况、一二三班摆列开，筛(扇)他机枪两梭子,营部跟我走,丢了我不管。”“统一战线”和“封锁线”两个词他也分不清,把破坏敌人封锁线,说是“破坏了一条统一战线”。把建立统一的新中国，说成建立“统一统的无花果”。
这些话也可能群众有所夸张，但郑敬智确实有不懂装懂乱用名词的特点。群众送他一个绰号“统一统”。一提”统一统”十分区的干部便人人皆知。他坚持抗日，尊重领导，又为人和气，故人们对他的印象不错。一九四一年十分区为敌控制后，警三营分编到x力，郑到机关工作，一九四三年春从北岳区回分区，领导考虑到他在坝县北部地区有较广泛的社会联系，令其组建永安坝抗日先锋队，该队发展到六十余人。
以上三支抗日先锋队，与东进总队有所不同，其成员多来自农民没有那种勒索群众的流氓行为，但地方观念强，有的头头以抗日之名行土著之实，眼睛向上，八面讨好。这几支武装战斗力虽不强，但在镇压敌特争取伪军伪组织及配合主力作战、坚持对敌斗争上都是有贡献的。
一九四三年九月新固涿抗日先锋支队采取里应外合战术,攻克新城县肖官营据点，俘获人枪各三十余。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配合中心地区的反”扫荡”，攻克固安县大王马据点，俘伪警二十余人，缴枪二十余支。
外围武装中最活跃最突出的一支是分区手枪大队，大队长叫裴兆福，永清县马家场人，一九三八年在我独一团任传达长,由于个子矮,群众称他“裴小个子”，枪打得准，胆大心细。十分区东部地区被敌控制后，分区给他的任务是:组织手枪队，专门打击敌特和化装袭击敌人。该大队发展到人枪各四十余。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三日，他们化装袭击坝县马坊据点，俘伪军小队长以下二十一人，缴枪二十三支。一九四三年十月，四名队员在信安镇乘上公共汽车，中途击毙日军军曹一人、宪兵二人;同月，在永清至后奕的公路上化装截敌汽车，毙日军特务系长，俘日汪特务蔡阴培。
外围军中还有一支三十余人的回民小队。永定河两岸有不少回族同胞，积极要求抗日。抗战初期建立了回民大队，一九四一年春回民大队由马玉如同志率领编入马本斋同志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成为该支队第三大队。一九四三年春，分区又派回族干部赵义龙建立了这个回民小队。可惜在一九四三年冬敌对永定河两岸“扫荡”时，该队大部插枪，隐匿而溃散。
六、对外围军的改造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对待外围武装方面尤为明显，当我们的政策正确时，他们绝大多数能团结在我之周围共同抗日，当我们的政策失误时，他们则纷纷逃离，甚至走到敌人方面，
对待外围军的基本政策是:
疏导，就是对这些人要求不能过高过急，要因势利导。否则必定失败。
要有宽有严，宽严并举。过宽，则纵容了他们的勒索行为，使群众怨恨，说什么“日本人养白脖，八路养便衣队。"过严，又会使他们离开我们。宽严的程度也要随斗争环境的变化和他们觉悟的提高而不断变化。宽严适度，也是很不容易掌握的，这要有领导的艺术。
利用他们的特点去破坏敌人，使敌人的“治安区”不治安，“大东亚新秩序”无法建立。
宣传抗日政策，提高他们的民族觉悟。这是最根本的。实践证明，他们中相当一部份是能够接受教育，变为民族革命战士，甚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
利用他们固有的“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信条，建立社会秩序减少他们对群众的危害，也是不可少的。
当对他们加委使之成为我之外围军前，必须明确使之遵守的三条这约法三章是上述原则的具体体现。第一，抗日，给八路军送情报，掩护抗日人员;第二，划定各自的活动地域,在有抗日政权的地区内不许绑票，但可以“养秧子”(绑架来的人质)，允许其到老敌占区掏那些汉奸、亲日份子和豪绅地主;第三，听从我之指挥，准许我派干部定期前来上课。这三条约法，当时谓之“给黑的带上笼头”。这样就相当的约束了他们对群众的危害，而把其破坏性引向敌人。当他们违犯这三条时，我们则给予处罚。遣散黄久征的东进支队就是因为他们不执行这三条，且屡教不改。黄支队的遣散，使其他外围武装普遍受到教育。
在遣散东进支队时我们摒弃了抗战初期用过的把头头杀掉的办法，当他们交枪以后，进行了必要的教育，让其各自回家，特别是对黄久征，不但未杀且发给他手枪，这样作的结果对团结其他外围军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为了团结改造外围军，还必须适时地打一些胜仗，显示我军的力量,使他们更加相信、依赖于我,听从我的指挥。一九四三年春瑚琏店战斗正是为此而组织的。
安次县调河头据点，组织了一个日、伪，特的联合快速“讨伐队”，几十人全部骑自行车，只要获悉我小部队的行踪，就迅速奔袭，对我小部队活动威胁很大，便衣队更是惧怕。为了打击敌之气焰，教育便衣队，我以两个大队(连)的兵力(分区特务大队和43区队一个大队)，在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指挥下，在瑚琏店打了个村落伏击战，毙日军小队长以下十余名，其余日伪军狼狈溃逃，我缴枪数十支，自行车十多辆。战后召集东进总队的大队长开会，将缴获的胜利品奖予表现好的单位，对报假情况的x大队长进行了批评，暂时收回委任令待改正错误后再行发还。这样就鼓励了好的，教育了差的。
要改造外围军，就必须派干部进去。而派干部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慎重从事。时机不成熟，他们不欢迎，派去的干部也无法工作，故这件事也不能急燥，需要等待时机。派去的干部也需要认真选择，要选那些立场坚定并有较高的政策水平、作战勇敢的同志。43地区队为东进总队曾派过不少干部。到外围武装去工作是件艰巨的务,不具有坚强党性的同志是不愿意去的。李大卫、曹玉振、吕绍增，王子卿、刘荣波等同志都较长时间的在外围军工作，他们在团结、改造外围军的工作中为人民立了功。王雨田、朱万福、魏宝堂、曹枫、缑长江等同志，在带领外围军作战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怀念。
要外围军靠近主力部队活动,由主力部队带领他们作战,以培养他们的良好作风，更是不可缺少的。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二日奔袭津西杨柳青、震惊了天津的战斗，是由43地区队和东挺支队共同完成的。一九四四年二月，35区队和东总一大队在薛庄伏击白沟镇出动之伪军，俘伪大队长以下二十余人。一九四四年八月,在坝县桃园，43区队2大队、三联县大队、东挺支队协同作战，歼铁杆汉奸柳小五一个大队。
一九四四年夏季以来，十分区形势发展很快，两面政权发展为抗日的一面政权，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迅速扩大，由三个联合军发展为五个联合县。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一九四四年秋全部外围军升编为主力部队和县大队;分区武装由一个地区队和三个县大队扩编为两个地区队五个县大队;东挺支队大部和新雄坝抗日先锋支队及手枪大队编入35地区队，曹玉振、张永福分别担任了正副区队长。东总一大队、新固涿抗日先锋支队编入了43地区队，王子卿担任了该地区队参谋长。永安坝抗日先锋队编为新雄县县大队，郑敬智担任了大队长;东挺支队的另一部编入了新固县县大队。一九四五年八月这些部队又都升编为主力团。这些部队在对日反攻作战中，和以后的解放战争中，都是能攻善守、战斗力很强的人民军队。
一九八四年七月
作者注:本文系根据档案材料和部分同志回忆的情况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