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30日,当时《解放军报》以“军内外同志对船形帽有意见”为题,刊登了三封战士来信。
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三封信一经刊载,就和捅了马蜂窝一样,很快战士们一封信接着一封信陆续都递到了解放军报,都是反映船形帽问题的。
有关船形帽的问题后来争论了四年,一直到1959年才正式取消了配发,争论这才告一段落。
那么这其中到底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一要讲船形帽的配发,就要从55式军装说起。
应该指出的是,在过去革命战争中,我们人民军队虽然也有自己的军服,但是局限于环境以及地域,很难统一,不仅军装样式不统一,就连颜色也是五花八门。
1946年6月中原突围,李先念率领第二纵队向宣化店西北方向撤离时,曾碰到了突围的第一纵队警备团,因为身上军装不一样,差点闹了误会。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曾正式换发过50式军装。整体样式与风格极大的参考了苏联军装。当然,也因为推出的很仓促,所以50式军装自从下发以后,就处在一个不断的改进过程中,当然这其中也有抗美援朝战争因素的影响。
不管如何,50式军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按军种、级别,分性别、用途、季节,在全军范围内统一了军服式样。
到了1953年,情况又有了变化。
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而我们人民军队经过几年建设,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条件,加上即将准备授衔仪式,所以重新设计新的军装就成为一个当务之急。
1953年,中央军委曾专门指示:
“尽快在全军推行军衔制,要求全军配合军委完成军服的设计工作。”
当时,全军都积极响应了中央号召,积极报送自己设计的新军装的样式,军委还为此专门成立了55式军服改革工作组,由贺龙担任组长,负责具体工作的是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的洪学智,后来又增设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
也许是心情激动,各大兵种都想让中央按照自己提交的方案设计军装,甚至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将领认为,应该增加民族特色。
陈赓将军那时正领导哈军工积极参与军服设计,一听说还要增加民族特色,气得站起来反驳:
“我军军服的设计,还是要结合实际情况的嘛。要说按照民族特色来设计,难不成咱们一人插上两支鸷尾翎,四面护背大旗,那就民族化了吗?”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55式军装在设计方案上,仍然极大的参照了苏联军服的特色。
比如采用的船形帽。
1955年5月20日、8月5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两次审核55式军装,并提出改进意见。
第二次审核时,毛主席就被仿苏联式的船形帽深深吸引:
“你们说船形帽好吗?”
站在一旁的贺老总回答:
“世界上多数国家军队的战士都戴船形帽,它的好处是观察目标时不影响视线,戴钢盔时还可以当内衬。”
从贺老总的话也不难看出,他是比较支持船形帽的。
见贺老总支持,毛主席也没说什么,只是嘱咐了一句:
“你们都说好,那就戴船形帽吧。但是军衔和服装的材料都要用国产的,要立足于我们自己。”
二毛主席之所以一定要强调服装材料要都用国产,主要也是因为55式军装从款式上去看,虽然有我们自己的元素,但苏联式样的风格非常明显。
不过,在当时,55式军装还是博得了很多人的青睐,包括后来周总理征求各个民主党派人士意见,也基本上只是一些小的细节修改,其他均无大问题。
1955年9月16日,国务院正式通过了新军装的报告,并定名为1955年式(简称55式)。
更换新军装以后,战士们普遍兴致很高,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让许多人苦恼。
当然,其他的一些问题虽然也不利于日常工作生活,但战士们至少都能忍受,唯独对船形帽是最不能忍受的。
一个比较集中的意见就是,船形帽并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念。
因为根据规定,船形帽规定是要向右歪戴的,帽沿距右眉一指宽,距左眉二指宽。但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历来是不习惯歪戴帽的,歪戴露出左边半个光头就更加难看。
不过,这里要解释一下,船形帽之所以在世界各国军队中较为常见,并不是因为戴着漂亮,而是因为它的实用性。
船形帽没有帽檐,不易遮挡视线,所以便于士兵在战场上观测,而且天热时戴着也凉快,出汗时还能摘下来擦汗,戴钢盔时也因为没有帽檐很方便,也正如贺老总所说的那样,还能作为钢盔的内衬。
也因为方便,所以从二战开始,世界各国都陆续作为制式军帽,美军戴过,苏联红军戴过、德军也戴过,德军坦克兵甚至在作战时都不戴坦克帽,而是戴船形帽。
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也受盟军影响,配发过船形帽。
可也因为这个原因,船形帽配发给我军以后,不仅战士们不喜欢,老百姓也不喜欢。加上后来影视剧中,国民党军你女特务一般都是戴船形帽,老百姓就更加憎恶了。
1957年5月30日,《解放军报》掀起了一场有关船形帽的讨论,一下子就击中了部队战士的心声,在当时,几乎每天都有战士写信反映船形帽的问题。
南京部队司令部朱赤大尉写信给军报时也说:
“改革船形帽这并不是少数人的意见,不论在部队和机关里都没听见有人说过船形帽的优点。”
“士兵不愿戴船形帽,他们戴上了就显得没精神,还时常发牢骚;群众看不惯船形帽,征兵时不少青年因为怕戴船形帽不愿入伍,影响了兵役工作;士兵不愿戴,军官就批评,也影响了官兵关系。”
三四○二部队政治处下士唐天祥说:
“为戴船形帽我在部队受过几次处分,为戴船形帽也引起母亲的生气,说我不像个样子,为此我也很难过,我应征入伍服兵役,却没想到为船形帽出乱子。”
三尽管船形帽在一开始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距离真正换掉还是有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中央也一直在研究改进新军装的种种问题,但对换掉船形帽还是有不同意见。
1958年1月13日,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到北京市公安部队视察,在与士兵见面座谈时,大家普遍提到了船形帽的问题。
张爱萍耐心的劝说大家:
“许多义务兵同志对这个问题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这主要是因为大家不习惯,尤其是这种帽子美国兵也戴,大家更觉得不喜欢。所谓“习惯”,那就是久习才能惯的……不论戴什么帽子,我们还是人民的军队。我个人认为军人应该执行国家的规定。我军的服制是经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国家要我们戴这种帽子,就应该戴。希望同志们不要在这些小事上花费脑子,应该集中精力,下功夫好好学习!”
五天以后,即1月18日,国防部发布了关于修改军服以及肩章、领章的命令,但对争议较大的船形帽没有做出改变。
当时,为了推动战士们从心底里接受船形帽,还建议首长下部队视察,也同士兵一样佩戴船形帽。
同年,毛主席号召“军队干部下连队当兵”,不少开国将军首先响应,像许世友、杨得志等一批高级将领在这一时期都下过连队当兵,并有不少戴着船形帽参加训练的照片留下来。
当年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下连队当兵时,就发生过一件趣事。
那时韦杰下到连队以后,战士们纷纷上来希望能合影,韦杰反而要大伙检查他着装上有什么问题,大家看来看去,都没发现问题,后来一摸脑袋,大家才发现,将军是在点他们,因为韦杰头上戴着船形帽,战士们都没戴着,后来部队再集合的时候,大家就都戴上了帽子。
尽管如此,在部队基层,更换船形帽的声音还是不绝于耳。
也因为意见太大,中央考虑再三,终于采纳了战士们的意见。
1958年7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终于规定,不再发船形帽,而是发解放帽,考虑到船形帽尚有较大库存,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仍然决定继续使用船形帽两年,至1960年以后全部更换。
可事实上,更换船形帽的进度比想象的快。
同年秋,彭老总赴大同195师视察,询问战士们对部队建设以及生活的意见,战士们就船形帽的问题发表了不少看法,彭老总当场表态:
“我赞成大家的意见,很快咱们就改过来,还是戴咱们的解放帽,让红星帽徽在我军建设的新时期放射出更加鲜艳美丽的光彩!”
1959年春,经国防部批准,陆、空军士兵夏季改发解放帽,不发船形帽。改发解放帽后,陆、空军士兵一律不再戴船形帽。
当然,之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库存积压的问题,后来也被战士们找到办法解决。
总的办法就是,把库存积压的船形帽全拿出来,通过简单的手工改进,改成挂包小袋或士兵冬常服的上衣兜。后来《解放军报》还刊载《军需工厂节约运动蓬蓬勃勃》《某仓库充分利用废旧军需物资》等多篇文章对此做了推广。
看着像烧饭的大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