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笔者通过陈国大夫辕涛涂的“诈齐”事件对“召陵之盟”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梳理，但这篇文章并没有对齐桓公能够“上当”的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比如，齐桓公作为一代霸主，即使从鲁庄公十五年算起，也已经有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来，齐桓公所经历过的诸侯会盟已经不少，军事征伐经验自然比较丰富，何况身边还有管仲这样的智谋之士，按理不会轻易做出错误判断。
虽然，辕涛涂提供给齐桓公的建议，是出于对陈国利益的考虑。但是，辕涛涂的建议能够被齐桓公欣然接受，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据说，辕涛涂是陈厉公的长子，也即在齐国当工正的公子完的哥哥，是后世袁氏祖先。从辕涛涂的行为来看，他最少应该是陈国的执政卿士，所以才会身处伐楚前线，并心系陈国的国家利益。
辕涛涂为了能够让齐桓公采纳他的建议，显然是做了一番准备的。比如他需要与郑国在这件事情上达成共识，并获得郑国大夫郑申侯的协助。但从这一点的动机观察，可以看到，辕涛涂本人对于齐桓公是否能够接受他的建议，也是有所顾虑的。或者说，增加了郑申侯的附议，会让自己显得更加坦诚可信。
那么，辕涛涂的顾虑是哪些？这些顾虑是否也是齐桓公的顾虑呢？而辕涛涂又怎能打消齐桓公的种种顾虑呢？
首先，齐桓公率领北方诸侯，长驱进入楚国之境，时间已经由春及夏，历时半年。这样长期的南方用兵，难道对来自北方的安全就没有一点顾虑吗？如果没有顾虑，他又是怎样做到的呢？要知道，戎狄当时的实力不但十分雄厚，而且连续灭掉了邢国、卫国，风头正是十足的时候，难道就没有继续扩大战果的战争冲动？如果在客观上存在戎、狄入侵北方国家的可能性，则齐桓公何以能在两线作战并取得胜利？而这样的顾虑，正如《公羊传》的说法，是“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危险局面。
其次，召陵之盟结束，齐桓公准备班师的当下，已经是盛夏之际。从时间节点上看，北方农业地区正是需要青壮年人口的时期，而南方地区却正是盛夏酷暑季节。因此，不论从时令的任何角度看，齐桓公率领的北方国家应该迅速撤回国内才是正途。而绕道东夷，沿海而归，最少要比直接北返的路途增加一倍，所用时间最少得4个月！这样的行军，不但旷日持久，也会因为盛夏的缘故，导致无法预料的行军损失，比如南方的酷暑，比如淮水流域的洪水，比如遭遇未知敌情等等。
第三，从单纯军事经验的角度看，“观兵东夷，循海而归”的建议就很不靠谱。这是因为，这样的行军路线，对于齐国人来说是没有先例的，也不知能不能走通。其次，这条道路上的沿线国家，除了江国、黄国的国君与齐桓公有过接触之外，其他的国家对于齐桓公来说十分陌生。其三，诸侯之师一路行军，最重要的就是给养供给和士兵的疾病管理问题，而这条路线上的国家都很小，不但国家力量有限，而且与北方国家在语言、民俗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齐桓公沿途能不能得到足够的接济，官兵能否适应，都是大问题。如果在这期间遇上敌情，情况可能就会更麻烦。
第四，从军事力量的组成上看，如果齐桓公选择“观兵东夷、循海而归”的行军路线，最多只有鲁国、卫国可以与齐国大军同行，而陈国、郑国、许国就在家门口，应该是不会随同前往的。甚至如宋国、曹国，也应该就近北返，而不会跟随齐国的。如此下来，即使齐桓公最终选择“观兵东夷”的行军路线，则其最多拥有齐、鲁、卫三国之师，故其军事优势会大打折扣。因此，整个军事行动的风险也会更高。
通过以上四点分析，按照常理，作为一个久经战阵的军事统帅，齐桓公是很难被辕涛涂说服的。即使当时的齐桓公已经被“召陵之盟”的虚假成果搞得忘乎所以，甚至的确存在“观兵东夷，一展霸图”的愿望，但是，面对如此复杂而实际的行军困难，应该是不会轻易下定决心的，更不会轻易向南行军的。这也就是说，《公羊传》所谓的“于是还师滨海而东，大陷于沛泽之中”的说法可能是不存在的。
当然，作出上述判断的根本依据还是基于《左传》的记载。因为《左传》明确记载，虽然郑申侯答应与辕涛涂合谋忽悠齐桓公，但郑申侯其实是虚与委蛇。因为在齐桓公答应了辕涛涂的建议后，郑申侯反过来就请求单独面见齐桓公，并向齐桓公进行了揭发。郑申侯当时答应辕涛涂，大概是希望在不影响郑、陈关系的情况下，齐桓公自己就能识破其中之诈。
但是，当郑申侯真的发现齐桓公上当后，还是感到很害怕的。因为从个人感情的角度出发，郑申侯作为郑文公容留下来的楚国叛臣，是不希望北方联盟就此垮掉的。而辕涛涂不一样，楚成王毕竟是陈国的外甥，即使北方联盟垮掉，他照样可以把楚国作为靠山。透过这样的心理分析可知，对于郑申侯来说，如果出卖辕涛涂，说不定还能得到额外的好处。
所以，郑申侯告诉齐桓公：“师老矣，若出于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屝屦，其可也。”按照《左传》记载，齐桓公听罢郑申侯的告密，除了立即醒悟，更是大“悦”！并把郑国的虎牢之地立即封赏给了郑申侯。
其实，从郑申侯的告密之词来看，主要指出的是两点。其一是，如果按照“观兵东夷，循海而归”这条线路东去，大军长期在外，一旦遇到严重敌情，后果不堪设想。其二是，相比于通过陈、郑之间的北返道路，前者缺乏粮草给养的可靠供给，这对于大军来说，十分危险！按照杜预注释，“资粮”就是军队的人马给养，而“屝屦”就是士兵所穿的草鞋。以上这两点，当然都是最致命的。
此外，如果按照上述第四点的分析，不论辕涛涂还是郑申侯，都不会随同齐桓公走“观兵东夷”这条线路。也许辕涛涂当初的想法在于，只要把齐桓公打发走就行，至于能不能走得通，大概是没有想过的。
尤其让辕涛涂悔恨不已的是，他根本没有想过他自以为信得过的郑申侯会告密！同时他也没有想到，齐桓公作为军事统帅，在做出如此重大决策的情况下，是要调查研究一番的。因此读者可以看到，在齐桓公封赏郑申侯的同时，也迅速扣留了辕涛涂。
所以，合理的推论应该是，在齐桓公封赏郑申侯，逮捕辕涛涂的时候，郑国之师和陈国之师都还没有回国，因此齐桓公的大军，也没有真正启程。
如果齐桓公的大军还在召陵，则对于辕涛涂来说，岂能仅凭郑申侯的一面之词就把一位尊贵的陈国大夫拘禁起来。因为，你没有真正走过的路，凭什么说就一定走不通呢？所以，齐桓公还需要更加扎实的旁证！
这就是江国、黄国出场的理由所在！不然，作为“贯之盟”上的同盟之国，作为“阳穀之会”上的座上宾，尤其作为促成齐桓公伐楚之役的积极推手，凭什么在伐楚大军中没有他们的身影？是江国、黄国害怕楚国的报复，还是另有目的？
比如，齐桓公原本就有“观兵东夷、循海而归”的想法，而江国、黄国的作用，就在于齐桓公“观兵东夷”的道路之间。因此不排除这样的可能，辕涛涂的建议，正是在于他迎合并利用了齐桓公的心思。
所以，这个时候的齐桓公，只要把江国、黄国国君叫来，情况就会很快明确！但是，江国、黄国这两个位于淮水之滨的国家，距离召陵并不近。比如江国，位于今天河南省正阳县，距离召陵大约有120公里左右，而黄国，位于今天河南省潢川县，距离召陵大约有200公里路程。以当时的行军速度，黄国国君到达召陵，最少需要半月之久！而一去一来之间，大约需要一个月。
因此读者可以看到，《春秋》记载，“秋，及江人、黄人伐陈。”这条记载说明，在江国、黄国国君到达后，时间已经进入秋天，所以沿淮水东去的计划是很不现实的。其中原因，就在于淮水正值泛滥期！所以，当齐桓公听到这一确切消息之后，立马对陈国组织了一次讨伐。这次“讨伐”的真正内涵，显然不是要用军事方式打垮陈国，而是要通过江、黄二国提供的证据，对辕涛涂的“诈齐”事件讨个说法。其目的就在于清算辕涛涂的“不忠”！
当然，对于今天的读者，仅仅凭借目前很少的相关历史信息，是很难获悉关于这次齐桓公讨伐陈国的详细信息的。比如，陈国是如何答复的？辕涛涂又是如何自辩的？但是显然，齐桓公这次是把辕涛涂一同押回了齐国，这说明双方并没有就此事达成最终谅解。
值得重视的是，就在同一年的冬天，齐桓公再次组织诸侯之师讨伐陈国。按照《春秋》记载，这次讨伐，时间在冬十二月，参加征讨的诸侯国家还是此前伐楚的阵容，只是缺了陈国而已。这次讨伐，《春秋》用侵字，可见是不宣而战，其目的就在于惩罚！
对于陈国的惩罚，应该没有出现激烈的战争场面，除了辕涛涂就在齐桓公手里这个因素之外，大概还在于辕涛涂在齐国见到了陈完，而兄弟相见，只能肝胆相照，把“诈齐”事件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也就是说，有一种可能，辕涛涂的“诈齐”之举，陈国国君妫杵臼是难辞其咎的！因此齐桓公必须组织“伐陈”，从而对妫杵臼进行必要的惩戒！这也许是新账旧账加在一起算。所谓旧账，就是鲁庄公二十二年，妫杵臼“杀其太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的那件事。
当然，作为惩罚，估计这次“侵陈”，陈国是要拿出真金白银的！这些真金白银，大概是要远远超出当时陈国不惜“诈齐”也要节省下来的那些过境军费吧。
通过以上梳理，有助于更加立体的理解辕涛涂“诈齐”事件的整个面貌。从上述分析中可知，辕涛涂是真糊涂！孔子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这真是至理名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