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僖公五年的新年伊始，对于鲁僖公而言，是他人生的新起点；对于鲁国而言，更是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从鲁僖公的角度看，跟随齐桓公伐楚，前后八个月的征程，让鲁僖公更加成熟了。因此，新的一年，经过战场考验的鲁僖公迎来了他亲政的第一年。这意味着鲁僖公从此就有了对鲁国政局的个人影响力。

对于鲁国而言，这一年的开始，也的确需要一个新的气象！巧合的是，这个新的气象，竟然期然不期然地就来到了鲁僖公的眼前。因为这一年，在冬至之日，正好遇上了朔日，即阴历一月份的初一日。据《左传》记载，“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文中的“日南至”，就是今天冬至的古代说法，而“辛亥朔”就是周历的“正月初一”。类似这样的冬至合朔现象，往往十九年左右才能遇到一次。

为什么说这样的选择是鲁僖公特别选择的大日子？

这是因为，按照近代学者的研究，从这一年开始，鲁国的历法选择与周历统一起来了！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鲁国的历法开始选择了建子。鲁国历法选择建子，意味着鲁国人的正月初一就要比往年提前一个月，因为以前的鲁国是建丑。从统计的角度看，春秋记载中，在鲁僖公五年以前，95.2%的鲁国年份都是建丑，而至此之后，87.58%的年份是建子。之所以不是百分之百，那是因为阴历需要置闰调整的原因。

对于古人，更换历法系统，当然是天大的事情，是非常慎重的。而这样的大日子，如果寄托国君对未来的追求，应该也是合情合理的！其实，在当时鲁国的周边国家，比如齐国、宋国，都还是建丑。所以，鲁国从这年选择建子，估计还是需要勇气的。

从《左传》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一天鲁僖公来到了“观台”之上。观台，是一种在四四方方的高台之上，建有屋舍的一种建筑，也叫象魏。在观台之上，鲁僖公除了视察工作，应该还进行了一番实际体验，比如看看什么才是“日南至”，究竟是如何测出的，等等。

但是，对于这一点，《春秋》是没有记载的。阅读这年的《春秋》，第一句话便是“五年春”，紧接着就是“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并没有这次视察“观台”的记载。

但问题是，在《左传》中，却提到：“而书，礼也。”据以往《左传》的解释惯例，这里的“书”之所指，一定能够在《春秋》中找到对应记载。故而推测，或者《春秋》这一年的记载出现了脱漏，或者因为某种原因，《春秋》没有录入，而《左传》记载的如上出现，应该是根据留存的史料。

虽然不论是《春秋》还是《左传》，都没有显而易见的证据可以证明，这年的鲁僖公做出过一个大胆的决定，即把鲁国的历法从建丑改到了建子。但是从近代大量学者的研究结果，以及从《春秋》《左传》的记载分析可知，这一年的鲁国的确发生了这件事！所以，我们需要从此对鲁僖公刮目相看了！

值得重视的是，这年的《左传》，记载了“凡分、至、启、闭”。按照古人注释，分就是春分、秋分，至就是夏至、冬至，启就是立春、立夏，闭就是立秋、立冬，合起来就是八个节气。这至少说明，在春秋时期，中国已经有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这八个节气，虽然距离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还有一定距离，但中国的阳历系统已经相当完善了。

《左传》在八个节气的说明之后，还加了一句“必书云物，为备故也”。这就是说，古人在每逢这些节气的时候，都要登上观台“望气”，并记载当时的天气现象。用今天的思路来说，就是每逢节气之日，要记载观台上看到的天空“云物”景象。因为这些景象将预示着未来的吉凶祸福，只要妥善预备，则可逢凶化吉。

当然，通过这年的《左传》，读者也能意识到，《春秋》和《左传》中所记载的春、夏、秋、冬四季，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具有清晰划分界限的季节还是有距离的。比如，如果鲁国历法从这一年开始建子，那么鲁国的正月，即周历的正月，正在隆冬季节，距离立春还早着呢。但是，阅读《春秋》《左传》可知，在记载习惯上，一年的岁首，不论这个月是冬天还是春天，都会加一个“春”字。比如这一年的“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从时令上看，应该是“五年冬，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才对。

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春、夏、秋、冬作为季节的名称，并不自然而然就属于中国传统阳历的节气内涵，上述“分、至、启、闭”这些阳历系统的节气节点也并没有与春、夏、秋、冬相联系，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样的名称应该是我国历法在不断完善和成熟之后才有的叫法。

因此，春、夏、秋、冬，虽然与时令有关，但更有可能是服务于国家管理秩序的一种对时间和日期的管理方法，所以周礼才有了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的安排。

也许，只有想通了这一点，再阅读《春秋》《左传》时，才不至于对时令有关的记载感到深深的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