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献公让士蒍

历史上的所谓谋士，按照中国的传统道德标准，基本上都是“小人”一类！比如晋国的这个士蒍。

小人的特点是唯利是图，没有下限。所以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小人之所以成为小人，不光是做人的品德低下，他还有一个更加突出的特点，这就是“能说会道”。而恰恰是因为能说会道，善于包装“观点”，于是很多人就会被小人的虚伪言辞所迷惑，并陷入其中。所以孔子说，君子讷于言敏于行！

《左传》鲁僖公五年记载，晋献公让身为大司空的士蒍负责为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筑城。在筑城过程中，夷吾发现夯土中加入了木柴之类，质量不过关，所以就告到了晋献公那里。晋献公找士蒍说明情况，士蒍为此说出的一段话，其中有诡辩，也有缺乏道德底线的拨弄是非，更是存在缺乏逻辑的诿过于人。一句话，统统是典型的小人伎俩！这段话的原话是：

初，晋侯使士蒍为二公子筑蒲与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诉之。公使让之。士蒍稽首而对曰：“臣闻之，无丧而慼，忧必雠焉。无戎而城，雠必保焉。寇雠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不敬，固雠之保不忠，失忠与敬，何以事君？《诗》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退而赋曰：“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適从？”——《左传》

为什么说这段话首先是诡辩？从一般道理上看，让士蒍负责筑城，士蒍的首要责任就是把城筑好，把质量管好！但你看，在筑城质量有问题，被公子夷吾投诉后，士蒍竟然不是第一时间承担起责任，改进质量，而是反倒指责起晋献公来！说什么“无丧而慼，忧必雠焉。无戎而城，雠必保焉。”大意就是说，晋献公给重耳、夷吾筑城，不但是无事生非，更是惹是生非！雠这个字，就是自己的对立面、对手。因此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家中没有死人，你就伤心起来，那保不齐伤心的事就会来到；国家没有敌人入侵，你就筑起城来，说不定你的对手就会利用这一点。因此在士蒍看来，晋献公让自己筑城，纯属自寻烦恼，用得着保质保量吗？

我是不太相信士蒍这样的人，敢于如此顶撞晋献公的！因为士蒍这样的谋士，就是食客，没有晋献公的喂养，他们是一天也生活不下去的！所以应该是没有勇气去直言顶撞晋献公的。何况，士蒍的话一点也没道理！因为，像晋国这样的国家，在扩大地盘后，建立稳定的城邑作为军事据点，保证疆土巩固，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理性的。所以，不论是在重耳所领的屈地还是在夷吾所领的蒲地，建筑城邑而守卫之，是天经地义的，晋献公是根本不会考虑重耳和夷吾会不会造反这个问题的。所以士蒍的担心，如果不是居心叵测，则就是毫无底线的诡辩！

但是士蒍和历史上的所有小人一样，其无耻的程度是超乎想象的！因为你看这年《左传》中的士蒍，通过上述的诡辩，竟然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忠诚敬业的模范来！“守官废命不敬，固雠之保不忠，失忠与敬，何以事君？”实在不知道，士蒍这样的话是怎么说出口的！司空的职责不就是筑城吗？抓好晋国的建筑事业，不就是司空之“命”吗？为什么现在筑城质量出了问题，士蒍反而能把自己包装成忠于国君呢？难道士蒍是算命先生？代替了卜偃的工作？早就知道重耳与夷吾要造反吗？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士蒍也绝对不会是先知先觉，更不可能预测到“三年将寻师焉”。如果士蒍真敢于在晋献公面前这么说，那说明士蒍就是一个典型的拨弄是非的坏人！世上哪有一个外人，一个臣子，在国君面前，在父亲面前，说他的国家将要被分裂，他的儿子将要造反的？同时，如果晋献公是这样的国君，这样的父亲，那晋献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而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和一个让晋国崛起的晋献公，是完全不相容的。因此，士蒍的这番话，大概更多的是战国策士的附会，而这里的晋献公，更像是一个被那些后世策士们当作靶子进行编排之人。

当然，事实也证明，重耳和夷吾也绝没有造反。如果上述事情，即在筑城过程中夹杂木柴的事件是真实的，则可派生出另一个判断，即士蒍与骊姬是同路人，或者士蒍就是一个被骊姬收买了的二臣！因为只有这样，士蒍才会跟着骊姬去实施“尽逐群公子”计划。否则，一个大司空，凭什么早早就给“群公子”使坏？并能够躲过晋献公的盘问！除非，在这场“尽逐群公子”的阴谋中，士蒍与骊姬本就是合谋者！

除了可能性之外，士蒍这段话的另一个漏洞，就在于语言前后思想上的矛盾性！比如“《诗》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这句话，就与前面士蒍的主动在筑城一事上寻求防范重耳和夷吾的行为逻辑是矛盾的。既然士蒍能够认识到“怀德惟宁”，为什么会拨弄晋国公室内部的是非？既然士蒍认识到“宗子惟城”的重要性，为什么还会参与到“尽杀群公子”事件，并在“尽逐群公子”的阴谋中主动配合？这都是没有道理的！是前言不搭后语的。这说明，这一段话，多半是后人设计出来的谎话，但其中又夹杂着一定的历史真实！而这，也是各种高发谣言的基本套路。

根据这段《左传》记述中的最后一句话，大概士蒍的诡辩并没有完全被晋献公接受，故而士蒍才会不无焦虑且又无奈的叹息道：“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意思是在晋国，不但身穿各种狐裘的大夫众多，而且就像是有三个国君似的，不知道该听谁的，所以自己很委屈。

士蒍的这种说法，是典型的诿过于人，更是典型的小人心思。因为在他那里，没有是非界限，没有道德立场，有的只是谁的官大就听谁的，谁施加的压力大就听谁的，谁给的好处多且近在眼前就听谁的。

历史上，人们对这里的“三公”究竟指谁是有分歧的。有的说三公是指晋献公、重耳和夷吾，有的说这就是一个大概之说，并非具体所指。依我看来，三公所指，应该是指晋献公、太子申生和骊姬。因为只有这三个人，在当时的晋国，才具有相当于“公”即国君的影响力。而这里的抱怨应该是指，除了晋献公的压力，他还承载着骊姬的压力。这就是士蒍首鼠两端的原因！

士蒍，在《左传》中就是一个反面人物，也是儒家所极力贬低的那种人，即小人！小人的特点，就是唯利是图，就是没有道德约束，因此他们做事的方式方法也就没有了约束和边界。而正是由于没有了约束和边界，小人们的思想是放飞的，也是天马行空的，所以办法就更多。但是，真正留在历史长河中的小人，却不光是唯利是图，也不光是没有道德约束，更多的是，小人们有敏捷才智，也有巧舌如簧，所以才能把他们的罪恶兜售给那些有权力的人，并把罪恶目的用一套蛊惑人心的言辞包装起来。

在晋国，有士蒍这样的“小人”，也有骊姬这样的“女人”，那真够晋国喝一壶的！

所以，孔夫子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