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应”的理论，一般认为出自董仲舒（由他进行理论论证）。

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朝廷下诏征召人才。40来岁的董仲舒响应号召，给汉武帝呈上《天人三策》，得到了武帝的赏识。

《天人三策》围绕三个问题进行理论论述：

第一是“天命”，即所谓的王朝合法性。

董仲舒在论述中表示：谁当皇帝统治天下，是由老天爷说的算。皇帝干得好，老天爷就会让王朝延续。干得差，老天就会降下各种灾害，予以警告。如果皇帝不听警告，任意妄为，老天就会找别的人做皇帝。

第二是有关汉帝国当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即选择哪种学说作为治国理念的基础。

当时，汉帝国内部较为主流的是儒家、道家（黄老、阴阳）和法家三种学说。而董仲舒认为应该选择儒学，但还要注意吸收法家、黄老、阴阳家的长处优点，融汇成所谓的“新儒学”。

第三是教育与选举，即如何吸收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来充实官僚集团。董仲舒对现行的三种官员选拔机制表达了不满：第一种是“郎选”（皇帝的近卫、侍臣只要满了任期就可以升迁为官），第二种是“任子”（高级官员有资格推荐自己的子弟为官），第三种是“资选”（花钱买官）。董仲舒认为，这三种办法选出来的官僚肯定有问题，所以他主张由地方每年推荐人才给朝廷，再由朝廷择优录取。

围绕以上的理论论述，董仲舒还提出了五条实质性的建议：

一是建立明堂，重塑礼制，以约束贵族（尤其是诸侯王）。

二是建立太学，培养官僚。同时从民间选取贤良，吸收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做官。

三是推行“天人感应”学说，让大家认为大汉是天选的政府。

四是限制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

五是以“新儒学”解释儒家经典，建立官方意识形态。

以上五条建议后来都在武帝时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施。不过，对于第三条“天人感应”学说，刘彻只喜欢其中的“君权天授”部分。至于董仲舒将民意等同于天意，声称天降灾异即意味着朝廷的统治违背了民意等内容，刘彻是没有兴趣的，甚至于觉得反感。毕竟皇帝还是不想受到太多的约束的。

正因如此，董仲舒最终未能获得刘彻的重用。

举例来说，有一次，祭祀刘邦的高帝庙发生了火灾，董仲舒立刻“借题发挥”，说火灾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武帝用人不当，放任田蚡、刘安等权贵横行霸道。刘彻知道以后大怒，后来按妄言诽谤的罪名，把董仲舒扔进了监狱。

说白了，武帝刘彻最想要的只是君权天授这套理论，以证明刘家当皇帝是天经地义、不可置疑的。武帝本人虽然嘴上盛赞孔孟儒学，但他内心里其实更喜欢用法家学说来掌控天下万民。

然而，君权天授的理论是一把双刃剑。既然君权天授，那么“老天”（上天、苍天）就有权力“管束”和“压制”君权，因而既会降下祥瑞（赞许皇帝），也会降下灾异（警告皇帝）。

这一点，皇帝可能不喜欢，但朝野上下的知识分子却很喜欢，他们因此而具备了褒贬现实政治的权力，进而可以借用上天的权威来约束皇权。

“天人感应”的这种双刃效应在武帝刘彻死后迅速表现了出来。

据说，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各地出现了很多“异象”。比较突出的是：泰山之上有一块巨石莫名地立了起来，长安上林苑有一棵枯萎多年的老柳树竟然长出了新芽。

面对此新闻热搜，董仲舒的学生、符节令眭弘跑去跟汉昭帝说：“陛下不好！石头与柳树是草民的象征，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这是老天爷通告世人：将有其他人成为天子。所以，陛下应该昭告天下，寻找德行兼备的人，然后把帝位禅让给他。”

可想而知，汉昭帝听了眭弘的“耸人言论”，怒火会大到什么程度。

据说，眭弘的“阴谋”是想让汉昭帝把皇位让给流落民间的戾太子刘据（汉武帝的太子，死于巫蛊之祸）的后人。这当然是痴心妄想。

最终，眭弘被处死。然而，此类借用“天人感应”理论“干涉”皇权的胆大之人却越发增多。

到了汉宣帝时期，一位名儒盖宽饶看不惯皇帝尊崇法家理论，于是上奏说：“我们儒学明明非常科学合理，陛下您却非要信奉提倡苛政酷刑的法家学说。这是有悖天理的。您知道吗？《易传》里说过，皇朝更迭犹如四季运转，时候到了就要换季。有悖天理的人是不能强行占据帝位的。”

汉宣帝看到奏折，肯定很想掀桌子。所以，盖宽饶后来被逼自杀。

到了汉成帝时期，有个叫甘忠可的人，写了两本书——《天官历》和《包元太平经》。书的核心思想是宣扬汉帝国的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竟然还有不少人非常信奉甘忠可的这套说辞，其信徒不仅有老百姓，还有官员贵族。

汉成帝

结果毫不意外，甘忠可本人被下狱，在狱中病死。但其著作《包元太平经》却仍在民间流传，其信徒也不断增多。该书一直流传百余年，到东汉时期被修订增补成一百七十卷的《太平清领书》，据说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是受了该书的启发。

对于甘忠可之流宣扬的言论，西汉的皇帝没少下功夫去打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说的人多了，后来的皇帝竟也开始出现了自我怀疑，比如汉哀帝刘欣。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暴亡，没有留下子嗣。18岁的刘欣（汉成帝的侄子）被拥上帝位。

第二年，一个叫作夏贺良的人自称是甘忠可的弟子，他跑到长安对哀帝刘欣说：“汉朝气数已尽，你们刘家人要想继续做皇帝，就必须改纪元、换国号，才能逃过此劫。”

当时哀帝正赶上生病，且久病不愈，身子骨很虚。夏贺良就“借题发挥”，警告刘欣说：“你的上一任成帝不听劝，还杀害了我的老师（甘忠可），后来他就绝了后。如今，陛下年纪轻轻，一直疾病缠身，这正是上天对陛下的警告。只有更改纪年，重定国号，改朝换代，才能让陛下延年益寿，早育皇子。”

刘欣竟然被说服了。很快，他就下了一份诏书，公然宣布：

汉朝建国二百余年，气数已尽。可惜朕无德无能，为了响应上天的号召，现在宣布改元更号。

这是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破天荒地主动承认自己的王朝气数已尽，实属骇人。

然而，哀帝这么做以后，夏贺良承诺的“万事好转”却迟迟不见，民间各种天灾却更加频繁，刘欣本人的病情也不见好转。

对此，夏贺良赶紧推卸责任，说是朝廷的大臣也应该换一批，然后借机向刘欣推荐了几位自己的心腹，让他们接任丞相、御史大夫等要职。

刘欣回过神来，顿时生气，且因气而清醒，随后取消改元更号的诏书，然后把夏贺良处决。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欣忙着为自己听信谗言的愚蠢行径而做各种补救工作。他要把全国被废弃的700多座刘氏神祠重建起来（之前按夏贺良的要求干的）。为了求得先祖的原谅，他还要在这一年里，对着上苍和神祠祷告37000多次。

尽管皇帝在拼命“改正错误”，可朝野间关于“汉帝国天命已尽”的说法则被大大地普及了。 于是，之前遭刘欣放逐的外戚重臣王莽看到了机遇。

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正月，忽然出现了日食现象，亲王莽的政治势力借机掀起了一场为王莽鸣冤的运动。他们声称，按照天人感应理论，日食出现的原因正是哀帝放逐了王莽这样的“贤人”。压力之下，汉哀帝不得不以年迈的太皇太后王政君需要照顾为由，将王莽召回了朝堂。

王莽回归朝堂的第二年，刘欣去世。

在那不久，西汉帝国就走向了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