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24日上午十点，天津市人民体育馆内正发生着一件足以载入国家历史的大事，然而这件事情却并不光彩。

朱德元帅的孙子朱国华，在天津从被捕到被枪毙，只用了短短十几天时间。

朱国华被捕，本身就足以让人震惊了；任谁也不会想到，以他这样的身份会如此顺利地被执行死刑。

然而他本出生于高干之家，刚工作时还赢得了同事们的一致好评，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呢？朱国华究竟做了什么？他的背景又为何会失效呢？

1983年9月24日，总共82名犯罪分子在各级政府人员的见证下，被依法判处死刑，随后被押往刑场执行枪决，整个过程十分流畅，丝毫没有拖沓。

不论在程序上，还是罪行审判上，都没有太大的难度。

说是大事，因为这场审判代表着中央对待违法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说不光彩，是因为这些人在当时给人民群众带来损失的罪大恶极的犯人，各个都身份特殊。

这82人，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几条命案，而他们的身份不是高干子弟，就是富商子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朱国华。

我国历史上，朱姓可是大姓，从朱温，到朱元璋，从朱棣到朱自清，朱家名人可是不少，但对于新中国前期来说，影响力最大的朱家人，莫过于一个人，那就是朱德。

开国元帅朱德的名号可不是一般的响亮，作为新中国缔造者之一，朱德不仅能力超群，而且以稳重、憨厚为群众熟知，有朱老总在，人们的内心都十分安稳。

可战乱的时代，即便是伟人也无法保证家人的平安，朱德的第一任妻子肖菊芳在生下儿子朱琦后便去世了，朱琦从小跟随继母颠沛流离。

1937年，朱琦还被国民党抓去当兵，机缘巧合之下，朱德才得以和儿子见面，本着对儿子的愧疚，朱德将朱琦送到了延安的中央党校学习。

朱琦也十分争气，学成之后随队上了战场，只可惜天妒英才，朱琦不久后就负伤了，只得重新回到延安。

行动不便的朱琦被迫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但好在他的婚姻算是顺利，婚后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

朱老总半生为国为民，心中自知愧对家人，虽然对待朱琦十分严厉，但也是因为特殊时期下，新中国需要革命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对待朱琦就宽容了许多，只要没有太大的原则性错误，朱德并没有过多干涉朱琦一家的生活。

当然，也是因为朱老总后来身体一天天变差，没有精力约束孙子辈的孩子们了。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朱琦的儿子们生活上没有太多的规矩可言，尤其是小儿子朱国华，本来就是最小的孩子，受到的关爱最多，加上特殊的家庭背景，他逐渐把路走歪了。

朱国华上学的时候成绩还是很好的，毕业后马上就被分配到天津铁路局工作，可社会这个大染缸，很容易让人误入歧途。

朱国华家境殷实，又有祖父和父亲的光环，加上他本人长相十分帅气，上学的时候就频频受到女同学的注目，毕业业更成了相亲的香饽饽。

而当时恰逢社会开放，中青年之中盛行自由恋爱，朱国华先后和好几个女孩交往，甚至有几个还发生了关系。

色迷心窍下，朱国华逐渐放荡形骸，心思完全不在工作上，甚至还结交了很多不学无术的高干子弟，整日除了喝大酒，就是搞对象。

最初朱国华也只是停留在花心的阶段，虽然同样不光彩，但也不至于违法乱纪，可随着步步深入，朱国华的行为逐渐过分起来。

广泛而大量结交女朋友之后，朱国华愈发无法满足，有时候甚至同时交往好几个女友，也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渣男行为。

这其中有很多被蒙在鼓里的好女孩，也不乏想要图财图势的有心之人，不是为了从这个朱家子弟身上捞些油水，就是想要给自己安排个工作。

不论如何，朱国华身边从来不缺女孩子，久而久之，朱国华甚至有一种天下女人我都想要的想法，只要见了漂亮姑娘，想方设法都要弄到手。

追名逐利的女孩子好办，只要略施好处就行了，可也有很多内心忠贞，不愿意出卖内心的，而对于这些不配合的女孩，朱国华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朱国华被逮捕前夕，天津各界都知道这个纨绔子弟的所作所为，朱国华居住的睦南道，甚至被人们称为淫窝。

朱国华的行为也曾遭到举报，但最终大多不了了之，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朱国华背竟太硬，很多女孩一旦知道朱国华身份难免心生胆怯，加上他愿意大方地赔偿些钱财，也就遮掩过去了。

加上当时朱德已经去世了，再没人有那么大的力度制止朱国华，更重要的是，当时社会并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来惩治这种行为。

朱国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并不是特例，当时不仅是高干子弟，甚至很多富二代都或多或少有些胡作非为，这是特定的时代背景决定的。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为了保证我国能够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不受西方制约，中央和地方的心力都在经济发展上，对于治安也就管理不够。

但一切发展都是有代价的，在西方经济资源倾入的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奢靡的资本主义价值观。

价值观不会对社会造成直接影响，却能让群众的心态发生变化，从最初的朴实肯干，突然面临大量资本充斥，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内心受到了冲击。

而缓解冲击的办法就是放纵自己的欲望，这时候很多普通人都走上了涉黑道路，而家中有些底子的难免沉浸在酒色财气之中无法自拔。

当时，我国国内待业人员达到了恐怖的两千万，而这些不乏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社会中的钱无限膨胀，但没有工作的人也不少，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些人拿着本不属于他们的资源，做着违法乱纪的事情。

这些无所事事的人们，整日混迹街头打砸抢烧，甚至一度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让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当时的黑恶势力不仅仅是违法乱纪，而是严重的扰乱的公共治安，唐山菜刀队就是其中的典型。

一群挥舞菜刀的歹徒，四处打砸抢烧，调戏妇女，仅在1983年一年之内，就十三次去到居民家中砍人。

在邓小平前往秦皇岛途中，这些菜刀队成员从路边闯出，强行逼停车队，胆大包天地向邓公伸手拿钱。

这显然已经对国家领导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危急时刻，已经来不及调动军队，还是由唐山市市长出面，混乱才暂时被平息下去。

由于情况特殊，这批菜刀队的成员并没有马上受到惩罚，可这群混混居然不知好歹。

他们十分嚣张地对着邓公的车队高声喊话，“这次是给市长面子，不是给北京面子。”言下之意居然是知道车上载的是中央干部，但这群人丝毫没有畏惧。

即便如此，邓公仍然保留着最后一丝克制，因为当时我国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必须尽可能把所有力气放在经济发展上，对这些扰乱治安的歹徒，只能慢慢惩治。

但事情很快超出了中央的预计，1983年6月16日，呼伦贝尔盟喜贵图旗，近十名年仅十几岁的社会青年酒后闹事，居然杀害了二十多人，其中甚至包括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童。

相似的情况还在全国各地发生，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经济发展一度成为全国先进典型，但随之出现的大量犯罪案件，也在全国数一数二。

大量带有黑社会标签的团伙肆虐在广东街头巷尾，红花会、青龙帮、小刀会等等，他们打着响亮的名号，做着各种上不来台面的犯罪行为，也造成了大量的凶杀案件。

这些犯罪行为引起了中央重视，邓公也明确指出，新中国在发展中允许出现问题，但发现问题必须尽快改正，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重从快从严，就这样，一场严打就此开始。

1983年严打共分为三个阶段，仅在第一个阶段就抓捕了一百多万人，他们主要是无业游民，生活窘迫，而且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只能走上犯罪道路。

严打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对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进行惩治，其中就包括朱德孙子朱国华。

朱国华是其中的典型，却不是唯一一个，开国上将陈再道德儿子陈冬平，伙同几个流氓强奸了数名良家妇女，其中有几个不堪受辱选择了自杀，陈冬平最终被判处死刑。

类似的事情在当时来说并不少见，经统计，被判处死刑的有两万多人，其中高干子弟不在少数。

虽然有很多相似案例，但在审判朱国华前期，仍然经历了很多波折，主要原因就是朱国华的身份太特殊了，首先朱德的名号就已经无人不知了。

朱国华犯罪事实确凿，但朱德作为新中国的奠基者，即使当时他已经过世，仍然应该适当考虑其家人的心情。

因此朱国华的案件一再上报，最终送到了邓公手上。此时邓公也拿不定主意了，理智地说朱国华罪该万死；但面对昔日战友的孙子，邓公考虑再三，决定去找另外一个人做决定。

这个人就是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于是大量资料连同邓公的汇报文件交到了她的书桌上。

但最终康克清给出了自己的回复，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同意死刑，新中国是由老一辈具有崇高理想的人建立的，他们对于新中国的需要也从来没有任何迟疑。

据说朱国华死刑之后，康克清曾对自己的司机提起过此事，老人十分淡然地说了朱国华被判处死刑的事情。

司机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只能轻轻的问道，“您，在判决书上签字了吗？”

司机的本意是想问问康克清本人的意思，在严打的背景下，朱国华很难逃过一劫，但其实只要康克清不同意，事情或许会有一丝余地。

可没有想到，听到司机提问的康克清竟然有些愤怒，“只要是犯了法，就要接受审判，签不签字有什么不同！”

即使面对朱国华的生死，康克清仍然从现实出发，没有任何徇私舞弊的想法，我们为朱国华感到叹惋的同时，也对康克清心怀崇敬。

老一辈的革命者就是如此高尚，朱德生前也曾嘱咐家人，不论是谁，只要犯了错，就要按照法律惩处，如果是碍于什么关系，就在报纸上脱离所谓的关系。

当时的中国还有很多封建保守思想的残余，断绝关系这样的说法，恐怕也只有朱德这样的忠贞的共产党员才能说得出来了。

如今，我们的生活基本不会受到黑恶势力的威胁了，即便富二代、官二代行凶，也只是道德败坏的个别现象。

社会昌明是新中国发展到今天的重要成果，这其中也蕴含着人民群众的惨痛经历，我们只能内心期许未来永远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当年的严打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虽然有效却并不是常态，面对黑恶势力，我们必须有适时适地的更新法律法规，有行之有效的治理办法。

幸运的是，我们正在拿出这样一套举措，从2018年开始，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这是多年以来，我们第一次将打击黑恶势力当成一种常态化、专项化行动。

2021年，我国由打黑除恶转变为了扫黑除恶，标志着我国誓要将黑恶势力一扫而空的决心。

仅仅三年，全国打掉黑恶势力三千多个，抓捕罪犯二十多万人，同年3月29日，北京召开了扫黑除恶表彰大会。

打击黑恶势力不再是亡羊补牢，发现问题才解决，而是将资源集中，发现苗头就拔掉，看见障碍就扫清。